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史迪威六十一岁的生日贺礼，他所统帅的中国远征军攻下了战略要地坚布本，令他十分高兴。这些赢得胜利的下级官兵为表示对史迪威的敬意，在荒山上，“居然做了一个巧克力大生日蛋糕，糖霜上写着‘乔大叔生日快乐’的字样。蛋糕放在大树下的一张行军桌上，给他的生日增添了不少气氛。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毛衣，用刀把蛋糕切开，分给列队从他面前走过的官兵们”。
马歇尔将军收到史迪威的求援电文之后，很快就征得罗斯福总统的同意，于三月二十日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颇具分量的电文：
缅北形势已达重要阶段，此情势可有利于吾人，但若吾人不能把握有利之时机，则亦可予吾人以甚大之不利。
中国军队已在雷多公路给予日军以严重之挫折，阿拉干海岸之英军，亦已对骚扰我方交通线之日军，予以严重之损害。曾受良好训练之英国长距离突击队，已由美方空运至克多附近，建立坚固据点，敌人飞机被毁之数，亦已占其在缅飞机百分之二十。在此有利情势之下，如云南中国军队不即采取行动，则日敌将在此劣势之下逐渐回苏，请阁下立命云南华军在此一良好机会之下，与吾人共同合作。
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他主要的抗敌任务是应付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日军，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三军统帅，还必须时时想着未来和他争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他认为日本侵华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遂把他的大部嫡系精兵用于封锁在陕北、华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以及在华东的新四军。因此，他手中的部队是难以应付这不同性质的三个方面的对手的。另外，此刻新疆方面中苏关系紧张，蒋介石“担心八路军新四军渔利其间”；“东京方面亦正有关东军调集十七个步兵旅团、七个补充联队兵力，大举南下之情报”，蒋氏也担心华中、华东战场逆转，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修建的机场全部毁于炮火之中。因此，蒋氏认为“全部战局实至阽危”。换言之，蒋介石基于上述情势，决不愿把Y军调入缅甸为英军解围。
但是，蒋介石从罗斯福总统的来电口气之中，嗅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有变。在英军被迫投入对日作战的前提下，自己如再坚持观望缅战的立场，必然导致美国断绝援华物资。得失相较，蒋介石被迫于三月二十七日电允“由云南方面尽量抽调军队，空运印度”，以应印缅战场之急。
事有凑巧，恰好在这当口戴维斯自美国回到了缅北司令部，告知史迪威：罗斯福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失去了原来的兴趣，对“蒋介石已失去了耐性”。史迪威闻之喜出望外，经过和戴维斯密商，决定由史迪威立刻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就在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的第二天——三月二十八日，史迪威乘军用飞机飞回了重庆。
蒋介石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政治家，他从史迪威说话的底气，完全感到了史氏突然飞回重庆，一定和罗斯福准备调整对华政策有关。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将第五十师与第十四师自四月一日开始由昆明空运印度，支援保卫英帕尔的英军。
史迪威和蒋介石进行了两年零一个月的较量，首次获得这样完全的胜利，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
史迪威为了确保攻占密支那的胜利，必须弄清楚英军能否坚守住英帕尔，保住印中之间的运输线不被切断，所以，他又马不停蹄地飞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一个空军基地焦尔哈德会见蒙巴顿和斯利姆。令史迪威震惊的是，坚守英帕尔的斯利姆将军虽局势危厄，但并不欢迎由中国空运来的部队，因为在他——以及所有英国高级将领的心目中，“叫中国人来协助保卫英军在印度的阵地，后果与把这些阵地丢给日军一样严重”。他们所希望的是中国军队在缅甸包抄日军的后路，借以策应坚守英帕尔的英军。但是，史迪威不相信斯利姆将军的诺言——“在攻守英帕尔的战斗中英军不会失败”。他不顾英方的反对，依然坚持空运中国的第五十师与第十四师参加保卫英帕尔的战斗。
史迪威返回缅北前线不久，获悉罗斯福总统为确保太平洋战场顺利进展，于四月四日又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措辞更为严厉的电文：
英坊方面日军之攻势，实即打击通华物资路线之战事，如其目的克达，则日本即可消灭雷多方面之部队，而转击阁下之远征军。
英军现在所抵抗者，亦即打击贵国补给线之威胁。缅甸与阿拉干海岸皆在激战，而萨尔温前线尚无动静，致使日军得转用其第五十六师团以攻击史迪威孟拱方面之部队，威胁美国北缅长距离之突击队。
阁下之远征军乃美国所装备，今对战力已竭之日敌第五十六师团犹未能进攻，实为予所不解，予以为阁下之第七十一军，应即前进出战于腾冲与龙陵之区域。
目下萨尔温前线之日军，乃一空壳，故贵军西进定可成功。
吾人去年以还，装备中国远征军，正为今日作战而设，若不能使用于绝好机会时，则吾人过去空运器材与教官之努力，皆失意义。
我望阁下立采行动。
四月四日罗斯福
不久，史迪威又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密电，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向史迪威保证：“除非Y军行动，否则租借物资将予以取消。”
史迪威收此电文大有心花怒放之感，他决定把美国的这一决定通知蒋介石。或许是他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会了一点策略，为了不让蒋介石感到难堪，他避免亲自出马，而让留在重庆的美军参谋长与何应钦进行低一级的谈判。
何应钦被告知，若Y军再不行动，当月经驼峰航线空运来的物资将转到第十四航空队。蒋介石受到了震动，这一信号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他为了能继续获得大量的军援物资，违心地下令Y军行动。
据史记载，两天不到，何应钦接到正式命令：Y军渡过萨尔温江。何还特地通知马歇尔，“进军决定是中国自己作出的而不是屈于外来的压力”。为此，Y军的美国参谋长多恩将军写道：“上帝啊，他要是早三个月下命令就好了。”部队编制不满，军官们却急于求成，就连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很热心。
自四月初始，史迪威就决定不惜任何风险对密支那实施攻击。时下，蒋介石迫于形势下令Y军行动，这就更增加了他夺取密支那的信心。另外，“他知道用不了多久雨季就来了，大雨会阻止部队的进一步前进。但占领密支那会标志着他的冬季战役的胜利，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被人小看。占领密支那也会使他跨越缅甸打向中国的努力至少成功了一半，从而使得结束对中国的封锁只是个形式而已”。
四月中旬，中国远征军从萨尔温江向北缅前进，与原有的向南挺进的中国部队协同作战，而英国人在英帕尔前线的局势渡过了紧急关头，日本人准备回援缅北前线。史迪威审时度势，“决定让正面的中国部队越过山岭进入孟拱谷地，进攻加迈。与此同时，他秘密派遣梅里尔的‘海盗’部队穿过丛林奔袭密支那，这是一次在六千英尺高的山地上进行的有一百英里远的行军。他希望中国部队主力对孟拱谷地中加迈的进攻会吸引住日本人的注意力，在日本人的增援部队开到之前就袭取密支那”。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那里很安全，不会受到袭击，因此守备力量很薄弱，只有不到一千人”。
