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刚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马丁·西格尔来到了基德尔·皮博迪位于曼哈顿的总部报到。在学校期间，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天早上，23岁的西格尔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浏览着墙上悬挂的照片，有亨利·基德尔、弗朗西斯·皮博迪、阿尔伯特·R.戈登以及其他人。地上铺着的具有东方风情的地毯，已经略显破旧。他竭力要把这个名门望族和权力金钱结合而成的奇怪而又陌生的世界印在脑海中。
他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和新婚妻子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打开，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在一个日夜运作的项目上，目的是从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获取一些新的承销业务。西格尔在该项目上的搭档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大概记得他叫西奥多·罗斯福四世或者五世，具体是哪个他都没有搞明白。
1971年，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之中，反战的呼声高涨，很少有优秀学生就读商学院，更不要说到华尔街去了。西格尔是哈佛商学院中，他那一班的优秀毕业生之一，几乎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大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他申请的22家公司，全都对他很感兴趣。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总资产大约只有3,000万美元，勉强跻身于全美国20家大投资公司之列。在等级森严的华尔街，它只能算是第二等级，或者叫“主要”等级。排在它前面的是那些“特级”精英公司，如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以及高盛。
尽管1971年的变革之风十分强劲，但是华尔街仍然分裂为两大派：“犹太人”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早些时候，当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公开歧视犹太人时，华尔街却已经十分看重价值和进取精神。像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历史上就是由德国犹太人贵族的后裔创建的）等已经加入了最著名的WASP派，这些公司还包括摩根士丹利（J.P.摩根金融帝国的一个分支）、第一波士顿银行、狄龙·里德公司（Dillon Read）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等。多少有点奇怪的美林公司，一度曾经被认为是“天主教”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坚守着WASP的阵营，西格尔是其金融部门中雇用的第一位犹太人。
西格尔在寻找一种丰富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生活，只有投资银行能够提供这种机会，因为它要对发行的每只新股做出迅速的市场裁决，或者宣布一场大收购活动。他把目标锁定在三家公司：高盛、希尔森·海登斯通（Shearson Hayden Stone）和基德尔·皮博迪。高盛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问他如果该公司打算雇用他，他是否会接受，西格尔没有明确答复。希尔森·海登斯通公司给他的年薪最高——24,000美元。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给他的年薪只有16,000美元，但是西格尔看到了这里的独特机会。该公司的员工年龄都比较大，并且有许多优质的蓝筹股客户。西格尔心想自己在这里可以迅速爬到公司的顶层。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贵族血统”，也是吸引西格尔的因素之一。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1865年成立于波士顿，当时正是内战结束前夕。公司成立初期，该公司为修建铁路的狂潮融资，主要客户是艾奇逊·托皮卡·圣塔菲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其客户还包括两大业界巨人：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现代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由阿尔伯特·H.戈登掌控，他是波士顿一位富有皮革商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1929年，当该公司在市场崩溃中濒临破产之时，年轻的戈登——当时是高盛公司的债券销售员——将自己的10万美元注入公司。1931年，他又同两个合伙人一起将公司买下。
戈登十分喜爱运动，精力充沛，温文尔雅，不屈不挠。他将公司的总部从波士顿搬到了华尔街，并开始开拓新的客户。同许多竞争对手相比，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声誉，在经历了市场的大崩溃之后，该公司仍然备受赞誉。
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震动在国会中掀起了改革之风，从1932年开始，参议院一连举行多次听证会，由特别法律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负责推动。在听证会上，佩科拉严词诘问华尔街一些主要的投资银行，使美国公众了解了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通过所谓的投资信托公司而牟取暴利是怎么回事。多数被揭露的问题都涉及信息被少数受益人获得，而多数投资人都毫不知情。这些信息不仅仅直接影响到股票的价格，如兼并价格或者收购报价，而且对业内人士还有更加微妙的益处，例如判断报价和询价之间的实际价差，或者了解买入大量股票的买主的身份和背后的动机。
听证会引发了公众的极大震动，群情激奋。国会通过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34年证券法》，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确保法案的执行。国会认为新证券法的执行十分重要，因此还制定了相关的刑事法规。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融资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为现代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搭建了舞台。在戈登的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开展证券承销业务，并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正如戈登所说的，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历史上，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被牢牢控制的合伙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
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几乎没有改变，戈登只不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在向公司的管理人员分配股权方面，他十分吝啬。
在戈登的谨慎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即使称不上惊人，也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的管理人员把他们的收益再投入公司中。因此，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急剧下滑，华尔街深受打击之时，该公司因为有充足的资金，得以躲过一劫。公司的副总裁拉尔夫·德农西奥（Ralph DeNunzio）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安排了像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和杜邦公司（du Pont）这样的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宜。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德农西奥升为纽交所的主席。
