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莱文的1,000万美元存款并未完全被政府控制。5月12日发布的资产冻结令只是暂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在两星期之内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莱文有罪，并从联邦法院的庭审中获得初步禁令。冻结资产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莱文采取的最主要的手段，这可以阻止他继续过奢侈的生活，让他顶多可以过一种普通的生活，甚至让他支付律师费都很困难。他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聘请的律师立即开始攻击这项冻结令，为莱文争取到了动用花旗银行个人账户上30万美元的权利，用来支付个人消费和律师费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利曼的搭档马丁·弗鲁门鲍姆以不屈不挠、英勇好斗而著称，他对法庭说：“政府没有初步确凿的证据，政府手里什么都没有，因此，政府很难在周四的庭审上拿出足够的证据。”
弗鲁门鲍姆的挑战激发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的斗志。他们在庭审之前四处奔波，先后到莱文工作过的所罗门美邦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调查取证，获取莱文接触内幕消息的证据。他们搜集和分析了罗伊银行的交易记录，甚至聘请了一位笔迹鉴定专家，以确认莱文在所罗门美邦公司求职申请书上的笔迹和罗伊银行取款条上的完全一致。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试图通过当面和书面的形式讯问莱文。但是莱文的律师指导他搬出《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可能导致他有罪的问题。法庭命令莱文陈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包括多年来他从罗伊银行提取的190万美元现金，莱文也拒绝执行。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传讯了莱文的妻子、父亲和哥哥，据称有几次是他们陪同莱文去的巴哈马。奇怪的是，莱文的家人也都搬出了《第五修正案》。当律师们问莱文父亲菲利普·莱文他妻子婚前的姓氏时，他甚至也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了——最后查明是戴蒙德，就是莱文在罗伊银行使用的化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怀疑他们都在隐瞒什么。
5月21日，也就是在法庭庭审前一天，林奇第一次接到了阿瑟·利曼打来的电话。利曼要求将庭审推迟10天，并且暗示愿意和他们进行谈判。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非常吃惊，考虑到他是全国著名的出庭辩护律师之一，很显然他期盼着得到肯定的回答。
利曼猛烈地反驳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你这样做可是很不明智啊。”
林奇的怒火直往上冲。他从来没有和利曼见过面，但是利曼摆出这种高高在上、给人恩赐的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林奇冷冰冰地说。更糟糕的是，林奇很快就接到了伊拉·索尔金的电话，索尔金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地区执法处的主任，也是利曼的老熟人。索尔金说：“利曼很不高兴，他还不了解你。”他说话的语气好像这是林奇错了一样。林奇非常愤怒，利曼竟然想通过索尔金给他施加压力。
林奇命令道：“你别管这事！”他不会给莱文任何宽限的，反而要继续给莱文施加压力。
5月22日，星期四，纽约联邦法庭准备最后向莱文摊牌。林奇在华盛顿指挥，没有参加庭审，他的副手约翰·斯图克出庭辩论。这是一次很关键的听证会，如果法官解除了对莱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很容易就能拿出钱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大战，可能会就此逃脱。
这是斯图克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辩论，他煞费苦心地把这起案子进行了归纳总结，把莱文的内幕交易案分成9种模式详细进行了说明。利曼抱怨“新闻界对此案的炒作”。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只有一些关于莱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多数资料都是莱文为罗伊银行提供的虚假文件。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几乎就是铺天盖地，到处都有。”利曼坚持说。莱文一直沉默不语。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就驳斥了利曼的辩论，他说：“这是很清楚的，做决定的人和那些读着13D表或者《华尔街日报》的人有着很大差异。”他赞成冻结莱文的资产，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第一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他想在办公室里和卡伯里见个面，他认为这个时间见面不会引人注意的。卡伯里一点儿也不奇怪，他认为利曼会和他进行协商，为莱文达成一项认罪协议。卡伯里认为，仅仅因为逃税和作伪证莱文就“死定”了，更不要说内幕交易了。
周六，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层的接待区和他们见了面。利曼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莱文就会招供。他说莱文有些内幕消息很值得协商：四位年轻投资银行家的身份，这些人也都直接参与了内幕交易，另外，还有“一条大鱼”。
卡伯里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莱文的交易模式暗示，莱文肯定在其他投资银行还有线人。《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莱文交易的分析文章，文章披露莱文的这些交易大都和拉扎德兄弟公司以及高盛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知道其中一名同谋者的名字。他接到了劳伦斯·佩德威兹打来的电话，这是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曾经是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处的主任，还是拉扎德兄弟公司的法律顾问。
佩德威兹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罗伯特·威尔吉斯，是丹尼斯·莱文的好朋友，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了泄密，那他可能就是嫌疑最大的。”
利曼指出，这四个人都直接参与了泄密和分享利润，不过莱文不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曼表示其中还有一条“大鱼”，这对政府可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不能保证莱文的证词会使他定罪。
卡伯里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对第五个人没有太多的好奇，并且他对讨价还价不感兴趣，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提供了莱文的四项罪名：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两项偷税漏税罪。作为交换，他期望莱文全力合作。他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根据这四项罪名，刑期最长可达到20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无论涉及多少罪名，也没有人被判过这么长时间。合作对莱文很有益，这可以让他获得宽大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后，卡伯里和利曼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他们来到朱利安尼的办公室，利曼答应将提供莱文同伙的名字和“一个著名的套利人”。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但是利曼现在还不会透露这些人的名字，也不会提供莱文的实际合作，直到他肯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和他达成协议才行。