四月底，美国的“海盗”部队分成三支小队出发了，中国军队的一个团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并保持着紧密联系。“计划经过了认真的研究。只要一收到亨特（梅里尔的副手）到达和占领了简易机场的消息，史迪威就打算空运去两三个团的中国部队加强他的力量，并运去足够的物资以巩固阵地。”
史迪威把进攻密支那的日子定在五月十二日。之后，缅甸的雨季就开始了。
正当史迪威倾全力实施夺取密支那战役的时候，已解除日本偷袭英帕尔之虞的英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为了所谓大英帝国的利益，千方百计地反对史迪威夺取密支那。
蒙巴顿清楚美国力主夺取缅北战役胜利的意图是策应太平洋战场，因此，他坚决反对把驻印英军调往缅北战场，为美国而战、而牺牲。他以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公然评论：“史迪威不可能攻下密支那，即使攻下了也守不住，守住了也无价值。史迪威攻占密支那的结果，至多不过是使他在雨季于孟拱谷地有个落脚之地。”另外，英军在中国远征军协助守住英帕尔以后，拒绝乘胜追击日军，直取缅北，而是按照被否决的“公理”计划准备向南进攻苏门答腊或仰光。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蒙巴顿实施夺取北缅的共同计划，蒙巴顿则答说：按原计划夺取北缅是“不可能的”，甚至推迟进攻也是不足取的。他为了达到借实施所谓海洋战略，取消缅北战役的目的，决定把东南亚司令部从新德里迁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锡兰的康提。
美国为了确保在中国沿海登陆，“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在亚洲大陆上打败日军的主要力量”，遂作出了在菲律宾、台湾岛和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决定。“出于这个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史迪威下达了新的训令：撇开东南亚司令部，夺取密支那。他的任务的目标是打通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这将有力地支持在太平洋上的行动。”
史迪威是位忠诚于美国的将军，而且这一新的训令又符合他在缅甸雪耻的心愿。因此，他遵照“撇开东南亚司令部”的训令，独自实施夺取密支那的战役。他不顾自己“气喘吁吁、两腿无力”，摇摇摆摆地爬到两千英尺高的指挥所，他第一次“觉得像个老人了”。可是，当他看见“中国军队正往山上爬”，又感到“一切令人鼓舞”，似乎所有的疲劳都不翼而飞了！他就是在这样不利的主客观条件下指挥奇袭密支那的战役的。
老天有眼，五月十七日是个大晴天，史迪威这位“老人”吃过早饭就坐在前线指挥所里闭目养神，似乎活得十分悠闲。时针指向了十点，他立刻睁开双眼，几乎是竖起耳朵在倾听着什么。有顷，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和激战的枪声，他惊喜地自语：
“夺取密支那机场的战斗打响了！……”
这时，指挥所中的电话响个不停，收发报机也在嘀嘀作响。史迪威精神极度亢奋，俨然一位指挥若定的大将军。他不时询问参加战斗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师一五○团进展情况，“强盗”部队第一营是否攻占了伊洛瓦底江的一个渡口……待到前方传来“空袭完全成功，机场很快就被攻占”的消息后，他那过分紧张的面部遂绽开欣喜的笑颜。接着，他取出日记，时断时续地记下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的战斗情况：
十点五十分收到“进入圈子”的电码，这意味着“进入战斗”。
奥尔德十二点乘飞机到密支那上空侦察，没有见到任何迹象。亨特也许进入了地点。我们只有等到底了。
梅里尔两点五十分到。他从战场上空飞过，那里没有日本人。他见到东北方向有迫击炮炮火。大约三点三十分，我们收到了“威尼斯商人”——运输机可以降落。嗬！得到梅里尔的报告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马上命令开始运送增援部队……四点，我们见到运输机和滑翔机飞去。此后，一连串的飞机飞来飞去。让他们整夜接着干。到明天早上我们也许就把第十九团送进去了——这将使英国佬坐卧不安。
五月十八日清晨，远在两千里以外的蒙巴顿一觉醒来，发现史迪威率部攻占了密支那的城郊和机场，重兵包围着孤立无援的密支那古城，而事先他竟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他尴尬之余又变得怒不可遏。这时，已接到战情通报的丘吉尔首相也来电质问：“美国人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这对蒙巴顿犹如火上加油，他无以回答，只有对手下的参谋班子和宣传部门大发脾气！但是，当他的怒火逐渐熄灭之后，遂又想到史迪威的胜利毕竟是东南亚战区盟军的光荣，况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史迪威的胜利是瞒着蒙巴顿最高司令取得的。为了应付舆论视听，为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和史迪威争功——或分享战功，他以最高司令的名义给史迪威颁发如下嘉奖令：
在你的英勇指挥下，美、中两国部队英勇作战，一举夺取密支那机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翻越古岭的行动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史迪威为了扩大缅北战役的战果，亲自率领新近空运增援之中国远征军主力飞抵密支那，“日军凭城固守，战至六月一日，新二十二师突破马拉关阵地，将日敌第十八师团包围于卡马英山地与孟拱河之间，卒将田中新一部击退，俘虏大炮及其他战利品无数。田中新一为一九四一年战败英军，夺取新加坡之骁将，所部素称精悍，至是惨败，日人为之夺气”。
史迪威登高俯瞰被围困的密支那古城，很自然地想起两年前的今天兵败密支那的耻辱，想起两年来为了今天的胜利所经历的坎坷之路。只有用“悲喜交集”这四个字，才能准确地形容他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
但是，这种胜利的喜悦仅仅维持了不足十天，围困密支那的战役遂变成了悲惨而令人心碎的战役。自然，盟军——主要是中、美两国指挥员胜利时争功，失利时互相推诿其责，使得后世的史学家各执一词，终未定说。而关于这次密支那围困战的失利原因则更是歧见相对、互为指责了。现摘引郑洞国将军的有关记述以代拙笔：
这时战局对我军极为有利，倘我军乘第一五○团取得突破，日军全线动摇之际，迅速调动后续部队增援该团扩张战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敌人纵深，则极有可能一举攻占密支那。可惜梅里尔将军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非但未能以留在西机场的第八十九团和美军加拉哈德支队（即“强盗”部队）主力增援第一五○团，反而分割使用该团兵力，使日军获得喘息时机，迅速调整部署，实施反击，以致我军坐失良机，不仅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形成了后来密支那战役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
……五月二十三日，史迪威总指挥偕参谋长波德诺（即博特纳）将军和我，及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将军飞抵密支那前线，撤换了梅里尔将军的职务，由我们五人组成临时指挥部，并规定在前线的中国部队分由胡、潘两位师长自行指挥。