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历代领导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十分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开了三家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供货，主要客户为中下层消费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许多连锁店从全国性的广告和低价的外国商品之中大为受益，导致他们家的鞋店受到极大的打击，生意十分惨淡。西格尔非常痛苦，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父亲这样辛苦工作却收益甚微的人。他从小在波士顿的郊区内蒂克（Natick）长大，当时，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他一周七天全都在忙碌，甚至晚上也常常待在市里加班。和班上同学的父亲不同，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一起打过球。
西格尔在学校不太擅长体育，而且他上学也比较早，因此在身体发育方面明显落后于班上其他同学。然而，进入中学以后，他的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当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升入了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优秀，甚至在兼职工作期间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明白，如果在公司的实验室做一名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工程师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发家致富，因此，他申请了哈佛商学院，并且被录取，于1969年9月进入该校学习。
20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对西格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学生事件发生之后，西格尔也被卷入了反战运动之中。他在哈佛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活动，并且还抽了几次大麻。然而，当学生们想办法取消当年的期末考试时，他感觉十分生气。不管怎么说，他设法参加了考试，在家中完成答卷，然后把试卷邮寄给老师。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困境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专卖高档精品，服务于那些富有、时尚的女性，以避免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方案，但是他的叔叔是专门负责商店采购的，突然得了心脏病。尽管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尚产品的眼光或者天赋，但是西格尔的论文还是得了个“A+”。
1970年7月4日，西格尔同贾尼丝·瓦尔结婚。贾尼丝是罗切斯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他们是在两年前相识的。在西格尔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他们就搬到了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租了一套一居室的简陋公寓，租金每月212美元。
西格尔天生对华尔街和投资银行有一种感觉，正如他所预测的，他的精力和动力会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带来一股新风。德农西奥当时是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似乎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新员工。德农西奥的背景也很普通，似乎也更喜欢朴实自然的销售和交易人员，而不是那些上层的投资银行家。
西格尔开始从事一些并购交易，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其他人都不愿意卷入这一业务。恶意收购会导致声名狼藉，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代表收购者的一方尤其会面临这种局面，有时还会使其他的客户疏远。许多WASP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宁愿把这些工作让给其他的公司，其中许多都是犹太人的公司。
但西格尔对此却毫不在乎。他的第一笔收购生意来临时，《威廉姆斯法》正好刚刚通过，该法案详细规定了新的程序，以保护股东的利益不受恶意收购的损害。这次收购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长期的客户——海湾西方公司（Gulf Western）的董事长查尔斯·布鲁多恩，他打算收购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Atlantic & Pacific Tea Co.），不过收购没有成功。布鲁多恩同德农西奥的关系很密切，他十分欣赏西格尔的工作。德农西奥又指派西格尔负责另外一个重要的客户——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的维克托·帕尔米耶里。1974年，由于大家都对收购和兼并缺乏专门的知识，因而，西格尔编写了一本相关教材，供公司内部人员使用，受到了同事们的广泛好评。加入公司刚两年的时间，西格尔就被提升为公司的助理副总裁。
随着西格尔事业的飞黄腾达，他生活中的麻烦也接踵而至。他父亲的生意继续恶化，几乎每周末他都要飞到波士顿帮助父亲。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贾尼丝在纽约的歌剧院演唱，希望在音乐事业上有所成就，而西格尔却对歌剧一点都不感兴趣，很少支持她的工作。1975年2月，两人分居了。
不久之后，他父亲鞋店业务的主要贷款银行撤走了资金。罗伯特·西格尔的公司申请破产，这位47岁的零售商曾经豪情万丈、精力充沛，现在却成了一个一蹶不振、潦倒没落之人。他试着销售房地产，但是没有成功；他也试过房屋修缮工作，无果而终；最后，他在西尔斯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屋顶材料的工作。西格尔紧张地关注着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似乎要放弃自己的生活了。他注意到，年迈的父亲开始通过儿子和女儿们去体会生活，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时间顾及的。
西格尔总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他发誓永远不要成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在父亲的鞋店倒闭之后，西格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常常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追随着公司名义上的领导戈登，他也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当时，公司里有一位同事曾经是全美摔跤运动员，名叫斯科特·克里斯蒂，推荐他到纽约运动俱乐部参加健身养生运动。有一次，克里斯蒂、西格尔和约翰·戈登（阿尔伯特·戈登的儿子）在公司的走廊里站着闲聊，西格尔夸口说，可以在一分钟内做50个俯卧撑。克里斯蒂捏了捏西格尔的肱二头肌，然后满腹疑虑地说：“来吧，马蒂，让我们见识见识。”于是，西格尔立即趴到地上，开始做了起来，身上还穿着衬衫，系着领带。果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就做了50个俯卧撑。