卡伯里一听到那条“大鱼”是一个著名的套利人，他就明白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伊万·布斯基，因为在莱文的袖珍日历中，有好多页都写着他的名字。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不久也谈成了，莱文的律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话协商和会谈，主要是弗鲁门鲍姆和斯图克，他们俩是法学院的同学。最后的协议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收莱文的大部分资产，只给他保留了公园大道上的公寓和宝马车，而不是法拉利跑车，他在花旗银行账户上的钱也被解冻了。莱文一直都坚持他必须有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认为，这些钱大部分都会用来支付法律费用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是否有效，要根据莱文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的情况而定。林奇期望获得消息圈中四个成员的身份，其他的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至于那个更重要的人物，现在仍然是模糊不清。
现在，该轮到莱文遵照协议进行坦白了。当他在弗鲁门鲍姆的陪同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待他了，这些人包括：负责此案的邮政稽查官罗伯特·帕斯卡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卡伯里和杜南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索南萨尔和王律师。
卡伯里不仅没有咄咄逼人地威胁莱文，相反还尽量安慰他，消除他对这些政府官员的疑虑。他坚持遵守一定的礼节，总是称他为“莱文先生”，并强调他是在努力帮助莱文。如果他把真相全都说出来的话，卡伯里说，他就会在定刑时影响法官的。
卡伯里开始问威尔吉斯的情况，莱文似乎毫无隐瞒，从他们在花旗银行第一次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坦白了。卡伯里很高兴，莱文没有企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他坦白承认是自己引诱威尔吉斯参与内幕交易的，还说也是他把索克洛夫和赖克拉进来的。莱文说，他的“第六感”非常准，能够知道谁会合作。莱文还主动坦白说，赖克拒绝接受他的钱，并且赖克在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就退出了，这给卡伯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而迫切夸大其他人的罪责，卡伯里最不喜欢这种人，莱文这样做还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莱文还坦白了西克拉的情况，并且说当自己听到西克拉也在罗伊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就要气疯了。他供述了那天晚上他到拉扎德兄弟公司偷窃资料的事情，以及他和威尔吉斯如何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上编造故事搅乱股市。莱文说索克洛夫还在高盛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名叫“戈尔迪”，他认为此人不在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贷款部工作。不过，莱文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接着，卡伯里开始问那个不知姓名的套利人，莱文迅速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他说他是在博伊斯卡斯卡德公司和埃尔夫阿奎坦公司收购案时开始和伊万·布斯基邮寄机密资料的，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推升股价，另一方面也是想给布斯基留下好印象。然后，他就给布斯基打了个电话，公开提供内幕消息，并邀请布斯基一起喝酒，其间他们共同协商了提供消息以及分赃的计划。莱文说他一直渴望结识布斯基，既是为了和布斯基扯上关系，也是为了向他提供消息。
莱文的律师一直非常小心，不想让莱文在交代布斯基的情况方面过度承诺。他们从来没有声称布斯基的案子会很容易，或者仅凭莱文的证词就能给他定罪。然而，莱文的坦率给卡伯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莱文同布斯基之间的分赃协议，包括具体的分配比例，要根据莱文提供消息的时机和效果来确定。莱文讲述得非常详细，不可能是他捏造的。这些证词有一种内在的可信性，尤其是如果莱文的证词和布斯基的交易记录相匹配的话。
卡伯里通常不关心嫌犯的动机，但是对莱文的动机，他却忍不住要问一问。莱文给卡伯里的回答同给威尔吉斯的一样，他说他想创建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名套利人或者商业银行家，雇用“专业人士”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自己亲自处理。他想挣2,000万美元，他告诉政府的律师们，他打算一挣到2,000万美元就洗手不干了。
莱文还说，他、威尔吉斯、赖克和索克洛夫都对投资银行家的工作非常厌倦。这让律师们吃惊不小，因为他们和当时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投资银行家过着光彩夺目、奢侈豪华、激动人心的生活。而莱文说，事实却完全不同。相比而言，内幕交易非常刺激。卡伯里怀疑莱文永远也不会停手，无论他已经挣到了多少钱，他都不会停止。一旦他挣到了2,000万美元，他就会提高到3,000万美元，接着是4,000万美元，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卡伯里意识到，莱文需要刺激和冒险，他很喜欢做秘密工作。莱文似乎也迫切希望帮助政府诱捕他的同谋。然而，在他们开始之前，卡伯里收到了一封要杀死莱文的威胁信，这让他们非常焦虑。这比莱文所预料得更刺激，他不得不在联邦法院的保护下躲到了乡下。相关部门很快就查清了此事，是一个怪人所发的。莱文回到了城里，同意给威尔吉斯、赖克、索克洛夫和布斯基打电话，并且按照要求秘密进行录音。
6月2日，周一晚上，也就是莱文告诉威尔吉斯“他像兄弟一样爱他”之后没多久，威尔吉斯就接到了莱文的电话。
莱文上来就说：“鲍勃，你应该合作。”威尔吉斯从莱文的语气中立即知道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莱文继续说：“我知道我们都是斗士，但是，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找你的律师吧。”
威尔吉斯肯定这次通话被录音了，他知道他应该立即挂断电话，立即找律师。然而，他不能。他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莱文还会保护他，会帮助他摆脱这场灾祸。他继续讲着，说的话对自己不利。
莱文给其他人打电话都不顺利。他给布斯基打了两次，第一次，布斯基似乎很担忧，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布斯基说：“我为你的家人感到难过，我很担心你的精神健康。记住，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第二次打电话时，当布斯基听到是莱文之后，立即挂断了电话，并且说他们没有理由交谈。索克洛夫和赖克也是一听到是莱文后就立马挂断了电话。但是，这些电话也达到了一个目的，警告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可能已经被政府知晓。
就在第二天，索克洛夫的律师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讨论认罪问题。接着，戴维·布朗的律师也这样做了。索克洛夫迅速确认了这个布朗是他沃顿商学院的同学，也就是他在高盛公司拉拢的线人“戈尔迪”。每个人都同意认罪，接受两项罪责，并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缴纳巨额罚款。索克洛夫后来被判处1年零1天的有期徒刑，布朗被判了30天。
几天后，威尔吉斯正在家中坐卧不安地待着，突然门铃响了。门卫说：“兰蒂先生想见你。”威尔吉斯知道是西克拉，尽管他的律师建议不要和西克拉见面，但是他还是下去见他了。两个人走进河滨公园，西克拉似乎有点儿过度紧张。
“兰蒂，你应该找个律师。”威尔吉斯说着说着，突然苦涩地想起了莱文曾经给他提过相反的建议。
“有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西克拉说，显得很伤心，“那就是关于我女朋友的一些事。”
威尔吉斯坚持说：“别给我讲，我不想听。”西克拉只好停住了。威尔吉斯接着说：“你要小心你所说的话啊，他们可能在对电话进行录音。下次我给你打电话时，他们可能会录音的。”