五月二十五日，根据史迪威总指挥的命令，驻印军再度向密支那市郊发动攻击……日军自密支那遭到突袭后，陆续由八莫及滇南抽调第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一大队、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一大队前来增援，这样密市守敌总兵力已达三千人以上。同时，日军还根据该市地形，分成四个防御区，加强工事，纵深配备，协同固守。敌人的各种火器、掩体……火网十分稠密，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因此我军攻击极为困难。
瓢泼而下的大雨，又把战场变成了一片沼泽，史迪威真担心围困密支那的战役重蹈两年前的覆辙。他知道惨败不仅会招来蒙巴顿和蒋介石的讥笑，而且有可能毁了他一生都在争取的军人荣誉。瞻前顾后，他这位无所畏惧的将军也写下了这样一段心里话：
“我是个爱烦恼的人。我总设想着危险，在内心中体验着它们。许多事情从未发生，但那些发生了的我已从内心中做好了准备，因此这些烦恼也许得到了报偿。人们说懦夫死千次，勇者死一回。但勇者可能也死千次，如果他为想象所苦的话。只死一回的勇者必定是个无法想象的呆子，或者他具有某种我理解不了的东西，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打消掉出现难题和灾祸的可能性，那样才能产生出一种我自己永远也无法获得的平衡感。我只有促使自己经历这一期待中的精神压力。问题是，我天生是个懦夫吗？倘若如此，能否证明当一名懦夫……而不退却……并不比当一名英雄更容易。”
这就是史迪威的可爱处——敢于正视和解剖自己的弱点。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是鄙视懦夫而崇尚英雄的，而且他现在想的和做的，依然是“打败日本狗杂种”，当一名缅甸战场上的真正英雄！
可是，他面对密支那围困战的危局，必然变成众矢之的。除去蒙巴顿幸灾乐祸而外，陈纳德和艾尔索普也就此向史迪威发起了人身攻击，搞得史迪威恼火得很！正当他艰难地把密支那围困战引向胜利起步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电请他返渝，说有重要军情相商。怎么办？史迪威望着这纸电文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三十
蒋介石有什么紧急军情电召史迪威返渝相商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在史迪威率部向密支那胜利挺进的时候，蒋介石在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击下，连还手之力都失去了！
诚如史家所云，“日本自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鉴于太平洋连战皆北，中美空军实力加强，其海上之生命线，将有被封锁之可能，而美军在中国口岸登陆，亦将实现，则制出‘一号作战’兵略，其目的：一、占取美空军B—29桂林柳州之基地；二、防阻中国军队反攻；三、确保安南与中南半岛之交通。动员一百五十万人，展开太平洋战争以来陆上最大之攻势。”这次战役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建立一条自天津至广州的牢固交通线和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以巩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占领。”其间接目的可能是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促使中国政府投降。果如斯，不仅解除了缅北战场之危，而且还从西翼策应和钳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向日本本土推进。
日本的“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国民党方面所说的河南会战。自四月开始，“日军沿黄河向平汉铁路一段尚未占领的空隙地段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既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能力来阻止日军的前进”。更有甚者，有的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使河南全省陷入一片混乱。进攻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日军得手之后，又于六月份实施第二阶段的进攻，从汉口向南直扑第十四航空队位于华东地区的各基地。为此，蒋介石组织实施第四次长沙会战。但未战多时，长沙遂于六月十八日陷落敌手。陈纳德统帅的第十四航空队虽对日本补给线进行破坏性袭击，却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陈纳德决不承认自己坚持的空中战略的失败，相反，却归罪于自己的装备“严重不足”。他知道史迪威会借此重申地面战略的理论：空军脱离了它应支援的地面部队便毫无价值。为此，他求助于蒋介石向史迪威施加压力，以满足他索取的飞机、物资、燃料，甚至机场保卫部队的装备等等。
蒋介石希望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迭电史迪威返回重庆。
史迪威无奈，只好告别呈胶着状态的密支那战场，搭乘飞机回到山城。他或许受权谋之苦太深而变得聪明起来，这次和蒋介石晤谈，既没大骂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也没和蒋介石争论密支那战场孰是孰非，他慷慨大方地把球踢给了美国陆军部：
“如果陆军部同意的话，我可以从供应B—29型轰炸机的物资中拨出一千五百吨，使陈纳德的供应量达到一万吨。”
蒋介石听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是因为在蒋介石电告史迪威返渝的前夕，欧洲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六月四日，艾森豪威尔所部解放罗马；六月六日，盟军成功地实施了诺曼底登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蒋氏知道马歇尔和史汀生不会给陈纳德任何帮助的。换言之，史迪威的承诺只不过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他只好让史迪威于翌日速返密支那前线。
史迪威有些暗自得意地告别了重庆，回到密支那前线，遂又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密支那围困战中。或许是他天生的军人气质，也或许是他生来就讨厌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虽说激战的密支那战场到处都是“雨水、泥泞、水蛭、蚊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还是认为总比在重庆和蒋介石——或去康提与路易斯.蒙巴顿在一起要强许多。
史迪威赞成“战争就是赌博”的理论。因而他认为“一个辉煌的成功往往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偶然的事是必然要发生的；仅仅是由敌人在时间、地点和部署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幸运偶然才能产生出迅速的结果。敌人所犯的愚蠢错误可能会把一支部队安置到一个预料不到的地点，从而毁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为了在密支那围困战这场赌博中尽力使自己的一边拥有多出一点的胜利百分比，唯有身先士卒，鼓励中国远征军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坚持——直到完全攻克密支那。