英俊潇洒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金童”。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在距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火岛购买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十分喜爱交际，并且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相貌平平、不善交际的德农西奥精明地意识到西格尔在招徕和培养客户方面具有特殊的天赋，而这正是他自己最大的缺陷。1974年，他提升西格尔为副经理，很快，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西奥汇报工作。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尔德公司（Gould Inc.）打算以现金收购一家阀门制造商，德农西奥指派西格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拉扎德兄弟公司的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一同工作。当时，罗哈廷是被收购方的代理人。最初，西格尔比较谨慎和含蓄，因为他对罗哈廷十分敬畏。后来，在会议期间，罗哈廷起身道歉，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哪，他也是普通人啊！”因此，西格尔想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像罗哈廷一样的传奇人物。
1976年4月，收购方律师约瑟夫·弗洛姆——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专门的小组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就“识别收购目标”方面作一个报告。西格尔感觉十分荣幸，尽管他知道成为专家并不是一件难事。任何人，只要在《威廉姆斯法》实行之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有一起，也都有资格被称为专家。
当西格尔同其他参与者一起开会时，他感觉更加幸运，因为参会者都是业内的领军人物：所罗门兄弟公司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伊拉·哈里斯、高盛公司迅速崛起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公司（E.F. Hutton）的负责人约翰·沙德、著名的代理律师阿瑟·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西奥多·莱文、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著名的收购律师阿瑟·弗莱舍，以及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手边，是弗洛姆公司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整体上来看，小组讨论会谈论的内容囊括了恶意收购这个新兴的领域，这个领域要改变美国公司的面貌，改变到一个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程度。美国的工业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合并时期，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多元化的时尚导致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主要方式是在大牛市期间通过股票提供资金。那些并购大都是友好的。早期，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都是通过无数的合并发展起来的。有些合并是受到大金融家强迫的。这种合并全都无法同出现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发展于80年代的恶意收购潮同日而语，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为在股票市场获利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西格尔发现，在其他人发言时，利普顿迅速地记着笔记。然后，当轮到哈里斯发言时，利普顿把笔记推到了他的面前，哈里斯几乎就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恍然大悟，原来并购“俱乐部”就是这样运转的啊。
在西格尔发言后，利普顿一直等到别人都走后，找到了他，对他的发言赞叹不已。随后，两人经常讨论并购策略，并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俩是很不般配的一对：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迷人，利普顿则是身材肥胖、头发稀落，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重的深色镜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是该领域的专家，业务娴熟，因此他向利普顿虚心求教，渴望获得他的指点。
利普顿和弗洛姆同他们的客户制定了一种新的、利润丰厚的聘用定金协议：如果哪家公司想在自己成为恶意收购目标之后聘请他们的话，就必须每年向律师支付一笔巨额的定金；一旦他们的客户被利普顿或者弗洛姆公司的另一个客户攻击时，收购方同意预先放弃利益冲突，因为他们明白律师会保护目标公司。
尽管有些执业律师还在缩头缩脑，但许多大公司都同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签订了协议。这些律师严格按照小时计费，甚至应急费也免除了，因为他们不一定必须工作，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的聘用定金更像是保险单。律师公会不太喜欢这种预先放弃冲突的办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却似乎毫不在乎，由此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西格尔开始想，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应该考虑开展类似的业务。到1976年的小组讨论会时，他已经确信，兼并的狂潮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还要不断扩展。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都已经在并购业务方面获得了显赫的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并购方面有所建树。
他开始拜访潜在的公司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应对产品”。他声称，按照《威廉姆斯法》的规定，被恶意收购的一方需要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做出反应，因此公司最好预先制定精心准备的应对战略。这就意味着，客户可以先交一笔预订金，以确保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遭到恶意收购，就能获得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服务，就像给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支付的定金一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并购方面的领军人物，并借自己的威望帮助西格尔实现其计划。
