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苏子瞻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就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至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陵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衂，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陵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疫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痛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改，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默，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
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而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借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余尝谓东坡此书是子虚乌有之事。盖东坡在黄州，既闻永乐徐禧之败，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发挥已意。其以烹宰禽兽为譬，乃是在黄州戒杀后议论也。史言神宗于永乐事后，恨昔无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东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毕秋帆《续资治通鉴》取东坡书，为方平实事，载于元丰四年，又载帝述吕公著、赵卨事于元丰六年，是矛盾之说也。又方平乃佥人，屡为司马温公所弹，毕书据苏氏私怀作志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实也。
徐州上皇帝书
苏子瞻
按公黄州上文潞公书，则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臣以庸材，备员册府，出守两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则东京之安危未可知也。
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忘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拟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
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见阙数百人。臣愿募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尝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以故上下相持，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盗之一端也。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孝文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起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仗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复按其状，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阔略其小故。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畜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得以酒与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邴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茅顺甫曰：此等文字，识见、笔力，并入西汉。
圜丘合祭六议札子
苏子瞻
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祗事，及郊祀之岁庙享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祗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为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祗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圜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祗，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祗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徐，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祗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焚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
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验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圜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圜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褚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稀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祗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为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圜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白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损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祀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惟享此祭，累圣相承，惟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享，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蚤以时定。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