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13日，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年度聚会的日子，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的校友纷纷来到公园大道兵工厂大厦参加当年的年会。他们全都穿着深色套装和正式礼服，看上去有点儿呆板。这种年度聚会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目的是把在那里工作和曾经工作过的律师们召集在一起，以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络。今年的主办人是保罗·柯伦。
这一天正好是政府要求撤销对弗里曼等人诉讼的那天，而弗里曼是柯伦的客户。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几乎一致地批评该办公室的这种行动。有些人甚至责备高盛公司，说如果被告不是这样有钱有势的话，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喧嚣，当然也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寥寥无几。撤诉至少让检察官们非常尴尬，更为糟糕的是，它也反映了该办公室的无能，损害了其声誉。
在当晚的聚会上，杰德·拉科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的身旁，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起前所未闻的大案啊，可是你们却搞砸了。”
威尔逊立即替朱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们那家伙的错，导致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确证工作。”他说的那家伙是指西格尔。
拉科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但是现在，威尔逊的话激怒了他。他反驳道：“那不公平，我总是说，他能提供的就这么多了。他完全坦白了，撤诉是你先提出来的。”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受到打击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是似乎缺少了热情。负面报道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甚至正面的宣传也会让他坐卧不安。
在柯伦的聚会之后不久，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挣扎着重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突然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吃一惊。他公开地说，辞职只是因为德崇公司和弗里曼这两起重要的调查可能要耗费好几年的工夫。此外，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挑战，和米尔肯的案子不同，没有那么复杂，只涉及相对简单的内幕消息交换，只需要做惯常的确证工作就行。不过，他辞职还有其他的原因。卡伯里感到，当1986年他被任命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时，他在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时间太长了，已经超过了通常3~4年的任期。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他的亲密朋友已经离开了，现在他也该“活动”一下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就是充分的解释。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朱利安尼已经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朱利安尼并不承认。没有了信任会让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自信和专业知识的人对工作失去热情，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很害怕到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很难相信卡伯里会放弃对米尔肯的调查。他正置身于一场执法行动，而这场行动可能会重塑华尔街的基本态度，整顿全美国的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次调查活动的中心，当卡伯里最初取得莱文合作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将米尔肯这样的顶级人物拿下。现在，他怎么能够中途退出撒手不管呢？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卡伯里立即开始找工作。8月，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 Reavis & Pogue）和卡伯里联系，邀请他到该律师事务所纽约办事处负责白领辩护业务。这是一家大型的全国性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克利夫兰。卡伯里甚至不知道该律师事务所在纽约还有办事处，他立即飞到了克利夫兰，同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渴望赶紧结束找工作的奔波，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立即接受了他们的邀请。10月，他离开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功成身退，现在看来却似乎更像退却。
朱利安尼立即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希望借此得到支撑，重获主动。布鲁斯·贝尔德是朱利安尼的高级助理之一，多年前和朱利安尼在司法部是同事，后来在1980年加入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成功地处理过一些有组织的犯罪案件。他先是任缉毒处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刑事处的负责人。他曾经在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做过合伙人，对证券法有所了解。达维是一家声望很高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同凯寿（Kaye, Scholer）律师事务所一起担任弗里曼的代理。
卡伯里身材肥胖，诙谐幽默，而贝尔德则完全相反，身材高挑、消瘦，严肃认真，说话轻声细语。贝尔德生长在美国的中西部，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的风格比卡伯里甚至还要强硬。由于他曾经在最为艰难的执法领域工作过，因此，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并当众被铐上手铐并没有感到烦恼。他的是非观念极为鲜明，这一点和朱利安尼很相似。
贝尔德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朱利安尼让他担任证券反欺诈处负责人的要求。他知道，他要在公众的关注之下负责本办公室两起最为重要的案子，也就是弗里曼和米尔肯的案子。他明白，朱利安尼的政治前途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信誉都将取决于这两起案子的结果。他必须获胜。
然而，当他着手工作时，他才发现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由卡罗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崇公司的调查工作似乎停滞不前，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毫无进展。华尔街是团结起来和政府对抗。
贝尔德立即发现内幕交易案的调查同他处理过的黑手党案件之间具有相似性。和有组织犯罪分子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人也珍视沉默和忠诚，完全抛弃了讲述真相和根除腐败的职责。例如，如果高盛公司的一名合伙人犯了罪，他宁愿自己去坐牢也不愿把公司的其他合伙人牵涉进来。此外，在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中，有许多相互关联的案子，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手，无法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把嫌疑人的名字写下来，并用方框圈了起来。接着，他根据关联性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当他完成时，已经画了将近20个方框，大概形成了一个圆。不是所有的线索都能查到什么。米尔肯位于最上方，德崇公司位于靠近中心的地方。
