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卡茨当时是坐东方快车从索非亚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次浪漫得无可救药的旅行，我还想象包着头巾的服务生们带着数杯甜咖啡和数块热毛巾款款而来。但实际上它哪儿哪儿都糟透了：燥热、恶臭、让人窒息、破旧、拥挤、又老又慢。1973年的时候，“东方快车”只是印在行驶于贝尔格莱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老火车侧面生锈的金属片上的一个名字。几年之后，东方快车就停运了。

我们从索非亚离开时原本有一间隔间，但是只过了差不多两站，门就非常突然地被拉开了，一个又吵又肥的大家庭闯了进来，他们简直就是长期近亲繁殖造成恶劣影响的生动证明。他们背了很多纸板箱和蛇皮袋，里面装着难吃得要死的食物。他们不由分说，重重地坐了下来，我和卡茨只能被逼得坐到对角去。他们刚坐定，就折腾起装着食物的包，互相递着包满小死鱼的手帕、大块的干面包、黏糊糊的煮鸡蛋和又厚又湿又辣的奶酪，这奶酪的味道让我想起有一年，我过完暑假回到家，发现我的妈妈不慎将猫锁到了清洁柜里，并且锁了三个月，那可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个月啊!你想想那味道有多可怕，这个奶酪的味道和它有一拼。他们吧唧吧唧地大声嚼着，把他们粗壮的手指往衣服上擦，不久后，他们就一个个地陷入昏睡中，鼾声震天响。可能这就是巴尔干半岛的人的消化怪癖吧，他们睡觉的时候总喜欢扩展自己的身体范围，把我们挤得越来越远，直至把我们挤到和墙壁牢牢地贴在一起的地步。最后我们就缩在墙角像泥塑一样一动也不能动，就这样，我们整整忍了22小时。

旅行到这个份儿上，我和卡茨已经共度了将近四个月的结伴旅行时光，我们都对彼此感到非常不耐烦。旅途中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无休无止地吵架，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我们也没有说话，但到了深夜的时候，火车慢慢行驶在空旷荒凉的土耳其西部。当时我睡得不深，但神志已经不清了，卡茨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拍醒，带着指责的语气问我：“你鞋底上的那坨东西是不是狗屎？”

我稍微坐直了些：“什么？”

“你鞋底上那坨东西是不是狗屎？”

“我不知道，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呢。”我冷冷地回答。

“我可是认真的，到底是不是狗屎？”

“我怎么知道？”

卡茨弯下腰，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我的鞋底，还小心谨慎地去闻了闻：“它是狗屎。”卡茨用带着一丝恶趣味的语气宣布他的重大发现。

“哦，你还是安分点吧，不然我也给你来点儿狗屎。”

“你快去把它弄干净，听到了没？它让我想吐。“

我们又开始吵架了，而且是压低了声音，互相攻击对方。

“你去把它弄掉呗。”

“拜托，这是你的鞋子。”

“好吧，老子就爱鞋底上有狗屎，而且，它起码能盖住我身旁这个家伙的臭味。”

“操，这个狗屎让我觉得想吐。”

“操，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想吐。”

“操，你真是个浑蛋。”

“哦，你这么觉得，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是的，事实上，你从奥地利开始就是个浑蛋。”

“操，你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个浑蛋。”

“我？”卡茨看起来很受伤，“真有意思，你在娘胎里就是个浑蛋，布莱森，你有三种染色体：X染色体、Y染色体和浑蛋染色体。”

我们就这么一直吵着，僵持不下。伊斯坦布尔注定是一次会搞砸的旅行。卡茨讨厌它，也讨厌我。我主要是讨厌卡茨，但是我也不怎么喜欢伊斯坦布尔。它就像那列把我们带到那儿的火车：燥热、恶臭、拥挤、破旧。街上全是淘气鬼，如果你的两只手没紧紧抓住东西，那它们肯定是会被抢走的，食物也难吃得让人简直想死——脚臭味的奶酪和十分奇葩的黏答答的东西。有一天，卡茨差点让我们两个命丧黄泉。当时他问了一个服务生：“和我说吧，你们是不是让牛直接在盘子上拉屎？还是它拉完了之后，你们用勺子把它装在盘子里？”

在旅行的尾声，卡茨一直享有的乐趣就是用这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去挑衅那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比如嬉皮笑脸地问警察他远近闻名的小鸡鸡，或者是跟态度恶劣的服务生说：“我们可以结账了吗，鲍里斯？我们得快点跑，因为你的老婆答应给我们两个都口一次。”

但是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这个服务生曾经在伦敦托特纳姆法院路的某个小地方工作了13年，完全能听懂卡茨在扯些什么。因此，他用切肉刀把我们赶到门口，充满正义地维护了土耳其美食的尊严，并且义正词严地指责了年轻游客的无知和傲慢。

为了拥有最后这一丁点快乐，卡茨得谨慎些，当然，我也对他做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他下次再这样，我会在能听懂英语的土耳其人收拾他之前，就把他杀掉。所以卡茨在伊斯坦布尔余下的时间里，情绪都十分低落，一句话不说，除了有一次在大集市朝缠着他卖东西的商贩怒吼，让他们离他远一点之外。但是这次暴怒，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们的旅途都已经到了尽头。这周可真长啊!