西克拉继续说：“我打算去找拉扎德兄弟公司的艾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该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西克拉继续说道：“我打算告诉他我是无辜的，只是想向你求助。”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观察威尔吉斯的反应，接着又说：“我可不打算说你的好话。”
威尔吉斯感觉被压垮了，被抛弃了，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我是完了。”
6月5日，政府的律师都很满意，莱文向他们坦白了一切，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莱文出现在了联邦法庭上，认了罪，接受了那四项罪。记者和摄像师挤满了法庭，甚至都排到了法庭外的楼梯上。莱文似乎非常平静，他身穿黑色西装，看上去略显瘦弱。他面无表情地读着律师给他准备好的声明。
“在技术层面上，同对我的指控相抗争只会延长家人的痛苦，也会传递错误的信息。我已经违法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也不会辩护的。”莱文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公开了，他同意支付1,160万美元的罚金，给自己只留下了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并且声称永远不会再从事证券业。
当威尔吉斯听到莱文认罪的消息时，他正在赫顿公司的办公室上班。他似乎听到了丧钟声，确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莱文已经背叛了他。他冲进纳夫塔里斯的办公室，祈求纳夫塔里斯和政府协商，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威尔吉斯的拖延使他原来可能具有的优势**然无存。由于莱文已经认罪，威尔吉斯基本上没有给政府提供什么新资料。尽管威尔吉斯认为自己的罪责要比莱文轻一些，但是政府却要求他必须和莱文一样接受四项罪名。纳夫塔里斯告诉威尔吉斯，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然后争取努力同政府合作，威尔吉斯只好同意。接着，在纳夫塔里斯的陪同下，威尔吉斯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在卡伯里的办公室里，威尔吉斯哭泣着讲述了他被拖入内幕交易的过程。
威尔吉斯对政府的首要价值是他可以确认莱文关于布斯基和赖克的证词，也可以把西克拉牵连进来。在纳夫塔里斯的指示下，威尔吉斯痛苦地讲述了一遍莱文所告诉他的关于“俄罗斯人”和“沃利”的事情。尽管威尔吉斯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的记忆力却非常好，这一点儿曾经让莱文非常恐惧。他的讲述证明了莱文的证词，政府对此似乎非常满意。
威尔吉斯还忠实地到卡伯里的办公室里，给狄龙·里德公司的西克拉打了一个录音电话。威尔吉斯已经警告过西克拉电话被录音一事，因此，毫不奇怪，这个电话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很显然，威尔吉斯给西克拉泄过密。事后，卡伯里给纳夫塔里斯打电话说他非常愤怒。
纳夫塔里斯对威尔吉斯大吼道：“你真是个傻瓜，你还想保护那小子。难道你不明白吗？你那样做的话，他们会给你再增加四五年的刑期。你可能会失掉整个认罪协议的。卡伯里现在已经开始反感你了，这可不好啊。”
协助威尔吉斯的政府调查员巴里·戈德史密斯第二天告诉威尔吉斯：“卡伯里想杀了你。”卡伯里告诉威尔吉斯，威尔吉斯只是一件“商品”，本来还多少有些价值，但是他却让自己贬值了。卡伯里说：“我知道鸡肉沙拉和鸡屎的区别，而你给我的却是鸡屎。”
威尔吉斯惊慌失措，立即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补救措施。西克拉曾经告诉过威尔吉斯他用女朋友的名字进行交易。威尔吉斯想起了西克拉女朋友的名字，并且还想到她是在奥兰多的人民捷运航空（People Express）工作。
威尔吉斯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卡伯里，希望以此弥补过失。
他悔恨地说：“对录音电话的事情，我很抱歉。”两天后，政府得到了西克拉女朋友的交易记录，并看到西克拉利用她的账户进行内幕交易。面对这些证据，西克拉同意认罪，接受了一项逃税的罪名，因为他内幕交易的收益没有报税，并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被罚款2.18万美元。西克拉被判6年的缓刑，哈佛商学院也暂停了他的学业，保留了他再申请的权利。
7月，威尔吉斯接受了四项罪名，也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处罚。他同意缴纳330万美元，公园大道上的公寓也被没收，这套公寓他还从来没搬进去住过。这几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只允许他保留西78街上的一套公寓、别克汽车和6万美元。最后，威尔吉斯被判1年零1天的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威尔吉斯再也没有和西克拉说过话。当他最后把西克拉也牵涉进来时，戈德史密斯对他说：“这个小伙子会憎恨你的，但是他从来都不会知道你为他所做出的牺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他为你做这种事。他比丹尼斯·莱文要惨，他只有22岁啊。”
现在，莱文内幕圈的直系成员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赖克。对政府的律师们来说，赖克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其他人不同，他没有拿过钱，也没有做过交易，没有书面记录。唯一的证据可能就是莱文的证词，而莱文却有在作证中说谎的记录。相比而言，赖克是一名正直的律师，是纽约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因此，卡伯里决定再利用一下莱文。
在7月的第一周，也就是在莱文认罪之后大约一个月，赖克正在忙着帮助律师事务所的客户NL工业公司（NL Industries）应对恶意收购的攻击。NL工业公司原名国家铅业公司（National Lead），是一家著名的企业集团。自从上次在加利福尼亚州企图自杀之后，赖克认识到他和莱文的交易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感到很宽慰。如果需要，他可以否认这一切。为了摆脱痛苦的折磨，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汉普顿去避暑，然后更加疯狂地投入工作之中。
一天，当赖克从NL工业公司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告诉他说有个很“讨厌”的家伙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但是没有说自己的姓名。下午4点半左右，秘书又告诉赖克，那个人又打来了电话，他坚持说赖克认识他。赖克拿起话筒，听到了莱文的声音。莱文有气无力地说：“你好，伊兰。”
赖克问道：“你怎么样啊？”
莱文说：“我在电话亭打电话，你也去找个电话亭给我打过来吧。”
赖克立刻起了疑心，他坚决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莱文解释说：“政府给我施加了压力，让我说出我们之间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赖克重复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完，他立即挂断了电话。然后，他直接就去找一位合伙人，告诉了他莱文打电话的事。
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给林奇和卡伯里都打了电话，问他们莱文要干什么，他是不是在到处咬人。林奇和卡伯里都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接着，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赫伯特·沃切尔亲自给他们打电话了解情况。然后，他告诉赖克，卡伯里对莱文的电话“似乎不是很惊奇”，而林奇则保持沉默。他若有所思地说：“好像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又安慰赖克说：“你做得很对。”但是，他却没有告诉赖克，林奇建议赖克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之外聘请一位律师。