12月，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可以指控米尔肯的重要证据。在辛辛苦苦审查关于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调查人员从布斯基的一份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记为“DBL计划”。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管的，看起来很像穆拉迪恩制作后又遵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的对账表。卡罗尔立即把穆拉迪恩叫来辨认。
穆拉迪恩一看到这些资料，就大喊道：“就是它，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做的东西。”很显然布斯基早就忘了，他在把原始文件还给穆拉迪恩之前，命令秘书复印了一份德崇公司的持股记录。
现在，穆拉迪恩就不用再重新补做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仅有了原始文件的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里面的数字也确证了穆拉迪恩根据记忆讲述的证词。
在穆拉迪恩的文件被找到之后不久，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案子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在贝尔德任职之后，他就同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坐下来讨论弗里曼的案子。考虑到该案引发了糟糕的负面报道，朱利安尼明确表示此案要优先处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在撤销起诉时，他们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来确证。但是，到哪里找额外的证据来确证呢？
卡图希罗想起来，西格尔在供述中说，他记得在斯托勒公司一案中曾经和弗里曼谈过话。弗里曼向西格尔保证说他知道科尼斯顿合伙公司正在囤积股票，并且准备“认真地”推动一起重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的，弗里曼回答说：“我同给科尼斯顿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密切。”
卡图希罗认为西格尔想到的这个情况很有价值，因为它显示弗里曼除了西格尔以外，还有内幕消息源。但是西格尔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了，因此他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讲过这个人的名字。然而，卡图希罗通过调查，迅速解开了这个谜团。科尼斯顿公司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Oakley-Sutton）的公司囤积斯托勒公司的股票，而这家公司的人员和经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是同一群人。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里甘和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期间是室友。当然，这就是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在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之后大概两个星期，里甘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受到了传讯。交易记录显示了斯托勒公司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且电话记录也显示，在交易期间，里甘和弗里曼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目标。也许，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弗里曼的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被提起诉讼，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也可以通过提供弗里曼有罪的证据和证词而祈求豁免。然而，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打草惊蛇，让该公司意识到已经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因此贝尔德采用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寻找一名对公司不满的雇员，一般很可能是前雇员。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在弗里曼一案调查工作的压力下，卡图希罗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员工的交易记录收集起来，然后花费大量时间仔细审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是却有所回报。他发现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员工的交易记录有些可疑，涉嫌内幕交易。当检察官们寻找黑尔时，他们得知他已经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解雇了。黑尔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
检察官向黑尔发了传票，但是，这种方法却失败了。黑尔说他不会自愿和政府合作的。他还聘请了一位律师。检察官希望和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并且暗示他们想得到一份价值估计，尤其是如果黑尔能够揭发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有违法行为的员工。很快检察官收到了回话，黑尔的律师说，黑尔拒绝提供价值估计。检察官们只好采用最后的办法——让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迫使他在取得豁免的前提下作证。这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可能之后黑尔会面临起诉，但是他们感到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棱角分明，深金色头发，似乎没有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讯问，正如他所预料的，黑尔含糊其词，不愿回答，讯问似乎毫无结果。接着，贝尔德转到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黑尔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坦白地回答说：“不是我要离开的，我是被解雇的。”
贝尔德问道：“为什么？”他本能地抓住机会利用黑尔突然出现的坦诚。但是，紧接着的回答让他震惊不已，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黑尔回答说：“我不能容忍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违法行为。”
当黑尔突然开始谈起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各种违法活动时，贝尔德几乎无法压制心中越来越强烈的兴奋。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检察官们的想象，他们全都喜不自禁。似乎政府现在不仅可以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及其高管立案调查，并且，根据黑尔所讲，该公司的主要同谋不是别人，正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突然之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活动看起来像是连接反欺诈处两起最大案件之间的关键一环。
根据黑尔的讲述，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经常在德崇公司和美林公司“寄存”股票，制造虚假的损失，从而欺骗国内税务局。在德崇公司的联系人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线咬断的那个人。为了制造损失，达到避税的目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常常以亏本价将证券“卖给”德崇公司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之后再以同样或者稍高的价格“买”回来。黑尔说，这种交易确实是虚假的，因为德崇公司不承担所有权的任何风险。德崇公司这样做，只是帮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忙，目的是让该公司成为受它控制的客户，当德崇公司的销售人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就会乐意，甚至迫切渴望购买。
