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科策

苏子瞻

宋时制科，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有博学鸿词科。子瞻此对，乃仁宗嘉祐五年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也。子由为兄墓志云“欧阳公以直言举之”，而《宋史》本传乃云“以才识兼茂举之”，盖史误也。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为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官之中，其忧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法叙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天下所谓贤者，陛下皆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复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盭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有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蒐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今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与？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缧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

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然与天下为咻呴温暖之政，万事堕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吸，此**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萗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擿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擿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天下虚秏，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髠笞；髠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秏，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晏安，撤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以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单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弍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

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宫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