同一周的星期五，大概在下午3点45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彼得·索南萨尔走进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区，他要求面见赖克或者沃切尔。当接待员有点儿迟疑时，他自己闯进了走廊，根据办公室门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找。不过，该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爱德华·赫利希制止了他。赫利希是林奇的朋友，他把索南萨尔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给林奇打了个电话。
他问道：“这个家伙来这里干吗？”林奇解释说，索南萨尔的目的是传讯赖克。林奇说：“现在我们要调查他了。”
当赖克来到赫利希的办公室时，索南萨尔正在等着给他递传票。赖克吓得哆嗦一下，索南萨尔冷冰冰地看着他。
传票上罗列了102项问题，要求赖克提供电话记录、信用卡账单、经纪账户。此外，上面还写了许多人的名字，要求赖克提供他们的信息。但是，赖克只认识上面的威尔吉斯。
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赖克一一回答传票上的问题。其中95%以上的问题他都可以如实回答，这让他信心倍增。他说他认识莱文已经很多年了，两人没有什么深交，在几项业务上合作过。但是，他否认曾经给莱文透露过机密消息。
周一上午11点，赖克刚刚看完NL工业公司公布的一篇新闻，他把脚放在旁边的一张空桌子上，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突然，他的朋友佩德威兹打电话让他过去一下，说一起去会议室开个会。其他三位合伙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是伯纳德·努斯鲍姆、沃切尔和艾伦·马丁。这三个人以前都做过检察官。
虽然赖克认识到这些人是不会用“律师/当事人特权”来保护他的，但是他仍然没有理会他们让他聘请一位律师的建议。缺乏支持让他非常伤心。他说他想听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这些合伙人大致给他讲了一下莱文的证词，赖克使劲地在小本子上乱画着。他否认曾经给莱文提供过任何内幕消息，甚至无意走漏的也没有，他坚持说莱文的交易纯属巧合。接着，这三位合伙人又告诉赖克，莱文的另一名同伙已经向政府坦白了，说他知道莱文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里有一名线人。
赖克听了瞠目结舌。莱文曾经发誓不会透露他的身份，他答应过的啊。他怎么能背叛呢？赖克第一次感到天要塌陷了。他一下子被击垮了，紧张不安起来，接着他开始哭泣。这些合伙人再次督促他去找一位律师。
当他拒绝时，已经该吃午饭了。他们点了三明治，但是赖克一口也没吃。现在，这些人改变了战略。他们提醒赖克，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一直都在坚定地支持着他，如果赖克说谎，他们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他会辜负他们，以及他的导师利普顿，赖克又开始哭泣起来。当他平静下来后，他开始讲述自己年轻时所遇到的麻烦，他在交朋友上的困难。这些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最后，他抖擞精神，说他要思考五分钟。他试图在小本子上罗列出讲出真相的有利与不利方面，但是，他一条不利也没有写出来。突然，他意识到，不能再向这些合伙人隐瞒实情了。
大概下午2点半左右，也就是在他们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和讨论之后，赖克把真相都讲了出来。说完之后，这些合伙人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赖克提到了友谊、孤独和金钱，但是他的声音有些缥缈。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赖克最后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名叫罗伯特·莫维罗。几年前，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卡罗·弗洛伦蒂诺因为内幕交易而被指控时，罗伯特就是他的辩护律师。赖克辞去了他所热爱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位。如果说威尔吉斯讨价还价的机会很有限的话，那赖克的就更少了。他也不能告发其他人。他按照自己的说法来解释这个“交易圈子”，但是政府的律师们的答复是：“那又怎样了？”似乎大家都不相信赖克没有拿钱，并且在1984年就退出了。
在这几个同谋中，只有赖克接受了大陪审团的审判，被指控两项罪名。一周后，也就是10月9日，他认了罪。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他也同意了，被罚款48.5万美元。他只留下了曼哈顿西区的一座房子、一辆奥兹莫比尔牌汽车和1万美元。同威尔吉斯一样，他被判处1年零1天的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他和威尔吉斯一起被判关进丹伯里的联邦监狱。
1987年2月20日，对莱文的审判在纽约郊区怀特普莱恩斯的联邦法庭举行，法官是杰拉德·戈特尔，他刚刚接受任命。上百名记者、摄像师和好奇的旁观者挤满了法庭外的街道。警察骑着马站在人群前维持秩序，为一辆深蓝色的汽车开出了一条道路，车上坐着莱文、他的律师和家人。法庭太小了，容不下太多的人，许多记者只好站在寒气刺骨的法庭外面。
利曼请求宽恕莱文，他说：“法官大人，他已经被抛弃，成了一个不受人待见、遭人鄙视的人，他的遭遇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丹尼斯·莱文已经成了内幕交易罪的代名词，总是被人提起。”莱文身穿一件老式的灰色条纹西装，用平静的语调朗读着自己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再违法了”“我已经接受了教训”“我非常抱歉和羞愧”。声明中还提到了他的家人：“是他们的爱和支持帮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
然而，法庭指派的律师谢尔登·戈德法布调查了莱文的资产，并提出了疑问。他审查了莱文过去6年的收入和资产，发现有几十万美元的支出无法解释。莱文称这些钱是在巴哈马赌博时输掉的，但是戈德法布表示这很可疑。据说，莱文哥哥罗伯特陪同他多次到过巴哈马，然而，他却没有想起莱文输过钱的事，而且他说话还含糊其词，吞吞吐吐。莱文自己则拒绝在宣誓后回答关于赌博输钱的问题。在呈报给法庭的最终报告中，戈德法布表示他怀疑莱文想法隐藏了一大笔钱。
然而，公诉人现在对莱文的表现非常满意，戈特尔法官对莱文的合作也很高兴。法官在宣判书中说：“他承认犯罪，并且和政府合作，而且他的合作确实非常出色。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政府在华尔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内幕消息圈。”最后，法官判处莱文两年徒刑，并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160万美元罚款之外，再罚款36.2万美元。
“游戏”结束了。
1986年7月，在莱文被捕之后两个月，布斯基飞到洛杉矶去见米尔肯。两个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游泳池边悄悄谈着。莱文的被捕对他们俩都是一个震动，这说明政府对证券业的执法力度要比以前预料得更强。米尔肯提醒布斯基，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媒体和政府全都盯上了证券市场，他们最好限制一下交易。布斯基立即同意了。
他们还谈论了那530万美元的问题，这笔钱被伪装成了咨询费——这可能会成为证据，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同意找个办法来支持他们的虚假解释。德崇公司可以多做一些文件，展示一下它对圣巴巴拉财务公司、斯考特·费泽公司和其他一些没有成功的交易所做的研究。但是，他们的账册（也就是瑟恩纳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资料）怎么办呢？那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回到了纽约。他一回到曼哈顿的办公室就给穆拉迪恩打电话。
布斯基一反常态，悄悄地说道：“我是伊万，你出来一下，咱们见面谈谈吧。”
穆拉迪恩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布斯基要干什么。他和布斯基一天要打两三次电话，却很少面谈。更奇怪的是，布斯基坚持让穆拉迪恩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和他见面。这是布斯基和西格尔以前曾经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空无一人，但是，布斯基还是把穆拉迪恩带到地下一层，选择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座位。然后，他以近乎听不到的声音告诉穆拉迪恩，他所说的事情必须严格保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穆拉迪恩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布斯基悄声问道：“德崇公司的那些账单还在吗？”穆拉迪恩感到这样说话很滑稽，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在。”他用正常的语调回答着。