西格尔真正飞黄腾达是在1977年5月，当时，《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他誉为应对并购的最重要的专家。文章介绍了他几次成功的大宗业务，最后写道，他英俊潇洒，被认为是“影星葛丽泰·嘉宝的情人”。这篇文章还附载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不断收到女士们希望与他约会的邀请。西格尔十分吃惊，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并不是重头，但是却迅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开足马力，复印这篇文章，然后向公司潜在的客户发送。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都要亲自拜访200~300个客户。他的目标客户是那些中等规模的公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年销售额在1亿~3亿美元之间的公司），大的投资银行一般不太愿意为这些公司提供充分的服务，而且它们也很容易受到较大公司恶意收购的威胁。最后，他开拓了250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支付的保证金都在6位数以上。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高盛公司。该公司的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它也把应对兼并业务作为自己的专长，并大力发展，只不过缘由有所不同。当时，高盛制定了一项政策，避免为恶意收购方服务。由于在华尔街拥有一些最让人羡慕的优质大客户，它不想冒险疏远这些客户，而去代表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掠夺者的人。为这些稳定的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是为该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高盛争夺客户。1977年，高盛当时负责兼并收购业务的主管彼得·萨克斯飞到西海岸去拜访伊瓦可公司（Ivac Corporation）的董事长史蒂夫·佐藤。伊瓦可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高露洁公司盯上，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据这位董事长称，高盛一直在吹嘘自己的“高盛威力”。当西格尔去拜见佐藤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倾听佐藤讲述公司的目标。这位董事长是日裔，尽管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但是这次，却在佐藤的家中陪他吃寿司。在把业务交给西格尔之后，佐藤告诉他：“我不相信你真的在听我讲，但是高盛公司的人全都是告诉我他们有多伟大。”
西格尔发现，最有效的策略是让高盛先去表演，它一般会特别强调，如果目标公司被卖掉了，它会帮着要到最好的价格。然后，西格尔再插手进来，力劝对方说：“找我吧，我会尽力帮你们保持独立，击退恶意收购。我想让你们成为我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多数公司处于劣势之中，最终都还是被卖掉了。西格尔的销售常常无法同高盛的规模、实力和信誉相抗衡，但是西格尔所传达的信息常常能够说服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使他们认为他是真心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像高盛那样，只想着如果被卖掉之后，自己能赚取多少投资银行服务费。
1977年，西格尔发明了一种高超但是却很有争议的策略来应对恶意收购，而且这种方法还赢得了几十家公司的经理们对他的垂青——这就是“金色降落伞法”（Golden parachute）。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雇用合同，规定公司在被兼并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在实际应用中，它能给公司的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收益。
德农西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十分激动，尽管西格尔经常到处出差，并且他也很少见到他。德农西奥效仿戈登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实行家长式管理，通常都是单独设置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到了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不少啊。
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董事，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除老板阿尔伯特·戈登之外最年轻的一位董事。
不久之后，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马蒂，你还是个单身汉。”德农西奥说完停顿了一下，西格尔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继续说：“你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还在火岛买了一座别墅。这可有点太过了啊。”他是什么意思？西格尔心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有点太张扬了吧，或者也许是与公司其他的董事相比来说的吧。但是德农西奥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西格尔也不敢肯定。
德农西奥接着说：“在格林尼治我家对面，有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在出售。”格林尼治在康涅狄格州最高档的郊区，是WASP和白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乡间俱乐部和传统的保守派聚集的地方。那里居住的都是西格尔所认识的最为乏味、古板、刻薄的人。此外，他也不能设想住在德农西奥的眼皮底下，尽受他的监督。
但是，西格尔还是去看了看那座房子。之后，他跳上那辆显眼的跑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一直开。半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韦斯特波特。然后，他用付费电话给一位房产经纪人打电话。他考虑把火岛的别墅卖掉。经纪人带着他到城北小河边的一座旧房子看房，西格尔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了下来，并花费了几个周末来收拾整理。
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房子，不过不是在格林尼治，而是在韦斯特波特。西格尔开玩笑地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这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后来，当他搬到海边一座更豪华的别墅时，他把这座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
在西格尔买下康涅狄格州那座房子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一个叫伊万·布斯基的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西格尔在并购方面的声望正在迅速崛起，有许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他知道布斯基就是其中一个。此外，他还获悉布斯基也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因此，他回了这个电话。
布斯基对市场十分敏感，在并购策略和股票囤积战略方面知识渊博，这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但是两人竟然成了好朋友。在华尔街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可以靠电话建立和培养。渐渐地，西格尔把布斯基看作一个可以商讨战略、交换观点和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套利人中获取这种信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套利人供他求教。该公司传统上一直避免从事套利业务，也没有这种部门。德农西奥和戈登都认为套利人声名狼藉，四处刺探内幕消息，只会引发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
但是，对任何从事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来说，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历史上，套利人都是利用不同市场上的价差获利，如伦敦和纽约市场。这是一种稳健的、几乎毫无风险的交易，但是利润也很小。然而，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开始，他们大量购买已经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赌注压在交易成功上；后来，他们开始购买他们预测将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预测准确的话，利润就会十分丰厚。