黑尔解释说，当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就指派他负责处理所谓的“避税寄存”交易，这使他非常担忧，因为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满不在乎。在一次由公司其他人员参与的会议上，伯克曼毫无顾虑地说：“国内税务局根本没有人力来分辨这些交易，也没有能力将它们弄清楚。”伯克曼指示黑尔先将一些证券卖出去，然后再以稍微不同的价格买回来，以此达到“掩盖”这种计划的目的。他还告诉黑尔把数量和价格记录下来，做成他所谓的“寄存清单”。
黑尔告诉贝尔德，当他不愿意执行这种计划时，他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并没有向检察官们提供关于里甘和弗里曼之间关系的情况，但是，他突然之间成为调查活动中最为意外的证人，给检察官们提供了更多可供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崇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获悉内情的参与者。并且，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叫莉萨·安·琼斯，她可能会确证黑尔所讲述的大部分情况，因为她常常帮纽伯格处理交易。此外，黑尔还披露了一个情况，关于寄存交易计划的谈话很有可能被无意之中录了音。黑尔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保持着一种录音制度的习惯，常常将公司交易员的谈话录制下来，尽管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管。这样的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常常是为了解决和客户之间关于命令和执行情况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决定，要在黑尔被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对他提供的信息迅速展开调查。幸运的是，他已经被解雇了，这就让他和以前的同事们疏远了很多，因此，他自己向别人透露他和政府合作的风险几乎没有了。然而，信息在辩护人律师之间的传播将会很快。检察官们尤其担心那些磁带。黑尔说，按照惯例他们一般在6个月之后销毁磁带，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知道黑尔泄露情况的话，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事上招致了负面报道，但是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再次实行强硬打击而有所畏惧。根据黑尔披露的情况，他们迅速获得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办公室的搜查证，理由是涉嫌偷税漏税，但是没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手段更加强硬，这可以从检察官们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从他们现在的行动中似乎可以看出，以前抓捕弗里曼等套利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检察官办公室过于严厉，相反，问题是他们还不够强硬，没有对嫌疑人产生震慑，迫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曾经办理过黑手党和毒品案的检察官，贝尔德明白，他的嫌疑目标明白什么是强力。在朱利安尼的批准下，贝尔德计划实施一次大搜查，同这次行动相比，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之后几个星期，也就是12月中旬的一天，几辆警车停在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座很不显眼的办公楼前，这座楼依稀看来像是殖民地时代的风格，这就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办公楼。圣诞节即将来临，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装饰一新，不远处就是普利斯顿大学的大门口，里面是宁静的校园。警车停稳后，50名联邦执法官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蜂拥进入电梯，然后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玻璃门冲进办公室。在出示了搜查证之后，他们纷纷进入各个办公室，而员工们全都惊呆了，恐慌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搜查完毕之前，任何人不准离开办公室。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都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搜查时，他们运走了300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就包含最为重要的东西——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还邀请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参与此案。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搜查的当天，杜南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然后驱车来到莉萨·琼斯的家。她住在洛杉矶北部一座现代风格的公寓楼里，当杜南到她家门口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
琼斯从14岁就离开了新泽西的家，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工作。她参加进修课程获得了高中文凭。现在，她只有25岁，年薪就已经达到了11.7万美元，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助理。琼斯在布鲁斯·纽伯格手下工作，而且她的办公地点距米尔肯只有一步之遥。琼斯每天早上5点半就来到办公室，整天的工作就是为纽伯格写指令，并发给不同的交易所。有时，她要同时接听3个电话。她工作非常努力，已经过上了一种舒适和安全的生活，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她属于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和提拔的人。
杜南按响了琼斯家的门铃，琼斯打开门。她身材矮小，深褐色卷发。杜南礼貌地问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并且说带给了她一份联邦传票。琼斯请杜南进屋，杜南迅速简要讲述了德崇公司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且表示他已经对相关的情况有所了解。一开始，两人的谈话还很顺利，琼斯坦白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接着，杜南谈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们在为他们做寄存交易吗？”杜南问道。
“是的。”琼斯犹犹豫豫地回答说。
“是为了避税吗？”杜南继续问道。琼斯突然之间好像有点儿惴惴不安。
“不，不是。”她开始说，但是，接着她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和律师谈话。”杜南叹了一口气，但是他没有逼迫她说。
“我们一直都希望你会愿意在这次调查中同我们合作。”杜南遗憾地说。他把大陪审团的传票交给她，然后离开了。琼斯突然害怕家中电话被窃听了，她立即找到一个投币电话，给她唯一认识的律师打电话。
回到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人员开始分类整理查获的资料，并检查磁带的内容。许多都是日常事务，对政府没有什么用。但是，卡图希罗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显然是由于涉及与一个客户的纠纷，1984年12月有几天的录音资料没有被销毁。当他听这些录音时，其中几段谈话让他激动万分。他立即把贝尔德叫了过来。
