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他们或壮志未酬，或抵挡不住59岁的**，或改弦更张；乡镇企业的龙头老大也纷纷变脸；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因此不同罢了。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领导这一职位当官来做，而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之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在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可畏。这句话是我二十年之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