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林

苏子瞻

平王

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殁，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

鲁隐公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途之人也，哀哉！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

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殉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此与论周东迁，皆杂引古事错综成论，而此篇尤为奇肆飘忽，其神气盖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论也。管仲辞子华篇，其文体亦然，但蹊径少平直尔。

范蠡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齐，以书遗大夫种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

夫好货，天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静无为，以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

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吾是以累叹而深悲焉！

战国任侠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苏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

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

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范增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人君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应杀义帝之兆。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应疑增之本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伊尹论

苏子瞻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此下一段承“办大事”二句发论，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

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此下一段承“立大节”二句发论，看他双起双承，却笔势变幻不觉。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承“无异”。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承“有敝”。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唐应德云：断。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立大节反面。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废，唐应德云：续。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办大事反面。两层反面，却分置两处，俱是文字变幻处。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荀卿论

苏子瞻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足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苟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不自知其祸之至于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韩非论

苏子瞻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始皇论

苏子瞻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故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

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复，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

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此文格势正似老泉，盖东坡少年如此。此后乃自变成体耳。东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笔力坚劲，或不逮也。

留侯论

苏子瞻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九叹》：“切淟涊之流俗。”王逸云：“垢浊也。”即鲜腆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帝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辞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贾谊论

苏子瞻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疑脱“治”字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邪？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有待。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有忍。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不能待。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悲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不能忍。两意反正处，皆序地错综。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

苏子瞻

天子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免难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较易知也。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与？

大臣论二首

苏子瞻

一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

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今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去，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土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姜坞先生云：易崔允之名，以庙讳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

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二

天下之权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也，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终不可去乎？闻之曰：“迫人者其智浅，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追，诚恐其知死而致力，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

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千金**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故其说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