评估这些被大量购入的、谣传或者真实的目标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是西格尔的主要工作之一。套利人也是消息来源之一，从提供线索到其他方面的策略他们都有，他们还能提供即将发生收购的小道消息，以便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套利人喜欢走极端，容易激动，世故老道，富于进攻性，而且几乎全都追求快速获利。他们在股市的开市和收市之间最为繁忙，在此期间，他们不停地对着电话高声叫喊，进行报价，往电脑上敲打股票代码，时不时地扫视一下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据，向每一位能够想到的潜在消息来源打电话刺探内幕消息。下班后，他们喜欢到酒吧狂饮一番，放松放松，比如哈利酒吧（Harry’s），就在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不远的汉诺威广场；或者，如果他们当天的运气不错，大赚了一笔的话，就会到曼哈顿的高级餐厅奢侈一回。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透露，自己坠入了爱河。他的恋情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批商学院的女毕业生纷纷到华尔街求职。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上班，就在该公司的金融部办公室引起了轰动，赢得了很高的回头率。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聪明漂亮、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风度翩翩、衣着时髦，不过已经结婚。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办公室恋情。办公室恋情曾经破坏过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但是1978年年底，斯图尔特和丈夫离了婚；不久之后，西格尔和斯图尔特就开始一起打网球了；到1979年8月，他们已经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提醒他时，他置之不理，并且称，他对办公室政治没有丝毫兴趣，根本不在乎此事对他在公司的事业有何影响。
当公司金融部的主管亨利·凯勒获悉此事后，他向德农西奥汇报，提醒他去干涉此事，阻碍这种恋爱关系。然而，德农西奥无动于衷，根本没有去干涉。其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德农西奥的儿子戴维也在和公司内部职员谈恋爱。德农西奥对此事的容忍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显示了西格尔的巨大影响力。德农西奥似乎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西格尔单身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斯图尔特在巴尔的摩的一些朋友和亲戚警告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这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行。但是，她固执任性，毫不退却，坚持与西格尔相爱。甚至她的一些男同事也不怀好意地推测，她在利用商业头脑来铺就自己的婚姻阶梯。1981年5月，她与西格尔悄悄地结了婚，然后开始计划在韦斯特波特购买一座更大的新房子。
在西格尔和简结婚之后不久，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们到自己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家中做客。这是布斯基第一次邀请西格尔夫妇到自己家中做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金融家西奥多·福斯特曼和他的女友，他把布斯基看作他合伙关系中的投资者。西格尔决定带上自己的一份置业计划，让布斯基夫妇给参谋一下。
按照布斯基指示的路线，西格尔夫妇从曼哈顿一直向北开，大约行驶了45分钟，途中经过贝德福德和克斯科山等几个高档社区。这一地区十分广阔，到处都是大庄园，山上森林密布，郁郁葱葱，甚至还有一些独立战争之前的房屋。许多大房子从公路上是看不到的。布斯基的庄园十分庞大，占地200英亩，别墅在庄园的最后面，客人从大门进来后，沿着像迷宫一样的车道蜿蜒前行，有时甚至会迷路。
西格尔夫妇一直开车来到几根大柱子和警卫室之间，然后停了下来。西格尔走到警卫面前，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办理了进门手续。突然，他吃惊地发现警卫的腰间挎着一把深黑色的手枪。
当西格尔夫妇走进房子时，他们充满了敬畏。在铺满了鹅卵石的庭院后面，高耸着一座巨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别墅。这所房产先前的主人是露华浓（Revlon）的创始人查尔斯·雷夫森。再往前走，穿过一个布置整齐的花园，里面点缀着希腊的雕塑，西格尔夫妇来到一个运动场，一边是一个大型室内游泳池，另一边是一个下沉式的室内壁球场。旁边有一个网球场，网球场还带有透明的圆顶，在冬天，充气后就可以成为室内球场。
布斯基的妻子西玛·布斯基到门口迎接西格尔夫妇。她妩媚动人、十分健谈、皮肤浅黑，而且热情好客，待人友好，很快就给西格尔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带领他们穿过古朴典雅的房间，墙上贴着漂亮的壁纸，地上铺着珍稀的奥比松地毯，屋里摆着昂贵的古典家具。在西格尔这个外行看来，墙上的装饰品就是严肃的艺术品。确实如此，西玛喜欢收藏美国绘画和古董。然后，他们继续穿过花园和运动场，这里的地毯上绣着大大的“IFB”（伊万·F.布斯基的英文缩写）字母组合图案。
布斯基是一个慷慨的主人，他衣着得体，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和白衬衫，衬托着他棕褐色的皮肤。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他回答说：“我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决定了。”布斯基银黄色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向一边。他的颧骨高凸，眼睛深邃，使他看起来很有紧迫感，甚至还有几分憔悴。但是在饭间，他却很轻松，和蔼可亲，不停地招呼客人吃菜，而自己却吃得很少。
简提到了他们的置业计划，西玛立即大声说：“你们一定要买个厨房大的，待会儿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厨房。”布斯基家的厨房比西格尔夫妇位于曼哈顿的整个公寓都要大。布斯基家的富裕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格尔心中暗想，布斯基在套利业务上所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西格尔决定不要把随身带来的置业计划给布斯基看了，他的这个计划现在看似乎有点儿太寒酸，不值一提。
饭后，西格尔把布斯基拉到一边，然后说他注意到门口的警卫身上带着枪。
布斯基回答说：“都装着子弹的，干我这一行，需要注意安全啊。”
在曼哈顿金融区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办公室里，研究部的主管兰斯·莱斯曼（Lance Lessman）从办公桌后面向外看去。他看到老板布斯基在拐角办公室那张铺着玻璃的办公桌后面，眼睛在不停地扫来扫去，先是盯着交易室，看看交易的情况，里面正在执行他的买卖命令，然后，他又朝莱斯曼的研究部看了看。
突然，布斯基的眼睛盯着他不动了。
莱斯曼桌子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布斯基大喊道：“谁在买进？”
莱斯曼迅速朝电脑屏幕看去，看了看各只股票的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以便发现是什么引起了老板的关注。
“谁在买进？”布斯基实际上是在尖叫，“你怎么都不知道？”
现在，整个办公室的内线电话都响了。
每个桌子上都有一个小喇叭和中央控制台相连，由布斯基自己控制，他可以和任何人单独讲话，也可以打开所有的喇叭，向所有人讲话。现在，他接通了每个人桌上的喇叭。
“快点汇报，快点汇报。”他反复地喊道，声音不断提高，语气也越来越急促，“谁在买进？我现在就要知道，谁在买进？”
最近，布斯基的脾气比平常更暴躁。1981年年初的几个星期前，布斯基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震惊了整个公司：他要把伊万·F.布斯基公司变现，取走他所有的利润。