但是，命运就是爱和史迪威开玩笑。正当他组织新的孟拱战役并自认为形势看来很好的时候，东南亚司令部又传来消息：“蒙巴顿想解除史迪威盟军最高副司令的职务并向马歇尔进行了试探。接任候选人是魏德迈或索尔登。”史迪威听后大为震惊：
“老天爷！被赶走而让魏德迈得势，可真是件丢脸的事。”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向把蒙巴顿看成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现在则把他降级成了新生。”同时，他也清楚蒙巴顿这位“新生”想解除他的最高副司令职务的真实原因：他遵照美国的旨意在缅北组织了一场违背大英帝国利益的战役，而且取得了奇袭密支那机场等重大胜利。不久，他又听说英国借马歇尔访问伦敦之便，由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元帅直接向马歇尔提出：“由于史迪威不能与三军首脑和睦相处，必须解除他作为蒙巴顿司令副手的职务，史迪威在对待钦迪突击队的问题上以及他随便发表的憎恨英国人的言论，也是英国人要求撤换他的原因。”马歇尔听后震怒不已，异常愤慨地说了这段话：
“布鲁克，你在印度有三个总司令，可他们谁也不愿作战。我们有一个要战斗的司令，可你们却要把他挤走。这到底是为什么？”
虽说布鲁克被马歇尔这种态度激怒了，但碍于事实不好当面发作，只好把矛头再次指向史迪威，而且坚持要免其最高副司令之职。对此，史迪威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结果将会是怎样呢？我真的会充当他们争斗的牺牲品吗？……”
与此同时，六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总统派自己的副总统华莱士飞抵山城重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史迪威很自然地联想到一定又是为调解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而来。然而，一是密支那战场急需他指挥作战，再是他对这位民主党的副总统没有丝毫的好感，他近似越礼地滞留缅北前线，由他留在重庆的参谋长代为恭候这位华莱士副总统。
很快，重庆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夫妇和华莱士副总统举行单独会谈，强烈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甚至说“不论情况怎样，他都必须离开”。为协调中美关系，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最好派一名私人代表常驻重庆，处理军政事务”。据说华莱士副总统已当面允诺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而接替史迪威的最佳人选是魏德迈。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史迪威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为华莱士毕竟是美国政府的副总统，此次中国之行中又是总统的特使，他的意见不仅是举足轻重的，而且一定能左右罗斯福的决策。说句老实话，史迪威并不留恋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位，可他实在不愿离开就要攻入密支那古城的战场。他愤然自语：
“要是没有这些狗杂种的干扰，我早就把缅甸收复了！”
否极泰来，这句中国古语形容内外交困的史迪威是再准确不过了！
美国——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都是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英美关系和中国问题。马歇尔、史汀生乃至于曾经支持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军界决策人物都一致认为：解决中国危机的策略应正好与华莱士副总统的意见相反，要扩大而不是取消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
诚如史家所评，决定性的因素是日本“一号作战”的成功，而不是华东美国空军基地的丧失。本来在美国人看来，抵御日军入侵的国民党军队比对手多了三倍，日本败北无疑，但是由战场传来的消息却恰恰相反，长沙、衡阳相继落入敌手，据说桂林和南宁也岌岌可危。尤其令美国人伤心的是，在日军大破坏的时候，美国人只好把飞越驼峰好不容易运来的宝贵物资炸掉了，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使这些东西落入敌人之手。简而言之，在美国人看来，腐败的蒋家王朝病入膏肓，而国民党坚守的正面战场溃败在即。
与中国战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六月十五日，美军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发起进攻，这时战略重点已毫无疑问地转移到太平洋上。占领了塞班岛，日本就在轰炸机的航程之内了。“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塞班岛被攻克了，美军开始在岛上建造B—29型轰炸机机场。这使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的重要性降低了。”
但是，日本人“一号作战”的成功，以及国民党军队如洪水决堤般的溃败，使盟国——主要是美国产生一种担心，“即侵华日军可能在大陆扎下根，他们甚至可能在日本本土战败之后继续作战，使战争也许还会拖延几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担心苏联在此期间参战，这等于给它以获得满洲的机会。果真如此，“美国政府还得在美国公众要求撤回美军的呼声下，把在欧洲取得胜利的美国军队调入亚洲”，继续在中国与日军决战。而这一担心恰好又是史迪威所反复强调的：“如果盟军绕过中国去占领日本，大陆上的日军就不会投降，中国太弱，无法单独打败他们。”
怎么办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中国的‘瘫痪病’开的处方是以史迪威个人代替美军部队。由此产生了让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并授权其加强和指挥一支中国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正好能够满足英国坚持把史迪威从东南亚司令部调回中国的要求。”
事有巧合，马歇尔将军自英国返回美国不久，一位叫韩德的部属上书，谓：
史迪威作战密支那有功，可授上将，使率中国全国军队，则可借此离开东南亚战区，以餍英人去史之望，而增华军作战之威。
马歇尔将军研读此议，恰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遂正式提议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
六月三十日，陆军部为史迪威的晋升和授他以新的指挥权起草了一份充满雄辩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史迪威克服种种困难，包括盟军的冷落，‘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并在向密支那的进军中发动了一次将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
马歇尔将军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完全赞同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提议。但是，两年多以来的迭次教训使他不得不考虑蒋介石会否拱手交出军权，以及史迪威接任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后果。几经权衡，他认为蒋介石无力外御日本入侵和内压反蒋潮流，如果没有美国充任后盾，他连支撑一天的统治都是困难的。换言之，在目前内忧外危的形势下，蒋介石不仅抵制美国的力量日渐微弱，而且他一旦离开美国，“迟早会被其他人所取代”。结论是：