“在家还是办公室？”布斯基仍然悄声问道。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恩回答。
布斯基俯身把脸贴过来，都快要碰到穆拉迪恩的鼻子了。他说：“销毁它们。”
每年的8月中旬都是华尔街上各公司休假的时候，大部分投资银行家都走了，他们纷纷前往汉普顿、康涅狄格州的乡下或者欧洲，只留下了一些最基层的交易员和后勤人员在坚持工作。林奇和卡伯里感到，如果他们要休假的话，最好也在这个时间。他们认为，八月份不太可能发生什么重要情况。卡伯里和妻子动身到英国的湖区度假，这是他们很早就计划好的，他们打算住在家庭旅馆。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到了迈阿密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 Bay）的一个小镇，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木屋，以前的暑假他们也来过几次。
自从5月莱文被捕以后，紧张、复杂的事情就不断出现，林奇想借此好好放松一下。但是关于伊万·布斯基的问题总是在他的脑海中回**，很难摆脱。布斯基一案可能比林奇所想象得更大、更重要。布斯基的名声很大，甚至和股票市场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人都知道他，他也了解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得更多。自从莱文决定认罪以来，他和卡伯里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电话联系。他们读过布斯基的书《合并狂潮》，还在电脑上进行了检索，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整理了出来，包括《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让西格尔惶恐不安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调查了布斯基所提交的全部13D表。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也属于机密。
尽管莱文很合作，但是林奇知道要想指控布斯基仍然会很困难。林奇一直都认为，要想以内幕交易起诉套利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交易大都是根据传言或者市场消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并购中都大量交易股票，他可以声称自己拥有大量的合法消息，自己是根据这些消息进行交易的。尽管如此，在直觉的驱使下，林奇还是继续进行调查，甚至要立案审查，尽管这可能会一无所获。
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林奇对布斯基继续进行调查。第一步，在8月初，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针对布斯基和他所控制的各种机构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传票，并送给了布斯基，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传票上的问题设计巧妙，足以让布斯基明白，莱文已经把他也牵涉进来了。到林奇休假结束回来时，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也要到了，也许到时可能会出现很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见到了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代价高昂的战斗，并且，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回到了他租赁的小木屋，发现罗伊银行的律师哈维·皮特在电话中给他留了言。他有点儿恼火，心想皮特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里呢。但是他还是立马给皮特回了个电话，皮特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皮特首先对打扰林奇道了个歉，然后他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一见，有重要事情商量。”这次皮特不是谈罗伊银行的事情，他是代表布斯基的。
林奇问道：“你打电话是要谈传票的事吗？如果是的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等等呢，我正在休假。”
但是皮特坚持说：“我们必须现在见面，我们不能等。”
林奇只好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见面，最后选定了波士顿。他说：“这个地方应该不错的。”
皮特回答说：“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
实际上，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假期，把家人扔在了弗吉尼亚州的海滩上，自己跑回华盛顿，已经三个星期了，也没有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件事情太有爆炸性了，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甚至他的妻子也不行，而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最初皮特每天都给妻子打个电话，说他要再待一天，也许过一天就可以回去了。后来，不等他说完，他的妻子就打断了他的话。她说：“直接告诉我你不会回来就得了，这样更容易。”
布斯基一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就给皮特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要谈一谈。皮特一点儿也不惊讶，这么多年来，同其他交易量很大、提交报告很多的人一样，他也经常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但是，从布斯基的语气中，皮特明白这次有点儿不同。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供几乎所有的交易文件和记录，并且政府要求在几周内就做出答复。这可不是常规的调查。
皮特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要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执法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要求得到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让他吃惊的是，执法处的工作人员拒绝了。在他18年的执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提供正式调查令的情况，这也说明这次情况十分严重。
最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告诉皮特，他可以到证券交易会查阅这份正式调查令，不过他要保证不能复制。皮特带着三名同事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每个人默记了一页，然后跑出来，根据记忆整理了一份。根据这份复制的调查令，皮特迅速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莱文的证词很明显对布斯基不利；第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皮特认为再找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会更慎重一些，因此，他给西奥多·莱文打了电话。皮特在证券交易委会工作时和他是同事，他同西格尔也认识，一起参加过几起并购的研讨会。西奥多·莱文现在是华盛顿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 & Pickering）的合伙人，也正在休假。
当听到布斯基也成了被调查目标之后，西奥多·莱文惊呼：“哦，天哪！”他立即中断假期回到了华盛顿。
不到一周，布斯基就把他的首席财务官里德·内格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北景公司几起悬而未决的交易，其中有两起是在一个多星期内就要完成的。布斯基说：“我有些坏消息，我们要取消那些交易。”内格尔在其中的一些交易上已经忙碌了一年多，现在他简直不敢相信布斯基说的话。他要求布斯基给他解释清楚，布斯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我们正在接受调查。”
