其实，不仅是管仲脱颖而出，当时无数有贤才的士人，在春秋争霸的土壤里，也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必非得是波斯猫。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这是管仲关于称霸的语录。按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做大做强，首先必须争夺人才。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举也开了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一批有志之士，纷纷成为王侯公卿竞相招揽的对象，他们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成为春秋时期各国谋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后来，养士甚至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战国时，养士之风愈演愈烈，达到**，只要是有实力的国君或权臣都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像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就是以养“士”众多而著称的“战国四公子”。

春秋时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飞黄腾达？我们还是从管仲身边说起吧。

主管齐国经济工作的甯戚被发现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传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详），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时期莱棠邑（今青岛平度）人，一说卫国（今河南境内）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六年（公元前680年）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

甯戚虽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还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过平民有了知识，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所以还未得志之时，已名声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来。

管仲的车队寻到了甯戚的安身之处——一处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亲自上前叩门，门开了。“请问贵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脑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问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时礼法尚严，甯戚在卫国是“庶民”，所以要自称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门，想与先生交个朋友。”

甯戚长揖作礼，管仲见其不卑不亢，举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命随从将饮食酒肴搬入，就在甯戚家中边吃边谈。屋内极狭窄，众随从只得在门外休息，惹来一众村夫围观。门外人声鼎沸，甯戚却充耳不闻，意态安详。

管仲有心而来，于是开门见山，问道：“正要请教先生，齐国百废待兴，应从哪一方面入手呢？”

“治国纲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筹谋，甯戚不敢忝言，只从一些末技来谈吧。”甯戚本有统筹全局的宏论，却怕时间仓促，难以细谈，而且他要用一些时务实用之学，来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齐国，就听闻百姓交口称赞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夺农时，改公田为赋租，实在是安国富民之策，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区区数年，齐国将粟米满仓，民众繁衍。但粟虽为固国之本，但还不足以使民众安居乐业。”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说，“百年之前，农夫使用的农具是木、石所制的耒、耜之类。农夫一户只能耕种百亩（约合今三十亩），亩收四斛。后为铸铁发明，价廉物美，用于农具后，农夫一户可耕种两百亩（约合今六十亩），亩收十斛。人口繁殖后，自然又有了余力开垦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农夫不遗余力，外民迁入。可数十年后，齐国已无可开垦之地，民多地狭，岂非乱之源？仲父不可不虑。”

“哦？请先生畅言。”管仲仔细聆听着。

“此时应奖励农夫不离乡土，谋求副业。近海之滨的蓬莱一带，渔获丰盛，可使民入海捕鱼而向国库纳海租。而在营邱之带，夏秋高热少雨，可煮海为盐。故近海之男，可为鱼盐之业，内陆之处，应使之育养六畜。我观齐国六畜之种，不如关中、河北之带的肥壮，可遣商贾前往引入种群，逐步改良。”

原来甯戚的观点是在农业之外，另开辟副业生产。

管仲发现甯戚在经济方面很有见地，有心向齐桓公举荐，于是问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说：“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国破之后，人为藏获（即战俘奴隶），没入卫国野鄙，世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为小康，亲授圣王治道。后变卖家产，作为旅资，命甯戚行游各地，留意山川形势，民生风俗，期待日后为明主所用，光复家声。前年甯戚远游回家，方知先父已经贫困病逝，家徒四壁，栖遑孤独。后闻齐国礼贤下士，今日得见仲父，可见此言不虚。”

试问千百年来，天下多少君子贤才，有大智慧而无小机运，徒然埋没乡间，而身在高位，识见不能谋其政者，则误国误民。甯戚出身贫贱而志存高远，比照自己曾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体会个中滋味，于是修书一封，让他去找齐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旧穿着短褐单衣，驾着牛车，怀端管仲的荐书直入齐都临淄。他边走边想：自己出身低微，虽获管仲赏识，却不知齐桓公是个怎样之人，若以荐书入禀，即使能获官职，他日岂不被人讥讽攀援富贵？于是打定主意，直奔宫门外，放开嗓门唱道：“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生不逢尧与舜，短褐单衣才至骭。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歌词传到齐桓公耳中，他心想：奇怪啊，一个车夫也感叹怀才不遇，就将他召入。经过交谈，齐桓公确信自己淘到了一块真金，于是任命甯戚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当时的齐国虽地广、资源丰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又是极有潜力的领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数十年后，齐国农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为国家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管仲死后，甯戚接任相国。

这就是甯戚的才能，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诸侯大夫相比，他们可以一无所有，但他们只要有一条就足够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说代表了春秋时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点：有能力，没负担，有自由。当时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这决定了他们可以东奔西走，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齐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频繁流动。有才能的士人择主而事。谁赏识他们的才干，谁给的报酬待遇高，他们就为谁效力。合则留，不合则去。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为国死，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也并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于家庭出身、个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从春秋到战国，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崛起，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级的士，投身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兴旺发达；离开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内外交困。正所谓“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衅魏魏伤。”（《论衡·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