“美国军方向蒋介石施加足够的压力，他就会按照美国人的意旨行事。也就是说，蒋介石会同意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
马歇尔将军清楚由于自己的“选贤”和坚持，给史迪威造成了他所不应该承受的各种困难，内心一直存有对史迪威的歉疚，这也正是他甘冒对罗斯福总统顶撞之险而公然袒护史迪威的原因之一。让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和美国的名将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齐名，无需征得史迪威的同意，但是，让他接任中国军队最高统帅大权——马歇尔清楚这不是在奖励史迪威——很可能会“让今天的烦恼和困难发展到爆发的地步”。因此，马歇尔就不得不婉转地征求史迪威的意见了。
史迪威收到马歇尔将军的电文之后，他的回答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听从调遣”了。首先，他感谢老友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对晋升他为四星上将更是深怀感激；其次，当他看到“去中国解决一下问题如何”的询问字样时，内心却充满了苦辣酸甜的各种味道，似乎那逝去的往事又一下子闪现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在缅北前线，他不能把这类消息告知任何亲信，唯有隐约地把这复杂的内心感受告知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
“要是能去华盛顿大叫一通‘我曾对你们说过’，那该是一件多大的快事，但我想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了。这就是我去年五月份的思想，但我当时很孤立，航空队那帮家伙们有把握用飞机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我也就被扔进了垃圾堆。他们干了，现在情况也清楚了，但又有谁能对此做些什么呢？仅仅是一个不幸的“也许会如此”罢了。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但恐怕希望过高。”
这就是史迪威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估测。
几经权衡和自我斗争，最后，史迪威用情感阴郁、措辞简明的语言，于七月四日给马歇尔将军回了如下这则电文：
如总统愿发电委员长，指出过去轻视陆军倚重空军之失策，并告以剧变情势应采剧烈手段之必要，则蒋委员长或能被迫使我担任此职，华军方面当能受我指挥，何应钦参谋长则应退出（或予以虚位），我如无实权，则不能担任。
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萨尔温江方面之华军不宜调回，安南边境之部队亦须保持现状，否则昆明将受日敌之攻击。
此事须以最坚定之条件，向委员长讲明，否则伊仍将背地干涉。
马歇尔收到史迪威的回电之后，认为太平洋战场如想继续扩大战果，并早日迫日投降，中国战场就必须转败为胜，把在华的上百万日军消灭在中国大陆上。如此就必须调动中国军队——包括远在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同对日宣战。而协同国共两党对立的军队一齐对外绝非蒋介石所愿，长达七年的抗战实践也证明了蒋氏无法指挥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就要求美国派出自己的将军完成这一任务。所以，马歇尔毅然决定断掉史迪威任何退缩的余地，立即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如下这份要求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和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书：
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日军倘再西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将失效用，成都之大机场亦将失去，而中国战局则亦将崩溃，吾人能否扭此局势尚不可知，但必须采一激烈步骤以免此厄。
中国军队之纪律、训练与装备均甚陋弱，日军除供给线之困难外，几可如入无人之境。
溯自战事发生，吾等即已坚持训练华军，加强战斗力以保吾人在华之空军基地。而蒋委员长所加以吾人之压力，只在陈纳德空军之装备与器材，至于陆军装备之要求，则不过偶一为之而已……陈纳德之空军，除能阻滞日军前进外，别无作用。单靠空军不能抗拒敌人，吾人对德作战已饶经验。
华军目下之组织与领导，皆失正当，除非竭其一切资源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从事于抗日之努力，则欲其维持至战事停止之日，殆属无望。
我等认为，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维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伊乃能率中国军队与日方对垒之唯一人物。
英国目下正欲调整其东南亚战区之组织，维持史迪威东南亚战区之兼职，将不可能，故英方对于史迪威之调离，当能同意！
因此，我等建议：
一、请总统签署附呈拟致蒋委员长之电报，要求蒋委员长任命史迪威率带中国全部军队；
二、晋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此不但可以表扬其作战之劳，亦可增长其威望，减少其对内对外之困难；
三、史迪威所遗印度方面之任务，关于率领华军部分，由索尔登将军接替，仍受史迪威之遥领，东南亚战区副司令职务，可由韦洛将军继任。
政治是随时而变的，聪明的政治家必须以随时而变的政治调整自己的方略。这就是“政治家大多是实用主义者”的理论根据。罗斯福也必然按此理论行事。当初，他曾听信政治顾问霍普金斯的进言，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几度想罢免史迪威在华的职务，但一年多的军事实践证明：“仅靠空中力量是阻止不了顽强的敌人的。在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地区，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再者，史迪威在缅北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已使罗斯福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使用了“请记住”这样的字眼。时下，马歇尔既然给了他一个转弯的机会，他自然愿意顺坡下驴。另外，他昔日从中国未来战略地位出发过分地看重了蒋介石在中国战区的地位，所以对艾尔索普等人攻击史迪威的文章看得很顺眼，对霍普金斯等人赞美蒋介石的言语也听得十分顺耳，但历经这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过程中，蒋介石统帅的中国军队令他大失所望，他几近愤怒地质问时在美国的孔祥熙：“我现在想知道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作战？是不是日本人可以把他们随意赶向任何方向？”时下，马歇尔又给他开了一剂挽救中国战场的药方——由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阻止敌军入侵，他自然愿意照方抓药，并强迫蒋介石喝下这剂苦药。所以，他立即签署了由马歇尔代拟的如下这则电文：