很快，他们就把20多段谈话转录到了一盘磁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德崇和米尔肯案的检察官们都召集过来，一起听这些录音。听完后，他们全都异常兴奋，就好像这些密谋正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展开一样。这些重要的录音谈话，大部分发生在纽伯格和查尔斯·扎尔热茨基之间。扎尔热茨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高级合伙人。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录音中发现了一段可以证明德崇公司的卡里·穆尔塔什有罪的证据。很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由他负责处理相关事务。这可能成为击垮穆尔塔什的确凿证据，因为他一直在顽固抵抗，拒绝和政府合作。
负责德崇公司一案的检察官约翰·卡罗尔那天因感染流感而在家休假，同事们禁不住也给他打电话通报了这个幸运的发现，他们甚至还把录音通过电话放给他听。
在其中一段录音中，里甘和纽伯格因为寄存股票的“存放”成本发生了口角。纽伯格说：“我已经为你存放了许多股票，万一你没有变现的话，我会一直都向你收取存放费的。”
里甘回答说：“我也为你存放了股票。”他的话似乎清楚地承认，德崇公司的股票寄存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也是自从撤诉以来6个月内检察官们所取得的最大突破。这些录音带是违法活动的铁证，所暴露的问题比黑尔讲述的还要多。除了涉及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寄存股票避税外，这些谈话还披露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遵照德崇公司的要求为它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的问题。它在1985年曾经寄存过美泰玩具公司的股票，并实行了操纵股价的计划。这些录音带显示，德崇公司曾经利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操纵一只场外交易的股票的价格。这就是C.O.M.B.公司，它是一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当时德崇公司正在为它承销证券。检察官们心想：如果这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和德崇公司在任意几天内就做成的交易，那么这两家公司可能还犯过其他什么罪行呢？贝尔德立即意识到，只凭这些录音资料就可能给德崇公司定罪。弗雷德·约瑟夫反复说他想要公司违法的证据——现在，他可以亲自来听听这些录音。
但是，在所有对话的录音中，有两段给检察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段之所以引人注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作为证据的价值（若单独拿出来，它们不能指控任何犯罪活动），并且还因为它们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尔街上的一种流行心态。
在第一个对话中，是弗里曼和扎尔热茨基在交谈。弗里曼用一种留恋的语气告诉扎尔热茨基，他最近刚刚去了一趟大西洋城，并且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但是现在他不喜欢这些了。他说：“这不再有意思了，我想可能是我在这一行干得太久了吧。我习惯于具备优势。”在第二个对话中，扎尔热茨基和比弗利山分部的纽伯格在交谈。在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起虚假交易之后，纽伯格对扎尔热茨基说：“你是一个大骗子啊。”
扎尔热茨基回应说：“是你教的我啊，大哥。嘿，听着，笨蛋……”
纽伯格打断了他的话，嘲讽地笑着说：“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
尽管丑闻不断爆出，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仍然在继续。1986年5月12日，莱文被捕的那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1,800点。很少有人能从一个不知名的投资银行家的被捕中看到不祥的征兆。到11月，当布斯基接受认罪时，道琼斯指数已经接近1,900点。在经历了最初的震**（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业务方面）之后，股市重新恢复了攀升的势头。弗里曼、米尔肯和高盛公司以及德崇公司的抵抗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消除了投资者的顾虑，让他们认为兼并狂潮的发动机将会继续运转。
德崇公司全力支撑着让人们继续保持这种印象。尽管笼罩在政府调查的阴影下，但是该公司仍然能够继续利用客户的忠诚维持自己的业务和市场份额，甚至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德崇公司可能是华尔街上独一无二的一家公司，因为它能够抵御对其业务合法性的攻击。毕竟，当它的许多大客户，如波斯纳等，遇到麻烦而无人愿意支援时，是它站出来支持它们的。现在，该轮到它们帮助德崇公司了。
这些客户们纷纷做出了反应。尽管德崇公司随时都可能被指控或者被提起诉讼，但是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崇公司的客户给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合作；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客户都会像米尔肯一样和政府大胆对抗。考虑到米尔肯对许多客户仍然有着控制能力，这些客户别无选择。
然而，德崇公司的新业务却受到了影响。该公司失去了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了购买世贸中心7号楼作为自己办公楼的计划，它憎恨的对手所罗门兄弟公司买到了这座大楼。德崇公司支持的恶意收购的报价也失去了其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了对吉列公司的收购，伊坎收购USX公司的失败被看作德崇公司的失败。但是，德崇公司迫切希望与恶意收购中备受争议的角色拉开距离。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一起恶意收购活动。
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被披露之后，约瑟夫就聘请了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的高级合伙人伊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律师事务所是纽约一家著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迅速得出结论：约瑟夫个人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来说，他提醒约瑟夫，米尔肯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佳的策略就是从德崇公司辞职。约瑟夫听到这个建议后大吃一惊。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他坚持向米尔斯坦说，米尔肯非常富有，这样一个人堕落到犯罪是无稽之谈。
在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约瑟夫似乎决定把他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的身上。甚至早在布斯基的丑闻公开之前，约瑟夫就希望G.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所率领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银行集团可以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小组，从而和米尔肯的西海岸小组相抗衡。但是，这个希望却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持要把唐纳德·恩格尔召回来，以重新恢复德崇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格尔对米尔肯极为忠诚，因为道德缺失而被约瑟夫解雇。
约瑟夫一开始不同意，巴彻勒和安德森一派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然而，米尔肯强调说，在艰难时期，“客户关系”最为重要。米尔肯说他自己的关系正在拯救公司，并且补充说恩格尔似乎是德崇公司中除他之外唯一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客户忠诚的人。很显然，这是对巴彻勒、安德森以及他们东海岸公司金融部人员的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这次，约瑟夫又向米尔肯的阵营妥协了。约瑟夫告诉恩格尔：“迈克尔想让你做这件事，我们需要你。”恩格尔同意在1987年1月回到投资银行业务部，担任联合主管。他还想法保持了他的补偿协议，并坚持直接向约瑟夫汇报，而不是名义上和他平起平坐的巴彻勒或者安德森。