“亨特白银恐慌事件”（Hunt Silver Panic）以及它所引发的股市猛跌对布斯基造成了重创，他决定把剩余的利润变现。他想趁机利用合伙人可以享受的有利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将利息变现。但是为了得到这种利率，他需要有人接管公司，让公司继续运营下去。最近，他逼着两个高级助手接管公司，并且承担所有的债务。他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了，他立即把他们炒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失去了两名得力的助手——交易主管和研究主管。
几乎没有人真的认为布斯基会长期远离套利行业。尽管受到了“亨特白银恐慌事件”的打击，但他仍然是一位相当成功的人。1975年，伊万·F.布斯基创办公司时，注册资金只有70万美元，而且还是从岳父母那里借来的。现在，该公司的资产已经增长到了近9,000万美元。套利就是布斯基的生活。他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韦斯特切斯特的庄园，并在曼哈顿购买了一套房产。他还买了一辆豪华轿车，雇了一个司机，每天早上送他上班。他的努力最终还赢得了岳父的尊敬，只不过多少有点勉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屈身下嫁给他的。
布斯基似乎对岳父鄙视他的家庭背景和出身感觉很不屑。在同纽约的同事们谈话时，他常常吹嘘自己的经历和背景。他常常暗示自己中学毕业于克兰布鲁克学校（Cranbrook），这是他老家底特律郊外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大学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其他人都认为他是在哈佛上的大学，因为布斯基是好几个哈佛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的父亲在底特律经营熟食连锁店。
布斯基的童年时代，全家住在一座宽敞的都铎风格的房子里，这座房子位于一个当时被认为是中高档的社区中。事实上，伊万的父亲威廉于1912年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经营着几个小酒吧，名叫“黄铜铁轨”（Brass Rail），而不是熟食店（那是他叔叔的生意）。为了追求利润，酒吧引进了**舞和**。但是，在许多人看来，酒吧加速了该社区的衰落。
在上学期间，布斯基的兼职工作很努力。他在卡车上卖过冰激凌，他的执照只能在晚上7点之前销售，但他在7点后依旧在卖，因此常常被当地的警察抓获。他确实在克兰布鲁克上过学，但是只上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也不出众，但是他在摔跤方面却很优秀。为了降低重量级别，他常常忍饥挨饿，刻苦训练，甚至能一次连续做500个俯卧撑。他常常同最好的朋友在体育馆训练，这个人是来自伊朗的交换学生，名叫哈桑·维基利（HuShang WeKili）。在二年级时，布斯基作为一名出色的摔跤运动员赢得了学校的克雷格奖杯（Craig trophy）。
布斯基常常用摔跤来比喻他作为套利人的工作。1984年，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康妮·布鲁克采访时，他说：“摔跤和套利都属于单项运动，成功与否全靠自己的行动，做得如何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摔跤中，他甚至发现了生活的哲理：“有许多次，我都真的想要放弃了，但是我没有。我想，使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我从（摔跤）中学到的东西……在生活中，人们会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有时，人们会感觉失望、灰心丧气和痛苦，并且放弃了，但是我却没有。”
布斯基在为自己新的套利业务选择徽标时，把在克兰布鲁克获得的摔跤奖杯的图案刻在了上面，图案是两个古希腊人，赤身**地在摔跤场比赛。这后来成了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标志，布斯基对此十分自豪。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很喜欢这个标志。有一位雇员评论说：“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恺撒宫中的东西。”
后来，布斯基从克兰布鲁克学校转到了底特律城内的芒福德中学（Mumford High）。他从来没有从大学正式毕业过。他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东密歇根学院上过学，但是在即将毕业前夕，他去了伊朗，部分是因为他的好朋友维基利。确切地说，布斯基在伊朗做了什么是一个谜。他后来声明自己是为美国新闻总署工作的，教伊朗人英语，但是在新闻总署当时的人事档案中并没有伊万·布斯基的任何记录。后来，在认识西格尔之后不久，他告诉西格尔，他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派驻伊朗的秘密特工。
从伊朗回来后，布斯基到底特律法律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没有学历也可以入学。中间，他又辍学两次。5年后，即1964年，他终于毕业了。当布斯基23岁时，他的父亲让他成了家中酒吧的合伙人。然而，当他向多家律师事务所求职时，全都被拒绝了。
布斯基断断续续的经历竟然吸引了一位名叫西玛·西尔伯斯坦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本是底特律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十分富有。据同事们说，是西玛先爱上了布斯基，1960年6月他们相识后，她就开始追他了。西玛的一个亲戚是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雇用布斯基当了一年的书记员。不久之后，布斯基和西玛就结婚了，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比利。一次，布斯基在克兰布鲁克摔跤队的队友——现供职于纽约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向他谈及套利一事，他听后也决定到华尔街发财。同事们回忆说，布斯基感觉底特律太小了，限制了他的雄心壮志。
布斯基的岳父帮他和西玛在公园大道租了一套高档公寓。布斯基在罗斯柴尔德公司（L. F. Rothschild）当了一年的实习生，然后转到了第一曼哈顿银行（First Manhattan）工作，第一次实际从事套利业务。后来，他又转到了卡尔布·沃里斯公司（Kalb Voorhis）。在一次套利业务中，他让公司损失了2万美元，被辞退了。公司对这么点儿损失就大动干戈，让他十分不屑。在短暂的失业之后，他还做了一次风险投资。后来，他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小公司，爱德华兹·汉利公司（Edwards & Hanly）。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只有这么短暂的职业经历，经验也很有限，业绩也很一般，但是该公司竟然委托他负责筹办和管理套利部门。
布斯基几乎突然之间就在套利这个小世界引起了轰动。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杠杆手段，不断差价买进，把爱德华兹·汉利公司的微薄资金增加到了10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足以时不时地对某只股票的价格产生实际影响。他被认为大胆而又无畏。有一次，由于抛售一只短期股票，而这只股票在他卖前并没有实际被公司买入（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他的杠杆率），最后，他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制裁，并罚款1万美元。布斯基的一些策略对该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到1975年时，公司破产了。
由于厌倦了四处找工作，布斯基决定自己开办一个公司，专门开展套利业务。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寻求投资者，并鼓吹套利的潜在收益。这一举动让同行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害怕引来更多的竞争。布斯基大方地分配收益，把55%分给投资者，自己只留45%，但是，他让投资者负担95%的损失。他没有吸收到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是他岳父母的钱支撑他继续开展业务。
