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

承渊少读此书，先后得康、吴两本，互为校勘，乃知各有脱讹，均未精善，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者也。不知为姚先生原本所据尚非各种精本，未及详勘，抑亦诸君子承校此书，不免以轻心掉之者也。二十年来，承渊凡见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书旧椠有关此书校勘者，随时用硃墨笔注于上下方，积久颇觉近完美。又桐城老辈，如方望溪侍郎代果亲王所为《古文约选》，刘海峰学博所为《唐宋八家文约选》，均用圈点，学者称之。姚先生承方、刘二公之业，亦尝示学者前辈批点，可资启发，即所纂此书，不但评注数有增加，而圈点亦随时厘订，惜往年无由得见耳。

顷与先生乡人兰陵逸叟相往还，偶谈此书，逸叟即出行笥所录姚先生晚圈点本见示，大喜过望。询所由来，乃得诸其乡先生苏厚子征君惇元；征君即得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录之者也。承渊早岁浮家，久离乡土，念吾滁州僻处江、淮之间，四方书贾足迹罕至，乡塾所读，不过俗行《古文析义》《观止》等本，不足启发后学神智，乃假逸叟藏本，录其圈点于所校本上，付诸手民，刊于家塾，庶几吾滁可家有其书，不为俗本所囿矣，至刊版改从毛氏汲古阁所刊古书格式，字画力求精审；又康刻于姚先生所录汉文，时用《汉书》古字。今考姚先生所录汉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参用《史记》《文选》及司马氏《资治通鉴》、真氏《文章正宗》等书字句者，今亦酌为变通。凡一文参用各本者，则均用通行宋宇。惟单据《汉书》本文，则仍遵用《汉书》本字，以存其真。

惟姚先生定本虽有圈点，而无句读。承渊伏念穷乡晚进所读古文，不惟借前人圈点获知古人精义所在，即句读尤不可轻忽。句读不明，精义何有？昔班氏《汉书》初出，当时如大儒马融，至执贽于曹大家，请授句读。韩昌黎《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有“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之论。我朝乾隆三年冬，诏刊《十三经》《二十一史》时，方侍郎苞曾上《重刊经史事宜札子》，中一条有“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当时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书，既精且博，论者以汉、唐文字句法古奥，多有难明。承渊以为唐、宋以来，洋洋大篇，句读亦未易全晓。矧穷乡晚进，读书不多，顿见此书，旨义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贻误来学，匪为浅鲜。今承渊窃取方公之义，每读一篇，精思博考，句点分明，虽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巳无失。昔颜秘监之注《汉书》，胡景参之注《资治通鉴》间有破句，有失两书本旨者。以二公之学识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发无憾，而况后人学识精神远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执己见，勤学好问，一有会悟，随时改正而已。惟承渊所读，间有句读与前人有异，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读能补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删改康、吴原书字句恐滋后人所疑者，容当别为札记一编，附于本书之后，不过使穷乡晚进，增广见闻，便于诵习而已，非敢云能补姚先生之所不逮也。

第康、吴之本，校刊虽未精善，而两序实能发明姚先生所纂大旨。今仍附录之，俾读者详悉，而承渊更不敢再赞一辞焉。光绪二十七年岁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后学李承渊书于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辞类纂》后序

余抚粤东之明年，儿子兆奎师武进李君兆洛申耆来，语次及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一书在其家。余尝受学于先生，凡语弟子，未尝不以此书；非有疾病，未尝不订此书。盖先生之于是亦勤矣，顾未有刻，因发书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后曰：

先生博通坟籍，学达古今，尤善文章。然铭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于道，生平未尝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馆改刑部，历官郎中，典试山东、湖南。当国家平治之际，而己无言责，于廷臣集议，尝引大体无所附丽。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学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门，先生不应，谢病归。归后数年，客扬州，有少年从问古文法者，于是集次秦、汉以来，至方望溪、刘海峰之作，类而论之，总七百篇，七十四卷。

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独勤勤于是哉？盖以为古文之衰且七百年，本朝作者以十数，然推方望溪、刘海峰。望溪之言曰：“学行继程、朱而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得其正。”昔之君子学古先圣王之书，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赅备，然后形而为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浑合元气，细凑无伦。其于事也，资之无穷，用之不竭，如饮食水火之不可释者，文之至盛也。次则镜治乱之体，救当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尽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于我也。若夫不遍不该，驰骋事物，纵丽可喜，不失尺寸，则所谓小言者矣。秦、汉、唐、宋，文章闳隽，后世莫及，亦比于其次而已。然犹代不数人，人不数篇，盖难也如是。以至于今，不知古人之纯备，不究修辞之体要，而决裂规矩，沉酣**詖者，往往而然。后生小子，循而习之，则古文之学，将不可复振已乎!不有开之，孰能起之？开之以言，不若导之以道。导而不然，导而不当，则亦俟焉以语来者。呜呼！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恒，乃得与于作者之林矣。

先生为先荣禄庚午同年，伯父茂园先生之友。余从宦金陵，侍先生于钟山讲席。先生曰：“为学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学勤则所得固，品端则行不移，而知致焉，气充焉。所守于内者如此，其施于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轩诗文集》二十六卷，《九经说》十七卷，《三传补注》一卷，《惜抱轩笔记》八卷，皆已刻。《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绍镛撰。

吴刻《古文辞类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启昌任为刊刻。请其本而录藏焉。未几，先生捐馆舍，启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为也。后数年，兴县康抚军刻诸粤东，其本遂流布海内。启昌得之，以校所录藏，其间乃不能无稍异。盖先生于是书，应时更定，没而后已。康公所见，犹是十余年前之本，故不同也。

夫文辞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华》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骈丽绮靡之作，知文章者，盖摈弃焉。南宋以后，吕伯恭、真希元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于有明，唐应德、茅顺甫文字之见，实胜前人，然所选或止科目时文之计。自兹以降，盖无论矣。且夫无离、朱之明，则不能穷青、黑；无夔、旷之聪，则不能正宫、羽；无孔、孟之贤圣，则不能等差舜、武，品题夷、惠。文辞者，道之馀，纂文辞者，抑教之末也。顾非才足于素，学溢于中，见之明而知之的，则亦何以通古今、穷正变、论昔人而毫厘无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为也；执一得而言之，狭而不足为也。自梁以来，纂文辞者日众，而至今讫无善本，其以是也夫！

先生气节、道德，海内所知，兹不具论。其文格则授之刘学博，而学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学识深远，所独得者，方、刘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学不倦，是以所纂文辞，上自秦、汉，下至于今，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使夫读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砾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玑，而泥沙靡不辨。呜呼！至矣，无以加矣，纂文辞者，至是而止矣。

启昌于先生，既不敢负已诺，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见未备，遂取向所录藏本，与同门管异之同、梅伯言曾亮、刘殊庭钦，同事雠校，阅二年而书成。是本也，旧无方、刘之作，而别本有之，今依别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旧有批抹圈点，近乎时艺，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业门人江宁吴启昌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