恩格尔一胜利回归就把投资银行集团更名为“客户关系集团”，并且没有和安德森等人协商。安德森怒气冲冲地跑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威胁着要辞职。斯蒂芬·温罗思一开始就反对恩格尔的回归，他也威胁要离开。东海岸派系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效仿。
在恩格尔回归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约瑟夫就劝说他从联合主管的职位退出，重新做顾问。毕竟，恩格尔现在仍然负责捕食者大会的工作，这个会议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因为政府正在对德崇公司进行调查，这种会议可以显示它的实力。
当1987年的“捕食者大会”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时，会场弥漫着一股恐惧的气息。每天都有谣言说，政府要发动大规模的突然查抄，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被捕让这些传言似乎更加可信。然而，恩格尔对此根本不害怕，他挺身而出应对这些挑战。1987年的高收益债券大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2,500多名参与者，充分展示了客户对德崇公司的忠诚。
很显然，这次会议的真正听众不是在比弗利山分部，而是在国会，甚至在全美国。今年的会议论调和往年截然不同。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能的感觉随着愉快兴奋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恩格尔8号别墅的聚会仍然只允许男客参与，这和随后在蔡森餐厅举行的晚宴，与往年比起来都有点儿呆板。耀眼炫目的摇滚录像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叫《德雷克塞尔公司帮助美国》的类似纪录片的片子，里面出现了德崇公司大客户的员工，他们对垃圾债券大加颂扬，并满怀深情地盛赞该公司。
该公司在宣传公关。当片中斯通集装箱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愿意和任何拥护垃圾债券的人“握手”时，观众中一位愤世嫉俗的人脱口说道：“我们给那家伙付了多少钱？”在片子结束时，解说员说出了德崇公司因政府调查而确定的新主题：“高收益债券融资和德崇公司——帮助美国运转。”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米尔肯也讲述了类似的主题，并且开始推销他作为“国家财富”的新形象。在开幕词中，他没有提到恶意收购，而是重点讲述了垃圾债券是如何促进中等规模企业的成长以及如何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的。布恩·皮肯斯原来计划把为并购**辩护和股东民主作为演讲的关键词。德崇公司审查了他拟定的发言稿，没有通过，他就改变了主题，索然无味地谈了谈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经济形势。
会议的基调应该是暗示，政府的调查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很显然，在负面报道的共同影响下，这样做正在付出代价。约瑟夫面容憔悴，而穆尔塔什甚至更为糟糕。相比而言，米尔肯的一切——他的精力、他的行为举止、他的一直在场——都在传达着一种信心。一位参会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我看来，米尔肯根本没有一丝问心有愧的感觉。我认为，这就是说，他要么无罪，要么就是毫无良知。”
同以前一样，这次大会也禁止媒体采访，但是许多记者仍然来到了比弗利山希尔顿酒店。他们没有遭到驱逐，但是却被密切监视着，不允许进入会场。只有指定的参会者，如鲜果布衣公司（Fruit-of-the-Loom）的总裁威廉·法利才允许向记者发表评论，而且评论内容必须由德崇公司仔细审核，以突出该大会的主题。
这是刑事调查案件中一个私人被告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媒体攻势，这次大会只是这一攻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米尔肯被指控的违法行为的注意力，并树立他在全国的声誉。公众舆论可以用来左右刑事调查的结果，但是其影响究竟多大，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验。
在垃圾债券大会之后不久，德崇公司就在整个公司发起了一个长达两周的垃圾债券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演讲和放映电影等，极力吹捧垃圾债券的光辉业绩和它们对美国的贡献。在大会上，该公司首次宣布了一项改变政策的决议。长期以来，德崇公司一直想用流行的“高收益”一词替代“垃圾”一词，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突出宣传。员工们收到了公司的徽章，上面印着：垃圾债券让美国健康成长。在一个片子中，约瑟夫和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林顿一同唱出了一句歌词：“艰难之路，唯德崇行。”
该公司还在报纸上登了整版的广告，展现了垃圾债券所谓的受益人。当然，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如卡尔或者斯皮格尔，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全家站在一座即将完工的新家面前。这个幸福家庭的场景和垃圾债券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该新家的建筑商霍范尼安公司（Hovanian）是德崇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声称，在垃圾债券的支持下，该公司能够为“5万人提供住房，帮助2万人谋生”。此外，德崇公司还投入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展开广告攻势。广告设计得同样煽情，里面展示了一座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代利亚市的发电厂，该厂是由德崇公司的垃圾债券资助建造的。据说，该厂吸纳了贫困的维代利亚市的大量失业工人，降低了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则广告根本就不是在维代利亚市拍摄的，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劳动部门也对广告所声称的该厂降低了失业率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科恩的这篇文章见诸报端之后，德崇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愤怒不已。
电视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和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都开始对米尔肯在媒体中形象的各个方面实施控制。他们对报道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他们对米尔肯的支持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程度对他们“评级”。米尔肯的阵营把记者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理论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理论主义者可以指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类似的政治观念；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无法独自获得新闻。
米尔肯的团队最喜欢的理论主义记者就是爱德华·J.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Manhattan Inc.）的专栏作家，也是第一批撰文支持米尔肯的记者之一，他曾经报道说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所表现的主题激发了里根执政时期放宽管制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派支持者们的强烈共鸣。在经过威廉斯的面试之后，爱泼斯坦成为第一个获准采访米尔肯的记者。但是，米尔肯不允许爱泼斯坦对调查提出任何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作者成了支持米尔肯路线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他们似乎支持反正统流派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相信其中有米尔肯的功劳，并且对证券法表现出了几乎毫无掩饰的蔑视，认为这是政府对革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不必要的限制。