日军进攻华中后所形成之严重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欲挽危局，予认为须迅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予意应责成一人，授以调节盟军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
予深知阁下对于史迪威将军之感念，但予以为彼之优越判断与其组织训练之能力，均已在此次华军作战中表现，予知目下并无他人有如彼之果敢与能力，足以抵御日敌所施之威胁。予拟将史迪威晋升上将，并建议将伊编置于阁下直辖之下，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并请阁下予以全部权力与责任，调节指挥作战以抵抗敌人之进占，望早予考虑。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
罗斯福深知蒋介石赖以维持其政权的是军队，并从来不向任何人交出指挥军队的全权。再者，历经开罗会议当面晤谈，他对蒋介石那执拗的个性有所了解，为了使蒋氏能把军权顺利地交给史迪威，他在这则电文的最后部分又特意说道：
我向你保证，就我这方面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全亚洲的未来与美国在那个地区所花费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所以，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
对于罗斯福这则致蒋介石的电文史家有分歧的评述。国共两党、大陆台湾自不待言，就说美国也有不少史学家持反对意见。其中，撰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的权威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就写下了如下评述：
总统在这份电报中不顾委员长的面子，也未避免深令中国人不快的直率。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尽人皆知的政策，竭力要为一个他曾屡次想撤换的美国人争取在中国境内的指挥权。他还否定了一年前他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和陈纳德关于靠空战制胜的主张。在电报中，他特别提出要把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的国内敌人——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这份电报语气生硬，电报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不管史迪威有无过错或是否冒犯过蒋介石，即使他有天使的巧舌、圣徒的秉性、日本艺妓的职业魅力，委员长也决不会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正如委员长不会把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一样。
上述之见虽属一家之说，却道出了事件的本质——无论罗斯福和马歇尔施加多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压力，蒋介石是决不会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自然，不久的将来史迪威离开中国，也属必然。
但是，蒋介石绝不是一个强顶硬撞的所谓好汉，而是一位深谙“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政治谋略家。他面对日军“一号作战”所造成的危局，看到了山城重庆掀起了要民主、反独裁的群众浪潮，不同派别的政治家和知名学者把矛头指向了四大家族，就连沉默多时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公然批评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远在广西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将军竟然打出了“八省自治”的旗号……总而言之一句话：蒋介石完全感到了自己处在四面楚歌声中。在此情势下，如再因史迪威的军权和美国闹翻，那他的日子可就真的过不下去了！为此，他历经苦苦的深思，遂巧妙地给罗斯福总统回复了如下这则电文：
奉七月七日电，阁下对中国战局表示关切，至感！所提将史迪威置于直辖之下，指挥全部华军与美军，原则赞成，但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全部统帅之情形，亦非缅北少数军队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备之时期，不能使史将军指挥顺利以孚尊望！予甚望阁下能派一富有远大政治见解而得阁下完全信任之全权代表来渝，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以增进中美之合作。孔祥熙博士现在美国，关于此类案件，此后可与直接商讨，赐电亦可由伊转发。
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云：“电中要旨有二：一、要求准备时期；二、请派政治代表面商。”换言之，这就为婉拒史迪威统帅中国部队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他还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去密电，“谓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中国全国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饬孔于面谒时详加解说。”
孔祥熙于七月十五日谒罗斯福于白宫。据史记载，孔祥熙“退后，急电报告蒋主席，其略如下”：
顷将钧座来电，面交罗斯福总统，罗读后频频点首，对于派遣政治代表一节表示可行，唯人选不易。熙遂进言，略谓中国军队有历史、地域、系统种种复杂情形，除法令外，尚需倚赖个人情感以为维系，统帅人选之威望、资格与人事关系皆极重要，非凭一客籍将领发号施令即可收效。史迪威能否胜任愉快，以熙私人观察，甚有疑问。中美合作不只军事，尤在政治，军略家不必是政治家，允宜慎重考虑。总统答：“君言诚当，我与委员长电商即是慎重考虑之意，代表人选：麦克阿瑟方收复菲律宾，霍普金斯病难远行，华莱士有时不明实情，其他明了中国事务之武官固不乏人，但职分均低。”最后允选定后再告，总统态度良好。
罗斯福或许担心因孔祥熙误传他的意思，致使蒋介石中途变卦，遂又于当日复蒋介石一电，“态度仍颇坚持，电中除对委员长电文‘原则赞成’表示欣慰及允派政治代表来华外，仍促我将史迪威统帅华军案迅付实施”。
关于罗斯福致蒋介石电文内容，亲台学者梁敬先生认为：“据美方资料谓，罗斯福初读蒋电颇表欣喜，批交李海（即莱希）办理。作战司即代总统办一电稿，稿中词意倨傲，未为罗斯福所接受。故上录之电乃白宫所另拟，然其立场，犹未变军部之本旨。”是否属实？录其存。
在罗斯福与蒋介石反复进行外交折冲的过程中，史迪威收到了蒙巴顿回国述职，命他赶到锡兰康提代行司令之职的电报。他稍加犹豫，决计“收拾文件，打包去锡兰”赴任，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在担心地自问：
“蒋介石会把军权交给我吗？……”
三十一
锡兰是个热带微风轻拂的美丽岛国，每处景观怡人耳目。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康提海拔两千英尺，气候如同夏威夷，满目水果，景色美丽。附近的埃丽亚岛是一座天然的大公园，到处是茶树和橡胶，庄园一个接着一个，一切都很整洁，瀑布到处都是，远处景色浓郁。对生活在缅北热带丛林中的史迪威而言，这里简直是天堂，使他不能不想起美国的黄石公园。
史迪威安抵康提的翌日——八月二日，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出史迪威晋升四星上将的消息；八月四日，史迪威收到密支那前线的电报：这座缅北古城终于被攻克。他当时颇有些动感情地写下了这句话：