在接下里的那个星期日，皮特、西奥多·莱文和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合伙人罗伯特·麦考一起飞到了纽约，入住在第42大街的君悦大酒店。随后，迈克尔·劳赫也来了，这是皮特在罗伊银行一案上的搭档。当时，美国律师协会正在这个酒店召开大会，因此这些律师的出现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布斯基在第二天和他们见了面。
他似乎比以前更瘦了，犹豫不决、紧张不安。皮特把他介绍给了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然后大家坐下来开始谈正事。
皮特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政府已经得到了什么，但是只有你知道真相。如果你不给我们讲真话，或者不全讲的话，我们就没法给你提供有效的建议。”他也提醒布斯基，一旦他把实情告诉给了律师，将来在证人席上就不能更改。他们宁愿不做布斯基的代理，也不希望他作伪证。
布斯基不需要太多的劝诱。慢慢地，吞吞吐吐地，他开始讲述他成功中黑暗的一面。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面对人生中复杂而真实的自己。
皮特感到极其忧伤，他知道自己正在目睹美国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一个行业的土崩瓦解。皮特在布斯基的全盛时期就认识了他，他相信布斯基是一个天才人物。
布斯基整整讲了两个星期才把真相讲完。皮特等人把谈话地点从君悦大酒店转移到了赫尔姆斯利宫酒店，在这个豪华的酒店租赁了一层，带来了电脑和复印机，并且找来了助手和信使。大量的信息、所有潜在的证据都被收集、整理，这些工作都是在悄悄地进行，不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连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都不知道。
布斯基向律师们讲述了他和莱文、西格尔、米尔肯、穆赫伦、西海岸的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交易情况。听到这些讲述，皮特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政府根据莱文的证词指控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证据不足，布斯基可能提供的情况更多；第二，布斯基的陈述中有比内幕交易更严重的问题。
很显然，布斯基惧怕米尔肯。他在讲述和米尔肯的交易时，有一种明显的恐惧感，好像他害怕米尔肯也在听着。然而，布斯基似乎对他所讲述的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感觉，皮特对此非常震惊。除了内幕交易外，米尔肯和布斯基还牵涉到了其他多种犯罪活动：违反13D表规定、违法寄存股票以及操纵股票市场。布斯基都是根据米尔肯的指示去做，甚至有时候他都不明白自己的行动是如何符合了米尔肯的计谋。布斯基所揭露的犯罪行为是史无前例的，皮特甚至不敢相信。
皮特立即就认识到，布斯基必须尝试着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在认罪协议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政府对案情的了解以及被指控人举报他人的能力——都对布斯基有利。皮特知道，他可以把布斯基“卖给”政府，吊吊政府律师们的胃口，仅仅用关于米尔肯的信息就足够了。
皮特告诉布斯基：“你必须理解其中的风险，如果你开始同政府合作，你就会有风险。首先，你要向政府坦白，米尔肯他们也违法了。”
他指出，与政府合作将会是痛苦的。他会受到公开指责，对他的罚金也可能很高。皮特不想给客户美化前景。另外，他对布斯基说，如果布斯基决定对抗的话，政府很显然是不会后退的。这样一来，布斯基的案子就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政府会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他的。布斯基会被公开审判，这可能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布斯基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的妻子和孩子会怎样？（他们的资产和信托基金，包括由布斯基的非法活动而产生的部分，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旁观者。）第二，他的员工和投资人会怎样？（布斯基可能终生不准从事套利业务，那么他的员工可能会失业，不过他的投资人可能不会受到伤害。）第三，他会被判刑吗？（很有可能，但是刑期要比开庭审判判的短得多。在布斯基承认的每一项证券犯罪中，最高刑期都是5年。）
在广泛的讨论之后，布斯基犹豫了一下，一脸严肃，然后看了看房间里的律师们说：“我同意认罪。”
皮特感到一刻也不能耽误。他一听到布斯基的决定就立即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并且打给了在缅因州度假的林奇。8月27日，斯图克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另外一名律师从华盛顿飞到了波士顿，皮特、劳赫、西奥多·莱文和麦考从纽约飞到了波士顿，他们要在这里和林奇会面，地点是证券交易委员会驻波士顿地区办事处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就在波士顿花园球馆的北面，波士顿花园球馆是凯尔特人队的主场。
皮特没有寒暄、客气，开门见山，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不能留下任何记录。林奇立即意识到将会发生重大情况。然后，皮特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告诉林奇，布斯基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只起诉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他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政府就可以揭开华尔街的巨大黑幕，甚至能够同佩科拉听证会相媲美，皮克拉听证会曾经在证券市场引起巨大轰动，导致证券法的通过。”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面窗户’。他不是一名普通的观察者，他能告诉你这些内幕情况。”
林奇非常震惊，但是却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一点儿声色。他连看斯图克一眼都不敢。
“我们认识到，政府也必须做些表示。”皮特继续说道，把他的协商条件都讲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业，同意缴纳巨额罚款，并同政府全力合作。作为回报，他想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告诉布斯基的律师，他不能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或者司法部做主。很显然，布斯基必须先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毫无意义。他说他和同事们将尽力而为。
当皮特和布斯基的其他律师走出去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高声欢呼，互相击掌，差点儿跳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在劳动节的周末（美国的劳动节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他给卡伯里的家中打了个电话，卡伯里刚刚从英国回来。林奇在电话中不敢多讲，因此，他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到华盛顿，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见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正在家中的穆拉迪恩打电话。布斯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穆拉迪恩知道他是指那些德崇公司的账务资料，在上次他们在咖啡厅见面之后，他就把那些东西撕碎了。穆拉迪恩回答说：“是的，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布斯基命令道：“重新再做一份。”
穆拉迪恩完全糊涂了，他抗议道：“伊万，我不可能再做出来了。”