随着1987年盛夏的逐渐退去，一种不安的平静降临华尔街。合作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这种合作以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为**。现在，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新起诉似乎更为遥远。除了在继续调查中直接牵涉到的事情外，这个丑闻似乎已经隐退到了历史之中。
套利人们又一次开始庆祝。布斯基的认罪导致股市下跌，给套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弥补回来了。他们所拥有的资金甚至比以前更多，他们纷纷把这些资金投入实际的或者是预期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股市上涨得更高，在8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2,700点。小道消息称，到年底道指将会达到3,000点。
约瑟夫竭力提醒德崇公司的员工们要警惕不断高涨的市场热潮，尤其是小心股东们在公司兼并和杠杆收购中得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那年秋天，他同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其他员工见了面，告诉他们德崇公司必须准备接受垃圾债券市场巨大份额的萎缩。约瑟夫督促说：“让其他人做这些交易吧。你们必须让订单和客户到其他地方去。”大家似乎都点头表示了同意，包括米尔肯，尽管“放走”客户的想法让他痛恨不已。
美国股市不久之后就施行了自我制约。第一次震**是在10月14日出现的，当天从华盛顿传来谣言说，国会即将立法，准备限制恶意收购融资中利息的扣除。许多股票的价格原来在人们对收购的期望下被推到了过高的水平，现在这些股票似乎都陷入了危险之中。有人开始低价抛售，最初是慢慢地，因为有些套利人介入进来以低价收购股票。但是，紧接着，抛售就更为迅速起来，因为一些投资机构为了锁定未实现的利润开始迅速清仓。10月15日和16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股市每天都下跌100多点。
那两天，米尔肯都坐在交易桌前，他向德崇公司的客户保证，现存的垃圾债券不会受到被提议的立法的直接影响，并继续做市。然而，他要为市场的震**承担间接的责任，因为是他表示并购可以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得到融资。股市震**之前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上升到了2,700点以上，这是由股价的大幅上升而造成的，而米尔肯正是幕后的推手，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接着，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跌幅超过了500点，创有史以来单日损失的纪录。投资者们开始疯狂地抛售，几乎每只股票都在猛跌，收购目标公司和最为安全的蓝筹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市场接近崩溃，尤其是在10月20日星期二，股市进一步下跌，只是下午有所止跌回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许多做市商都缺乏资金来收购遭抛售的股票。美联储不得不拿出大笔现金来救市。
同1929年的大崩溃不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经济萧条。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崩溃，而不是经济崩溃。公司收益仍然非常可观，美国公众继续消费，甚至股市自身也从低谷中开始反弹。垃圾债券在经历了最初的暴跌之后，却成了更为安全的国债，恢复的速度更快，部分是因为米尔肯不辞辛劳地宣传垃圾债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资。确实，他告诉他的大客户们介入进来，并购买更多的垃圾债券，而他们也按照他的话做了。米尔肯对他巨大客户网的影响力使他在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市场的暴跌却造成了实际的破坏。小投资者们损失惨重，许多人都对这次经历痛不欲生，决定永远退出股市。这些投资者已经对市场的公正充满了怀疑，现在他们也相信股市是受到专业人士操纵的游戏。投资者的这种态度最终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的融资体系——正如证券法起草者所担心的那样。
华尔街上到处都是受害者。从深远的程度上来说，人们的心态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挣大钱了，他们也不再那样期望了，工作也失去了乐趣。
套利人是借贷投资时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在模仿布斯基时，没有任何群体能够这样疯狂地信奉借贷的理念，也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过这样沉重的代价。在大批套利人垮台的惨痛经历中，股市暴跌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教训：高回报并不一定是市场异象，而是更高风险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对垃圾债券购买者本来应该是很明显的，他们的回报远远高于风险，似乎已经不成比例。然而，大部分人仍然对比弗利山他们心中的“太阳王”顶礼膜拜。
也有个别人发出了警告。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就不断警告垃圾债券的危险。沃伦·巴菲特被认为是美国最为精明的投资家之一，他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当你给不合格的司机做保险时，你赚到的保费要比给合格的司机做保险时高。有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则命丧黄泉。”
12月20日，满脸憔悴、面色极其苍白的伊万·布斯基出现在了曼哈顿的联邦法庭，此时，他所熟悉的那个套利世界仍然处在股市暴跌的混乱之中。警方不得不竖起路障维持秩序，数百名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和好奇的旁观者挤满了法庭的台阶。法庭外面也挤满了记者和律师，但要进入法庭必须经过法警的同意。当布斯基站起来向联邦法官莫里斯·拉斯克陈述时，人群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布斯基的话。
布斯基轻声地说道：“我深感惭愧，对自己的行为很不理解。去年，我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我是怎样偏离正道误入歧途的。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救赎，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一个好名声。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在这一天宣判是布斯基自己请求的。一般来说，同政府合作的证人，为了保证他们继续合作，要到作证结束时才能进行宣判。布斯基是米尔肯一案的主要证人，在结案前也不能宣判。但是，检察官们却允许对布斯基进行宣判，因为审判米尔肯似乎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布斯基必须蹲监狱的话，他想尽早进去。他也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他厌倦了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他到圣约翰大教堂从事慈善工作，并在犹太神学院学习。这些努力对公众舆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允许布斯基接受宣判是检察官们将会后悔的一个决定，但是在当时，布斯基给检察官们提供的资料已经很多了，让他接受宣判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在判决之前的一个听证会上，检察官约翰·卡罗尔声称布斯基的合作是“证券法历史上最为不同寻常的”。他补充说：“在我们看来，更大的犯罪是布斯基先生主要在他人的指示下参与的犯罪。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问题，一个在根基处损害金融世界的系统性腐败，不幸的是，这样说并不是夸大其词。”考虑到华尔街上后来其他人向政府的挑战，布斯基的忠诚似乎更为不同寻常。
法官拉斯克称赞布斯基的合作。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样，他称这种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了一些同情，并说：“毫无疑问，布斯基已经受到了羞辱，遭到了污蔑，身份也被贬低了。以前，他是一个知名人士，现在却生活在这样一种闻所未闻的处境之中。”