“谢天谢地。今天上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不管怎样歇他五分钟。”
史迪威是个典型的军人，似乎生来就和条件艰苦的前线生活有缘分——或曰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情感，所以他对康提那个庞大司令部的礼仪和浮华十分惊奇，并由此得出结论：没落的大英帝国只讲排场，不干实事，终有今天被日本和德国打得无还手之力的必然结果。为此，他上任后第一道正式命令就是取消一连串无止无休的会议。而后，“他开始放松自己，打瞌睡，读书看报，在岛上开车闲逛”。稍事休整，他的思绪又不得不集中于考虑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因为他清楚这世外桃源是属于蒙巴顿将军的，而他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又要移到“花生米”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上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酋长”、“君主”，是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蒋家王朝和德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加以比较，并得出了“何其相似乃尔”的结论。他认为德国的“纳粹制度——由盖世太保支撑的一党专政，其头目是一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而蒋家王朝也“是由一党政府统治的，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戴笠的组织）的支持，其首领也是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接着，史迪威又严肃地，甚至是痛苦地分析了与之打了两年半交道的蒋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端，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这个政府却有着掌权的优势——它反对日本，它的挂名首脑在美国得到了同其功过、成绩极不相称的宣传。我们只得支持现存政权以使中国尽其一切努力。在紧急状态下改变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能由于最称其职而得到负责的职位，他必须要有其他后台。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撕得粉碎。你搭了一个葡萄藤的架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葡萄藤便在上面长满了，里出外进，相互盘绕，过不了多少时候架子就被葡萄藤缠紧了。如果你开始拔下它们，你就会把架子弄成碎块。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只有使用随手找到的工具，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为之。由于支持这个政府采取对日行动是最便利的，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认可它的方法和政策。我们也许会为我们的帮助得到一些回报。
蒋介石从美国严重忽略中国这一点上得了一个大分。中国在长期拼死战斗，而租借物资却数以十亿计地流入了英国和苏联。他的声辩是我们欠他一大笔债，我们没有尽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它是个滔天大罪。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来自美国的上至总统罗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陈纳德、艾尔索普等对蒋介石的纵容与袒护——并以此作为贬低史迪威的依据，他想了许久，真的弄不清这场戏剧的宗旨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历经两年半的折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幕戏剧中的真正位置：
“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只得宽容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员一样装假，否则就会有批评者说这是台假戏，我们十分害怕对我们这台戏的批评。”
史迪威就要回到中国去了，他不能不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外一个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败出大陆的祸根都是史迪威种下的。其主要的文字依据是史迪威写的如下这段话语：
我根据我的所见来评判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
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美国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而且这种关系还会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被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
“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憎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做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还有贪婪、腐败、任人唯亲，更多的税收，毁灭了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所有人权。”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做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加深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不久，在日本“一号作战”的冲击下，山城民主潮流日渐沸扬、高涨。蒋介石为确保统治无虞而关押、杀害了一批所谓谋反的少壮派军官之后，四大家族内部的权势之争又愈演愈烈，甚至连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变的宫闱秘闻也被当做新闻曝光，成为山城各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表示：“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而“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锡兰康提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这个名字。他认为有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憎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日战争做一点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如果在中国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之前苏联人参了战，马上就会与其接近的共产党人将自然地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这种状态将直接影响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党派和国际关系，史迪威的结论是：