1975年，从伊万·F.布斯基公司开业第一天开始，布斯基就乘坐豪华轿车去上班。如果他需要快递什么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地叫私人快递公司。他按照自己认为的华尔街成功金融家的形象穿着打扮：特有的三件套黑色西装，整齐的白衬衫，从马甲的口袋中垂下来的金表链，看起来就像一个菲巴特卡帕学会（Phi Beta Kappa）的重要成员一样。
布斯基在公司上却一点也不浪费。公司的办公室设在白厅大街一座破旧古老的办公楼里，只有一个房间，并且非常小，因此，一位股票交易审计员还要求他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里。他讨厌员工们离开办公桌去吃午饭，因此他自己出钱帮他们订购盒饭，然后送到办公室里，每份5美元。
他雇用的第一批雇员中有一个会计，负责公司的事务部门。他叫斯特拉格·穆拉迪恩，是一位亚美尼亚移民的儿子，曾经在奥本海姆-阿佩尔-迪克逊会计师事务所（Oppenheim，Appel & Dixon）工作过，这家事务所专门从事套利会计业务。尽管穆拉迪恩并没有告诉布斯基，他曾经因为违反资本运营要求而受到过严厉处罚，并且这使他找工作十分困难，但是他一直十分感激布斯基雇用他，给了他一个机会。
布斯基告诉员工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必须准时开始工作，此时，他自己的豪华轿车也正好停到办公楼门口。如果布斯基有事不去办公室，他就会在7点01分打电话过去，如果无人应答，他就会暴跳如雷。几年后的一次，布斯基往办公室里打电话时，适逢举行消防演习，没有人立即接电话。第二天，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昨天下午3点15分，我往办公室打电话，但是打了23次，才有人接电话。我知道当时正在举行消防演习。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我对那些留下来的人深表感谢。”
布斯基不喜欢让员工们休假，哪怕是一天也不行。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五，大部分曼哈顿办公室里都只剩下了骨干职员，并且他也从来不到办公室去，但是他却要求公司里的其他人必须来上班。布斯基常常打电话检查员工的出勤情况，有时，对一个员工他甚至可以检查十几次，其他员工还以为布斯基也来上班了。布斯基也拒绝在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给员工发工资，一定要等到3点以后，但这时银行已经关门了。当员工向他抱怨时，他解释说，他不想让大家在中午跑出去取钱存钱，但是大家怀疑他是想侵吞存款在周末所产生的额外利息。
几乎从公司刚一成立开始，布斯基就喜欢冲着员工大喊。几次之后，穆拉迪恩请布斯基不要这样大喊了，但是布斯基却回答说：“我是老板，我有权大喊。”布斯基常常让穆拉迪恩工作到晚上九点、十点钟。有一次，穆拉迪恩的妻子发现都凌晨5点半了他还没有睡觉，一直在干布斯基给他安排的工作。穆拉迪恩告诉他的妻子：“他不会老让人熬夜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布斯基给他的睡眠时间似乎越来越少，要求却越来越苛刻。他最喜欢打电话问穆拉迪恩复杂的问题，穆拉迪恩只好说：“我尽快给你回复。”布斯基会回答说：“我等着。”
布斯基有时会在家里上班。他在院子中一条路的路灯上贴了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华尔街”，旁边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有几张写字台，并且配备了所有的电子化交易市场和通信工具，他需要这些东西与市场一直保持联系。西玛对穆拉迪恩说：“你相信吗？布斯基总是穿着西装到他家里的办公室中办公。”
一天早上，布斯基的员工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只小狗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这只小狗本来是布斯基买来送给西玛的，要给她一个惊喜，但是她不喜欢，禁止把小狗带回家，因此布斯基只好把它带到了办公室中，晚上和周末则由他的司机约翰尼·雷照料它。很快，布斯基就离不开这只小狗了，他甚至去和投资人开会时也带着它。
就在一周后的一天，研究部主管莱斯曼和其他人听到从布斯基办公室传来一声尖叫。他们立即跑过去，发现布斯基的脸色十分难看，小狗看着也很迷惑不解。在布斯基的办公桌前一尘不染的米色地毯上有一堆脏兮兮、发出异味的东西，正是小狗的“杰作”，看来它还没有受过训练。布斯基把地毯收拾干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那只小狗。
布斯基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在饮食习惯方面。有时候，他似乎什么都不吃，就像当初为了摔跤而控制体重一样。早餐，他只喜欢吃一种牛角面包。他先是一点一点地吃，然后会整个地吃。一位同事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布斯基吃面包时说：“伊万，瞧你的吃相。”布斯基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把手中的面包放下。
布斯基常常邀请那些可能的投资人到他的办公室吃饭。一天下午，迅捷美国公司（Rapid-American Corporation）的总裁梅苏莱姆·里克里斯（Meshulam Riklis）受到邀请，前来吃午餐。布斯基让手下人事先打电话，了解里克里斯喜欢吃什么，然后他从21俱乐部订购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在吃饭时，布斯基却苦恼地发现，里克里斯似乎不太喜欢桌上的食物。
里克里斯解释说：“几个小时后，我要去健身房锻炼，我请了个私人教练。”
布斯基说：“干吗要锻炼身体？放松一下，多吃点。”
里克里斯顿了一下然后说：“伊万，你根本不知道同一个比你小得多的女人结婚是怎么回事。” （里克里斯的妻子皮亚·佐多拉比克里克斯年轻很多，他曾经出资帮助她踏上电影之路）但接下来里克里斯却吃得十分快乐，并给布斯基的公司投资了500万美元，而布斯基则只吃了几颗葡萄。
正如布斯基所发誓的，他在1981年年初就“退休”了，把他在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利息变现。由于没能成功说服手下的高级员工接管公司（多数都被炒了鱿鱼或者自动离职了），他只好聘用了一个来自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套利人史蒂夫·罗伊斯，把公司转给了他，公司也被改名为贝德福德合伙公司（Bedford Partners）。新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西玛，她把自己原来在布斯基公司的800万美元的股份滚动到了这个重组的公司里。尽管布斯基在贝德福德公司没有一分投资，但是他每天都要和罗伊斯通电话，常常是一天6~8次，告诉罗伊斯如何做出投资决定，就好像公司仍然由他负责一样。
随后，布斯基立即开始着手筹集资金，建立一个新的套利公司——伊万·F.布斯基股份公司。新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同有限责任的合伙公司不同，它的股权结构更加复杂，股份被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投资者得到的都是优先股，利润主要被分配给了普通股股东（主要是布斯基），而损失则主要由优先股股东承担。
布斯基把莱斯曼留了下来，他是原公司雇员中留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们一起四处奔波寻找投资。他们坐着布斯基的豪华轿车，拜会了许多富商大贾。除了根据在先前合伙人关系中投资人的表现分配利润，布斯基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优惠条件：他直接对投资者负责。他许诺向投资者传递市场信息，供他们免费使用。
尽管布斯基给先前的投资人赚取了高额的回报，但是这次筹款活动还是不太成功。有一天，莱斯曼大胆地向布斯基建议，利润和损失的分配方式不合理，阻止了潜在的投资人。莱斯曼说：“这种交易招人讨厌。”布斯基听了之后就瞪着他，很不高兴。
莱斯曼也想把自己的一些钱投入新公司中，他告诉布斯基，他最近大概继承了50万美元，想把它投进公司。布斯基给他的条件同外面的投资人一样苛刻，莱斯曼抗议道：“我是给你工作的啊，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我挣得的那份利润呢？”
布斯基紧绷着脸，声音也变了。他冷冷地说：“我不需要你那恶心的50万美元。”
莱斯曼驳斥道：“那你干吗要我25%的利润？”
布斯基一边尖叫着“滚出去”，一边把莱斯曼赶出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最后，新公司于1981年开始运营，总共筹集到了不足4,000万美元的资金，远少于布斯基所希望的。公司成员包括布斯基、莱斯曼，还有迈克尔·大卫杜夫（Michael Davidoff），此人是从贝德福德合伙公司雇用过来的交易员。公司在曼哈顿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办公。布斯基主要的律师史蒂夫·弗雷丁就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尽管在这样狭小的地方，布斯基也喜欢吹嘘，称只有自己才了解这一行的一切事项。他甚至对自己的雇员都要小心提防。