布斯基仅仅承认了一项重罪，结果，他要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马上就要宣判了，法庭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最后，拉斯克法官宣判布斯基入狱3年。尽管这个判决立即遭到了米尔肯阵营的攻击，声称判决太宽容，不过这个判决比布斯基可以接受的最高刑期的一半要多。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这起仍然在继续的丑闻中最为严厉的判决。
“必须传递出去一个信号，”拉斯克法官总结说，很显然他对所获悉的华尔街上非法活动的规模感到极为不安，“这一刻已经来临，法庭完全不能接受监狱对白领被告是不可想象的想法……为了保护金融市场的实际公正，以及表面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为都不会无人监管、放任自流，布斯基先生的结果就是证明。”
布斯基想通过后门离开法院，从而躲避媒体的围追堵截。但是，当他走到人行道上时，等待在那里的记者蜂拥而上。他们爬上停在路边的汽车上，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停地拍着。第二天的报纸上全都是布斯基的特写镜头，他一脸恐惧地钻进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中。
1988年2月18日星期四，天气阴沉寒冷，新泽西州北部地区即将面临大雪的威胁。当约翰·穆赫伦从他那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的前门出现时，他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糟糕。他把一个运动包放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在包中，穆赫伦放了一把0.233英寸口径的以色列加利尔突击步枪和一套军装，这把枪是他两周前刚刚买的。他还有一箱子弹，共计300发。另外，他的车里已经有一把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一把0.357英寸口径的马格南手枪和一把12口径的手握式猎枪——他的汽车都快要成为一个武器库了。
政府调查的压力不断增加，穆赫伦已经快要崩溃了。他极其沮丧。前一天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电视里连续不停地播放着电影，但是他甚至连电影的名字都没有记住。他已经不再服用那种含锂的药物。昨天，他的律师告诉他，他可能也要被起诉。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的律师还告诉了他一个事实，他应该认罪。
穆赫伦坐上车，发动起来，将车倒出来，然后沿着长长的、弯曲的车道驶向北区大道。他的使命是去杀死一个人，这个人导致了他所有的痛苦，然而，这个人还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个人就是伊万·布斯基。接着，“猎头行动”就会结束，他后来就是这样称呼的。
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白领丑闻中，暴力也会发生。涉及的金钱和权力都是巨大的，许多人都为了小事去杀人和被杀。西格尔害怕布斯基会杀了他，而布斯基害怕米尔肯会杀了他，现在，穆赫伦却要真的去杀布斯基。
自从布斯基的认罪协议击碎了穆赫伦的人性观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几乎在不断地恶化。在获悉布斯基这个他仍然认为是朋友的人可能会把他牵连进去（穆赫伦称这是“背叛”他）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更为糟糕。
在去年的1月，穆赫伦收到了和布斯基有关的传票，上面清楚地罗列了被指控的寄存交易安排，最开始的就是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这是穆赫伦在1985年替布斯基做的。穆赫伦的反应是：“那又如何呢？”他认为这是在帮布斯基的忙，谁会在乎这呢？当然，这也不是犯罪。
穆赫伦只是不能相信布斯基或者达维多夫竟然会说他的坏话。但是，他听说穆拉迪恩正在和政府合作。穆赫伦用来向布斯基支付被指控的寄存股票的收益时所使用的发票在传票中显得非常突出。穆赫伦猜想可能是穆拉迪恩向政府透露的这些情况。
1987年2月，穆赫伦又收到了一张传票，上面问到了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被操纵的问题，当时，布斯基和伊坎曾经联合威胁过该公司。这也没有困扰穆赫伦。当他的律师肯尼思·比亚尔金拒绝让他作证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尔亚金提醒他说：“这是一种政治迫害。”比尔亚金坚持让穆赫伦再咨询一下刑事律师，并向他推荐了奥托·奥伯迈尔。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穆赫伦一样满不在乎。他的一些投资人都很担心，并问了一些烦人的问题，如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情况“被曝光”。律师们不断来找他，而穆赫伦对律师们并不怎么有好感。但是，这一年即将结束，而政府的调查活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
从经济上来说，穆赫伦在10月之前都很不错，收益很多。布斯基脱离套利界增加了他的获利机会，因为竞争减少了。1987年的前9个月，穆赫伦的账面收益为1.2亿美元。他做得比布斯基给他提供内幕消息时还要好。
接着就是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同其他的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仅现金损失就高达8,000万美元。和他的许多同事不同，他似乎对身边的动**、混乱和恐慌非常激动。当股市暴跌时，他在交易大厅跳来跳去，大喊道：“我们要把损失弥补回来。”他之所以非常激动，是因为这种暴跌给了他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机会，使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击败更多的对手。穆赫伦经常喜怒无常，即使对他这一点早已习惯的人看来，他这种反应似乎也有点儿不太合适，毕竟一下子损失了8,000万美元啊。然而，穆赫伦却以全新的**重新投入工作当中，大胆出手，将剩余的资金投到股市，而他的对手们正在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当年结束时，他的回报率高达18%，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益。
然而，即使在十二月份穆赫伦的业务恢复得很顺利，他也仍然表现得非常怪异。在此期间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穆赫伦和他的朋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吃晚饭。斯普林斯廷刚刚完成一张新唱片，为了配合唱片的发行，他计划举行巡回演出，他兴奋地和穆赫伦谈论着。接着，穆赫伦提到，他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看到过巴拿马铁腕总统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照片。穆赫伦说：“诺列加是美国压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廷似乎非常困惑。接着，穆赫伦提到了美国犹他州的辛格案，在该案中，州政府的警察包围了摩门教堂爆炸案一个嫌疑人的家。穆赫伦说：“这个州是专制统治。”斯普林斯廷没有理会这些煽动性的话。
不久，穆赫伦就开始带着一把装了子弹的武器外出，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现在得出结论，警察和政府的检察官是一伙的，都在试图把他牵涉到布斯基的丑闻之中。穆赫伦感到他应该武装起来，以便警察杀他时可以自卫。他现在深信所有的警察都企图杀他，以至于当他看到警察朝他走来时，都会迅速跑到旁边去。
12月的一个星期五，穆赫伦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他的同事们得知，他按时乘直升机来上班了，然后在曼哈顿南部的炮台公园停机坪降落，接着就不知所终了。
穆赫伦身穿平常穿的卡其布裤子和T恤衫，没有穿外套，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公园徒步走到了北端的哈莱姆和华盛顿高地。穆赫伦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服用以前定期服用的含锂药物了，因为这种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比较大。他感到想自杀。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四年一个周期的“黑色情绪”又开始困扰他了。