“如果我们（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
史迪威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手里和心中均无解决中国问题的妙方和良药。也就是在这当口，他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告之罗斯福总统根据蒋介石的请求，以及自己和史汀生部长的推荐，将派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当然不会反对，此事遂成定局。为敦请蒋介石尽快发布授予史迪威军权的命令，并明确史迪威和赫尔利的职务，罗斯福总统于八月二十三日致电蒋介石，其要旨如下：
予请阁下对于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之事尽速处置，稽延与过分审慎，在此军情动**之时，或会发生严重后果。阁下所提美国军官担负统帅中国军队，将遭政治困难，予深了解。但予深信赫尔利与史迪威对此问题当能有适当之认识，予对任命史迪威之事，所以如此坚决者，因觉如有稽延，则将失去挽救中国军事阽危之时机，不特有害于中国，且亦将牵及盟邦倾覆日军之计划。
孔博士所述各点，予已聆悉！予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及对日作战外，应全由史迪威指挥。当前吾人进入危险途中，对于能够打击日本之助力，均不宜予以拒绝。
予不建议史迪威之名衔，但彼应直属于阁下，而统帅中国所有之军队，正如一国领袖对其前线之指挥官相同。赫尔利将军对于史迪威执行指挥权，与使其了解政治问题，当有甚大之裨助，但此事不必等候详细条文之规定。赫尔利将军将于八月二十三日左右离美东来。
史迪威与赫尔利只有一面之缘，对其品格、才能均无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马歇尔和史汀生联袂推荐，则对方一定会从旁协助他完成在华打败日军的使命。而恰恰就是这出于想当然的推测，铸成了史迪威在华悲剧的最后落幕。
为此，笔者大有必要向读者扼要介绍一下这位在华名噪一时的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马人，小史迪威不到一岁，非职业军人出身。他的父亲是一名受苦的爱尔兰移民，是个煤炭工人，因此赫尔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下煤矿当童工。他从印第安纳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成了印第安部落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龙附凤之术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继之又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美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究竟是何等原因使罗斯福总统同意起用赫尔利呢？一说是“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但是，美国的史学家却认为：“赫尔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派他去中国”，对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而言是个姿态。罗斯福在私下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再者，他唯恐爱“说大话”的赫尔利越职用权，曾当面对赫尔利指示：
“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史迪威奉命告别赶来接任的蒙巴顿将军，于八月底乘机飞往新德里迎接这位赫尔利将军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稍事停留后，他又与赫尔利、纳尔逊分乘C—54型飞机飞越驼峰，向中国飞去。飞机距离山城重庆越来越近了，他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何时正式发表我统帅中国全国军队的命令呢？……”
诚如世人所知，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视军权如命，也从未把军权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罗斯福总统迭电要他——说得准确一点是命令他交出军权，还是交给称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将军，这真是比要他的命还难。为此，他曾与何应钦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坚拒的正当理由。对此梁敬先生云：
“史迪威统帅中国全部军队之要求，罗斯福至是已三度催促实行。中国所力拒者，为中共部队之使用；所力争者，为租借物资之管理；所担心者为史迪威之跋扈。美军部对于使用中国部队坚不放松，对于租借物资，则在赫尔利首途赴华之日，作战司已拟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二，解除史迪威管理物资之职务，在渝设置中美委员会，办理租借物资申请，由华盛顿作最后决定后，由美方运送，其所有权则俟物资交到前线兵士手中后，才予移转，其控制之彻底深刻，皆予我以难堪，改组动机，纯为史迪威分谤着想，并非对我真有让步。”
蒋介石已经进入进退维谷之中，他面对奉命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当务之急是和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商谈史的权限问题。可是蒋氏深知史迪威的个性，唯恐史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索取自己手中的军权，思之良久，遂决定在召见赫尔利之前单独对史迪威明言：
“过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此后统帅中国军队，则百分之六十为军事，百分之四十为政治，君当经由军事委员会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产党军队，则须先得军事委员会之核准。”
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番讲话的目的是在画地为牢，在未颁布授予军权的命令之前，已将史迪威的手脚捆住了。不过，史迪威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
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何应钦迭与赫尔利、史迪威等进行会谈。走马上任的赫尔利为一展才华和权威，提出十项议题供双方商谈。但是，与会者的兴趣依然集中在军权和租借物资两项议题上。台湾公布的史料称：“在商谈中，迪威表示，伊将集中精力指挥作战，对于军队之组织行政除大略监督外，不欲多所变更、多负责任。关于租借物资，宋子文坚持到华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史迪威反对，赫尔利亦不赞成，乃拟在重庆设置美国委员会，中国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坚持伊对所辖陆军，须有任免奖惩之权，至使用中共军队，只限于渡过目下难关，与抗日联军并肩作战，不使其与国军有冲突。”十二日，双方在下列事项上获初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