现在，我正从机场出来，坐上一辆出租车，穿过闷热的、丰富多彩的大街，不知道这一次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开头就不大好。我在索非亚通过喜来登酒店的内部预订系统订了一个房间，但是这个酒店离金角湾和老城都有数英里远。房间很干净，卖相也还过得去，但是电视机打不开。我去卫生间洗手洗脸，一打开水龙头，水管就剧烈地抖动起来，还发出那种恐怖片的可怕响声，在经过连连的喘息后，一股棕色的“汤汁”喷了出来。我让水流了10分钟也没变清，甚至连颜色都没变淡。就这房间，住一晚还要花150美元。

我坐在马桶上，一边看着水汩汩地流，一边思索着，旅游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你飞到一个陌生大陆，放弃了在家可以享有的所有舒适，然后费大力气、花大笔金钱和大把时间去重新寻找舒适感。假如你一开始就不离开家，也就根本不会丧失这种舒适。

我叹息了一声，用棕色的水稍微抹了把脸，然后离开旅馆，去逛了逛伊斯坦布尔。这是我见过的最吵、最脏、最忙碌的城市。到处都是噪声——汽车喇叭“嘀嘀嘀”的叫声、刺耳的汽笛声、人们的大吼大叫声、宣礼员的号叫声、伊斯坦布尔海峡上渡船喇叭发出的隆隆声。伊斯坦布尔人也在无休无止地折腾——人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手里带着一大盘食物或咖啡，扛着又大又笨重的货物(我看到一个男的悲伤地扛了个沙发)。每隔五英尺就有人在卖东西：彩票、腕表、香烟或是假冒香水。

每走几步，就会有人走上前来，希望你雇他帮你擦鞋，卖给你明信片或者旅游手册，带你去他兄弟开的地毯店，或是什么别的。总而言之，就是让你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他们一点。

沿着卡拉塔桥走，你会发现桥上挤满了行人、乞丐和搬运工，业余的渔民正在从表面浮着油的河水里捞鱼，那是我见过的中毒最深的鱼。在卡拉塔桥的尽头，有两个男人正准备去对面的西鲁克兹火车站，他们穿梭在拥挤的车辆之间，还用皮带拴着棕熊，而周围的人瞧都没瞧他们一眼。简而言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伟大而令人振奋的城市，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伊斯坦布尔还有一桩让人忍无可忍的事情，那就是土耳其流行音乐。你根本无力逃脱这种音乐的包围圈。它会在每一家餐馆的门口、每一个卖柠檬水的小摊、每一个经过的出租车上对你进行全方位的打击。如果你能想象一个男人没有经过麻醉就被推上结扎手术台，而手术是在发狂的锡塔尔琴的伴奏下进行的，你就能对土耳其流行音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个大概。

又逛了几小时，我被这座城市的喧闹震惊到了，同时我也对这个城市竟然有这么多的活动感到非常意外。我走过蓝色清真寺和索非亚教堂，甩掉一直抓着我袖子的明信片推销员，我也想去托普卡帕宫看看，但它关门了。所以我只能转而前往我认为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走着走着，竟然错过了。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叫吉尔班的公园的入口处。公园很大，而且任人参观，里面十分安静，绿树成荫，很多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游玩。公园里面还有一家免费的动物园，孩子们显然非常喜欢它。还有个咖啡厅，里面虽然还是放着土耳其流行音乐，但听上去柔和了许多，尚可接受。

我走在稍微有些坡度的中央大道上，一下子就走到了公园的尽头，同时我也撞见了伊斯坦布尔海峡的美景，海面泛着一片蔚蓝的光。我到一家露天餐厅里去坐了坐，点了一杯可乐，眺望海峡对岸，远在两公里外的乌斯库达尔麻黄色山坡上，布满了白色房屋。远处有些汽车在热辣的阳光下闪得人直晃眼，渡船固执地行驶在伊斯坦布尔海峡中，在这边和远处一片蓝色薄雾中若隐若现的王子岛之间来来回回。一切都美极了，这真是一个一定要停下来驻足观赏的完美去处。

我总算是走完了该走的路。海的对面就是亚洲了，欧洲差不多最远也就走到这儿了。是时候回家了，我怀孕的妻子饱受病痛之苦，还要照顾六个月大的大儿子。她在电话里和我说，孩子已经开始管所有他见到的成年男子叫“爸爸”了。草已经长到齐腰高，牧场的一面墙倒了，羊踏进了草场，牛闯入了玉米地，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我也确实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舒适的家庭生活。我已经厌倦了日夜奔忙，就为了让自己能吃饱饭，有地方住；厌倦了火车和公交；厌倦了独自一人置身于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世界里；厌倦了永远迷茫无措的状态。当然，我厌倦的是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次我坐在公交或火车上，听到脑海中幼稚荒唐的念头时，都巴不得马上起来，说走就走。

同时，我也有想要一直走下去的冲动，旅行就是存在那么一种让你一直前行、永不止步的吸引力。毕竟亚洲就在海的对面，一个我从未探索过的大陆现在就在我面前。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几分钟之后就能到那儿去，而且我身上还剩下一些钱。

但我还是没有向前继续走，而是点了杯可乐，看着在海面上来来回回的渡船。如果在另一个时间点，我想我是会过去的，但不是这次，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