“你必须做出来。”布斯基说道，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穆拉迪恩心中暗自骂道，把这也算作布斯基的一个不合理要求。他明白自己连那些股票的种类都记不得，更不要说确切的数量了。突然，他想起了玛利亚·特明，就是上次把文件送到佛罗里达的那个年轻女子，她帮他做过一些对账工作。她还有一些工作表。穆拉迪恩还找到了一些他用来计算数据的零碎的原始资料。他和玛利亚一起工作，竭尽全力按照原样做出账本来。
劳动节之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见了面。皮特把讲给林奇的话又给卡伯里讲了一遍。
皮特问道：“我们能达成协议吗？”卡伯里说他必须和朱利安尼商量一下，不过他也很感兴趣。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朱利安尼，朱利安尼给了他5分钟的时间。朱利安尼正在忙着处理斯坦利·弗里德曼的贪污腐败问题，此人原来是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这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朱利安尼决定亲自处理这起案子，并且必须成功，这样才有利于他施展政治抱负。
卡伯里告诉朱利安尼，他还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处理布斯基的案子，即使到了那时，他也不能担保一定会给布斯基定罪。相比而言，他认为布斯基的合作可能会引出“有趣的事情”。
在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朱利安尼告诉卡伯里可以协商认罪协议。他们一致认为豁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对他提起一项诉讼。他们还想对布斯基处以高额罚款，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预算是1.05亿美元，他认为应该对布斯基罚款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是估计的，一旦公布肯定会让人们瞠目。他认为这个数字和证券交易委会的预算比较接近，一对比就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表明同布斯基的协议还是很有价值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太宽大仁慈的话，会引起大爆发的。
他也知道，如果布斯基要做秘密线人，那就必须保密。卡伯里相信林奇和他的高级助手，但是，他不了解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以及他们是否可靠。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说他已经和朱利安尼协商好了，同时，他也强调一定要注意绝对保密。卡伯里警告说：“我会把任何泄密都看作妨碍司法公正，并且会严肃考虑提起诉讼的。”
林奇只把协商的事情告诉了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而卡伯里也只告诉了朱利安尼和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还把一些特别详细的秘密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他突然被害或者死亡，这个人就可以继续办理此案。所有的会谈都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的，而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因为这些律师的出现可能会引起关注。为了增加保密性，布斯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称他为“伊戈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称他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协商之中。他们的时间很紧张，因为布斯基的北景公司11月15日之前需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披露报表。到时候，案件任何重大的发展都必须披露。他们希望把布斯基做秘密线人的事情也披露出来，这将大大缩短他可以合作的时间。
在协商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最高刑期为5年的罪名。布斯基的律师没有太大的异议，只是要求把刑期缩短为最高3年。卡伯里坚决拒绝了，布斯基的律师只好屈服。但是，他们在讨论布斯基的罪名时颇费周折，讨论了很长时间。可供选择的5年刑期罪名很多。从战略上讲，卡伯里想找一个布斯基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罪名，而且他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个案子要比内幕交易更大。最后，他选择了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包含了所有方面。
钱的问题更复杂，卡伯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提出1亿美元的罚款，其中5,000万美元为布斯基大概的非法收益，另外的5,000万美元是额外的罚金，他们认为这个数目比较合适。他们还认为1亿美元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计。但是布斯基的律师认为这个数字太大了，他们自己的计算显示布斯基的收益只有3,000万美元，这是莱文交代的数字。既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了解莱文的交易情况，那布斯基就不应该自愿交代更多的违法行为而招致更多的罚款。然而，政府的律师们坚决不动摇，坚持必须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是布斯基所能容忍的一个数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布斯基通过非法活动获得了多少收益，只有罚款的金额确定了，他们才能发现布斯基的全部违法活动。同时，他们还不能随便收缴布斯基所拥有的一切。罚款要根据违法行为而定。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布斯基的资产账单，结果证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估计同实际情况相差不远。这份机密的资料披露，布斯基在1986年1月的资产净值大概是1.3亿美元，包括270万美元的现金、1.15亿美元的有价证券、690万美元的房产、两辆价值1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汽车和价值240万美元的艺术品。这份账单还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包括他作为自己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只有3.5万美元。另外，布斯基的个人年消费据估计大概为600万美元，看来他的生活还是很奢侈的。
在认罪协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叫“价值估计”，也就是被告人正式向政府预先估计自己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华盛顿第一次见面时，皮特向政府提供了口头的价值估计，大概讲了一下布斯基做证人的价值，比他上次讲述的要详细多了。但是，他没有提到布斯基要供述的人名。然而，在最后一次协商时，协议的其他方面已经谈好了，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的价值估计，林奇需要这份资料，因为他要用这些资料来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最后的协商也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最后，已经接近凌晨4点了，皮特取出了那份大家一直期盼着的文件，林奇、卡伯里和其他律师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卡伯里感到非常失望，里面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含糊，没有写名字，只用甲、乙等指代。而且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很模糊，没有明确说明。卡伯里放下资料，抬起头来，十分忧虑。
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是在找替身，还是在找真正的主角。”
皮特坚持说：“在没有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他声称不能透露太多的东西。林奇和卡伯里走出了房间，考虑到布斯基的身份，他们相信拿这些材料来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有麻烦。他们必须得到更多的证据证明布斯基所提供的东西很有价值，他们必须有更大的鱼。