然而，穆赫伦似乎已经从这些异常行为中恢复过来了。然后，在1988年1月，有消息传来，达维多夫同意合作，并承认一项重罪。现在，穆赫伦可能也会被达维多夫牵涉进去。他从律师那里获悉，是布斯基把达维多夫牵涉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布斯基可能也把他牵涉进去了。更为糟糕的是，达维多夫所承认的那项罪名就是通过寄存计划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而这正是穆赫伦坚持认为不能算作犯罪活动的指控。
穆赫伦再次陷入了绝望之中，郁闷地沉思着他以前这些朋友最近对他的这种严重的背叛。实际上，他是顶着压力在作证时没有出卖朋友、以前在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同事，以及贝尔兹伯格家族。他什么也没有说。
2月15日星期一，穆赫伦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甚至没去上班。星期二，他的情绪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极其兴奋，过于活跃。他一早就去找牙医，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去办公室。他告诉同事们说，大家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值得放松一下。穆赫伦租赁了下周一的5架直升机，然后他对大家说，下周一股市一闭市，他就会带着大家飞到大西洋城，尽情赌博和狂欢，想玩多久都行，第二天早上股市开盘前飞回来，所有的费用都由穆赫伦承担。即使按照穆赫伦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慷慨。
2月17日星期三，穆赫伦的情绪又低沉下来。他尖叫着向牙医说他牙疼得厉害，医生只好给他开了可待因（Codeine）。然而穆赫伦还不知道，他的最大厄运即将来临。
贝尔德在接任卡伯里的职务之后，就把穆赫伦的案子分派给了罗伯特·盖奇。盖奇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去年才加入反欺诈处，就是为了加强该处的力量。穆赫伦一案同弗里曼或者米尔肯的案子不同，这是布斯基的认罪协议衍生出来的最为一目了然的案子，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容易审理的。在这个案子上，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合作证人——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在一月份，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做了不利于穆赫伦的陈述，讲述了他和穆赫伦之间的交易，包括股票寄存、操纵股价和透露股票的内幕消息。例如，布斯基作证说他曾经告诉穆赫伦说“推高”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而穆赫伦回答说：“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的大部分供述都和穆赫伦被调查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因素非常接近。在1月13日，盖奇追问布斯基的动机，问他为什么要和穆赫伦从事这些非法活动。布斯基的回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全盛时期所特有的心态，当时，犯罪活动似乎已经内化到了人际关系的组织结构中。
布斯基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儿吃惊，他回答时说话的速度也比以往慢了许多。布斯基说起了他和穆赫伦，他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互相支持，互相帮衬，一起致富，需要时互相救助，并且两家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我们都对慈善事业很感兴趣。”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片刻，然后简单地做了个总结：“我们是朋友。”在布斯基的世界里，金钱和帮助——尤其是消息的交换——就是友谊的实质。他同西格尔和米尔肯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同穆赫伦的关系尤其如此。
2月17日下午晚些时候，当穆赫伦仍然在忍受牙疼的折磨时，他的刑事律师奥伯迈尔直接到他那豪华的办公室里来了。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盖奇给奥伯迈尔打电话，告诉了他一个不祥的消息：他打算要求大陪审团起诉穆赫伦，罪名是寄存交易和操纵股市。盖奇说，政府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起诉。除了布斯基的证词之外，政府还有书面的佐证，包括虚开的对穆赫伦极其不利的发票。盖奇强调说，如果穆赫伦希望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就必须在诉讼被公开之前认罪，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但是盖奇还明确表示，穆赫伦至少要接受一项罪名，豁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奥伯迈尔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为了穆赫伦自己的利益，他必须说服穆赫伦认真考虑认罪的问题。政府所指控的事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交易记录印证了所有股票的交易。穆赫伦可以证明他自己的心态——他相信他为布斯基声称“寄存”的股票承担了风险，而且他对布斯基操纵海湾西方石油公司股价所获得的利益一无所知——但是，大陪审团必须相信穆赫伦，还必须超过对布斯基和达维多夫的信任，而且旁证也非常重要。
奥伯迈尔向穆赫伦讲了他和盖奇之间通话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了政府在该案上的优势和薄弱之处，然后他提出了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这正是穆赫伦长期以来一直顽固拒绝的。奥伯迈尔问道：“为什么不了结此事呢？”他竭力让语气轻松一些，就好像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去认罪吧。如果你不去的话，他们就会毁掉你的生活。”穆赫伦满怀疑虑地听着。
穆赫伦生气地大喊道：“我什么事也没做。”他一直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帮了布斯基几个忙。
奥伯迈尔建议道：“收起你的这套理论吧！”这句话把穆赫伦给逼急了。
穆赫伦差一点儿就要咆哮起来：“我不去认罪，我才不管他们怎么对我。”向政府压力低头的想法激起了穆赫伦对当局的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他的反应也因为躁狂状态而更加激烈。
奥伯迈尔继续说道：“坐牢也不是太糟糕的。”很显然，他没有注意穆赫伦不断积聚的愤怒，“你可以辞职不干了。”
穆赫伦忍耐不住了。他一跃而起，大声尖叫，咆哮着。他告诉奥伯迈尔要辞退他，并且对他破口大骂。最后，他说：“奥托，我怎么会需要你这种浑蛋律师？”穆赫伦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在奥伯迈尔离开之后不久，焦躁不安的穆赫伦给肯尼斯·比亚尔金打了个电话，这是他原来的律师，就是肯尼思建议他聘请的刑事律师，现在他仍然参与这个案子。比亚尔金竭力劝说穆赫伦平静下来，这却让穆赫伦更生气了。穆赫伦大喊道：“你们这群律师全都他妈的一个德行！”并且说他也要炒掉比亚尔金。说完，穆赫伦就摔掉了电话。比亚尔金和奥伯迈尔对穆赫伦的行为和脾气毫无办法，当晚，他们想找穆赫伦的心理医生谈一谈。但是，这位医生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无法联系上。
当天夜里，穆赫伦一夜未睡，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上的电影。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他的生活正在被摧毁，他是一个受害者。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穆赫伦的精神状态继续恶化。他也越来越焦虑和好斗，颠来倒去地说着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对他的背叛。他说他想杀掉他们。最后，他的妻子南希给当地的警察打了个电话，说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情绪状态和行为举止，因为他手里有武器，并且说他似乎被布斯基搞得非常焦躁不安和苦恼。警方派出一辆巡逻车，停在了北区大道穆赫伦家的院子大门口附近。
不一会儿，穆赫伦从房子里出来了。他上了汽车，朝着大门口开来。警察把车往前开了开，在大门口处挡住了穆赫伦的路。然后，警察从车里下来，来到穆赫伦的车旁，立即就看到了后座上的手枪。警察把枪拿走了，但是没有逮捕穆赫伦，因为穆赫伦有持枪证，并且他也没有将武器带出自己的家。穆赫伦似乎极为愤怒焦躁，但是他开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