根据指示，莱斯曼要回答罗伊斯的电话，并且同他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一天深夜，罗伊斯打电话来询问某一只股票，他说：“伊万想了解你的看法。”莱斯曼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出这只股票，然后告诉了罗伊斯。不久之后，布斯基就给莱斯曼打电话，莱斯曼顺便提到罗伊斯打电话并询问了对某一只股票的看法，他回答了罗伊斯的问题。沉默了一会儿，布斯基大声斥责道：“就凭这我都应该把你炒了！不要再泄露任何看法了！”
莱斯曼回答说：“我当时认为罗伊斯在公司里。”话还没有说完，布斯基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过几天，罗伊斯又给莱斯曼打电话，还是咨询对一只股票的看法。莱斯曼拒绝了，说布斯基命令他不能说出去。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布斯基打来的，他又责怪莱斯曼没有回答罗伊斯的问题。后来，罗伊斯又打电话问布斯基对马拉松石油公司的看法，这是当时的一个收购目标，属于高度敏感的情报。莱斯曼为了避免左右为难，给罗伊斯透露了一些信息，但是只讲了一些皮毛，没有透露公司的真实立场。
然后，布斯基又从宴会上给他打来电话。莱斯曼自豪地告诉布斯基罗伊斯又向他打探消息，不过他故意误导了罗伊斯。布斯基大喊道：“你这个蠢货！你要让我成为骗子啊！”实际上，布斯基自己有时也会向罗伊斯提供前后矛盾的错误信息。莱斯曼头都大了，为什么布斯基要向掌管他妻子钱财的公司说谎呢？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莱斯曼不得不给布斯基家中打电话，布斯基的大儿子比利接的电话。
莱斯曼疲惫不堪地说：“我是兰斯，你爸爸真把我累坏了。”
比利的回答给莱斯曼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利闷闷不乐地说：“别想真正了解我的父亲，他完全就是个疯子。”
I.W.伯纳姆二世领着他新招聘的公司金融部主管弗雷德里克·H.约瑟夫，穿过德崇公司拥挤的交易大厅。这是1974年的一天，约瑟夫第一天上班。伯纳姆解释说，他想让约瑟夫立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帮助约瑟夫实现他新加入公司时立下的宏图壮志。
约瑟夫时年41岁，体格健壮，头发灰白，曾经是一个业余的拳击运动员。在应聘德崇公司金融部主管时他大胆地声称：“给我15年时间，我会让公司像高盛那样强大和成功。”
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可笑，考虑到该公司在华尔街的地位，要实现这个抱负简直就是一场革命。
1974年，高盛在华尔街名列前茅，而德崇的年总收入只有120万美元，资本十分薄弱，而且股市还在下跌。尽管德崇公司名声显赫，但是它只能勉强挤进华尔街二流公司之列。
德崇公司实质上是由伯纳姆公司（Burnham & Co.）和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Drexel Firestone）几个残存小公司合并而成的。伯纳姆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零售业的经纪公司，1935年，由哈珀酒厂（I.W.Harper）创始人的孙子图比·伯纳姆创办。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显赫的费城德雷克塞尔家族，这是一家公开反对犹太人经营的J.P.摩根帝国的公司。
1971年，伯纳姆公司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这是一场奇怪的合并。伯纳姆公司大部分为犹太人，依靠销售技巧为生。与其正相反的是，德雷克塞尔却是一家老牌的公司，一直就对推销战略十分讨厌，由于受更加主动的营销网络的影响，公司的客户在逐渐减少。德雷克塞尔公司现在蹒跚而行，主要靠自己主承销商的声望和历史地位来支撑。图比·伯纳姆寻求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主要就是想借助它的声望提升自己，以吸引更多的承销工作。
在仍然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华尔街，合并的公司要想生存下去，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许可和好意必不可少。为此，伯纳姆去拜访了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同意合并，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无论公司的权力如何分配，德雷克塞尔这个高贵的名字必须放在前面。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公司（德崇公司）就此诞生了。
现在，虽然这两个公司已经合并了，但是各自的职员仍然避免见面，即使合并已经三年了，仍然如此。当伯纳姆领着约瑟夫从公司走过时，他说，在合并时，当他第一次去见德雷克塞尔公司的负责人时，他问公司200多名员工中有几个犹太人，被告知只有3个。伯纳姆说，今天要让约瑟夫见的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米尔肯。
约瑟夫同米尔肯握了握手。这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身材修长，眼睛深陷。约瑟夫不免会想，像米尔肯这样的人怎么会加盟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但是米尔肯在其他方面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并不是直接在一起工作。约瑟夫负责较高档次的投资银行业务，而米尔肯负责可转换债券业务和非投资级别的证券业务，该部门后来被称为“高收益部门”。他向伯纳姆公司的一位资深交易员埃德温·坎特负责，如果牵涉到了资金问题，他就直接向伯纳姆汇报。
米尔肯总是抱怨说自己被德雷克塞尔公司那些古板的WASP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为了鼓励米尔肯，伯纳姆让他创建了半自治的债券销售部门。1975年，他授权米尔肯自主安排奖金，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华尔街的许多公司一样，德崇公司薪水也很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奖金来弥补。而米尔肯安排的奖金总是非常慷慨。米尔肯及其团队为公司创造的利润，他们可以留下35%。米尔肯有权自己给手下人分配奖金，他自己留下多少都行。另外，伯纳姆还给米尔肯额外一笔“中间人佣金”，只要是米尔肯或者他手下人为公司带来的业务，由此而获得的利润的15%~30%归他们所有。因此，伯纳姆把35%的利润给了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员工，30%给了那些带来客户的员工，公司只留下剩余的35%作为办公经费和供股东分配。给米尔肯部门的这种奖励，在公司里是一个被严守的秘密。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一年中，约瑟夫与米尔肯之间的了解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米尔肯渴望通过约瑟夫找到新的潜在的金融业务，获取中间人佣金，并给约瑟夫提成。
约瑟夫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他开始以为米尔肯同伯纳姆公司的众多交易员一样，都是只懂得利用手腕进行交易，除此以外一窍不通的人。
约瑟夫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波士顿的一个蓝领社区罗克斯伯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约瑟夫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是他却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学习，后来又到哈佛商学院攻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工作过，上司是约翰·沙德（后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四年后他就成了该公司的合伙人。后来，他加入了希尔森公司，帮助安排同海登斯通公司的合并谈判，合并之后被任命为公司首席运营官，是公司的第二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