在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他所入住的旅馆，这是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甚至连前台接待人员都没有。但是，政府提供的补贴只够他住这样的旅馆。他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兴奋地说：“他们想再透露一些东西，皮特刚才打电话说的。”但是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他说：“我不管他们想要透露什么东西，上午10点之前我什么也不干了。”说完，他翻了个身，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皮特决定冒险一搏。他决定口头揭露价值估计中提到的每个人的身份，不过不会提供书面材料。接着，皮特说出了一些金融领域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德崇公司的明星投资银行家马丁·西格尔、西海岸著名的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企业狙击手卡尔·伊坎，听到这些人，政府的律师们目瞪口呆。皮特可以透露更多，但是他希望有所保留，以免将来无法完全兑现时，遭到政府的指责。因此，他没有提到其他人，比如穆赫伦等。
突然之间任何疑问都没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协议。布斯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仅仅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莱文被捕的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以为这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破获的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达成的协议带给了朱利安尼，当时朱利安尼仍然在忙着处理弗里德曼的案子，不过他迅速同意了这个协议，他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9月10日，林奇把协议带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自从当年夏天立案调查正式批准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收到任何新情况，甚至约翰·沙德主席对此也一无所知。听了林奇的汇报后，他们似乎对披露的情况及其将引发的反应非常震惊。
根据莱文一案上德崇公司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都很肯定，只要问题被揭露，该公司就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并同意合作的。他们感到，布斯基揭露的问题非常严重，像德崇这样的公司肯定无法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中安全脱身。如果德崇公司想保护米尔肯的话，合法商人怎么还敢和它合作呢？他们认识到，如果布斯基和米尔肯被驱逐出市场的话，经济就会发生深远的变化，对此他们必须慎重应对。并购推动股市达到一次次的高峰，布斯基和米尔肯则是并购领域的两大中坚人物。
即使沙德已经批准了协议，他似乎还不太相信他们已经掌控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林奇打电话，似乎在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沙德认为：“我肯定伊万会外逃的，他随时都可能逃走。怎样阻止他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让他交罚款，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量压制着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得到钱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对他采取措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我们要坚持保密，直到调查完全结束为止。”
林奇意识到，一旦协议被批准，保密问题就会越来越难，随着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西玛的妹妹穆里尔·斯莱特金，也就是比弗利山酒店的共同所有人，已经听说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接着，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布斯基受到传讯的短消息，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的焦虑。接着，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今日美国》的一个栏目上也刊登了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情。每天，政府的律师都在密切关注媒体，查找可能泄密的线索，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新情况，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正式成为政府的秘密线人。第二天，他和司法部签署了认罪协议。9月15日晚上，当布斯基和古特曼同其他客人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上聚会时，他的律师们正在不分昼夜地同政府的工作人员协商最后的协议。皮特在星期日的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认罪协议除了一项罪名和同政府合作外，还包含严格的规定，要求布斯基必须讲实情：
你的当事人必须一直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必须保证不能再犯其他任何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公室认为你的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没有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该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就会受到本办公室的起诉。本办公室将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依据联邦刑法提起诉讼，罪名包括但是不仅仅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会以你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来起诉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政府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尽管在过去的四个多月里，布斯基在许多方面都主宰了政府律师们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位套利人。林奇和斯图克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也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的韦斯特伯里酒店同他们见了面，布斯基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那是个星期天，包括卡伯里在内的多数律师都身穿便装，但是布斯基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装。他似乎很累。在整个会见期间，他手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小金属球。他非常拘谨，甚至还有些呆滞。
在每个人都做过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开会，他说：“布斯基先生，你唯一的义务就是讲实话，否则我们就会给你判重刑的。”卡伯里鼓励布斯基向律师们讲述一下他的犯罪活动，从莱文开始讲起，他想知道布斯基讲述的同莱文的有多少一致性。卡伯里很高兴，因为布斯基没有企图淡化自己的罪行。除了几处细节之外，布斯基讲述的大致和莱文的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