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大利亚州的人非常骄傲，因为本州是唯一没有接收过囚犯的澳大利亚州郡。他们不常提的一点是，它是由一个囚犯规划设计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是个经济独立、癖好不良的人，19世纪30年代初，他因被指控劫持女童干**邪勾当而栖身伦敦的新门监狱，他在那里孵出个想法，要在澳大利亚找到自由民的殖民地。他计划把一块块的土地卖给严肃、勤俭的人——农民和资本家——再用集得的资金让劳工远渡重洋来为他们干活。劳工将得到令他们赢得尊重的工作，投资者将获取劳动力和市场，每个人都将获益。这个计划操作起来一直不怎么灵光，但结果产生了新殖民地南澳大利亚州和规划很好的可爱城市阿德莱德。

如果说堪培拉是个公园，那阿德莱德就是到处是公园。在堪培拉，你会感觉置身非常广大的绿色空间找不到路出来；在阿德莱德，你在城市之中，这不必怀疑了，可时不时地，你会有可心的选择，步出城市，到开阔的绿地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这座城一分为二，独立的两方各自被公园包围着，隔了托伦斯河郁郁葱葱的原野遥遥相望。因此，在地图上，阿德莱德中心地带形成一个不太规整的、丰满的大“8”字结，诸多公园组成了数字，城市内部的两半填上了圆洞。棒极了。

我心里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第二天一早，我从塔南达开车进入城市，车驶过北阿德莱德，这个漂亮而且繁荣的区域就在“8”字结上半部的内里。我看见一家卖相不错的旅馆，冲动地把车甩在了路边。我在奥康奈尔街上，这个街区建筑古老，保存良好，有很多看上去很潮的饭馆、酒吧和咖啡馆。离开堪培拉之后，我从未任由像这样的城市天堂溜走一丝一毫呢。于是，我落实了房间，一刻不误地回到了户外。

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之中，数阿德莱德最为人忽视。你可能在澳大利亚待了好几个星期，还一点儿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很少制造新闻，在人们的谈话里也很少被提及。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差不多就等于澳大利亚对于世界而言——一个看着很美，但远得发慌，想都想不起来的地方。然而，它无疑是个可爱的城市。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就连从来都没到过这里的万千大众也不例外。

之前，我自己也就来过一次，那是几个月前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我到此一游后，此地给我留下了环境漂亮的印象，还有就是此处居民有一种“劫数难逃”的奇怪喜感。对阿德莱德的任何一个人说这是个惬意的地方，他立即会带着一种热切的庄重之气告知你：“没错，不过你知道的，它正在死去。”

“是吗？”你用礼貌的关切口吻说。

“哦，没错。”线人说出了秘密，点着头，一脸无情的满足。然后，如果你很不走运，那人会给你讲南澳洲银行是怎么垮掉的，这起金融疏忽事件过了几年才尘埃落定，讲起来耗的时间也差不多长哟。

阿德莱德的问题似乎与地理有关。在澳大利亚的文明世界里，这座城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远离生机勃勃的亚洲市场，家门口除了大把的蛮荒之外一无长物。西北面横亘着百万平方英里炎热的荒漠，南面只有一直延伸到南极的辽阔海洋。仅在东面有些许城市，但就算墨尔本也在阿德莱德四百五十英里之外，悉尼则与之相距近千英里。阿德莱德离市场这么遥远，人们又何必在这里建工厂呢？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但考虑到更遥远的珀斯，提这个问题就站不住脚了——珀斯孤悬在一千七百英里之外的印度洋上，但它的经济却活泼许多呢。不管怎样，基本的意思就是阿德莱德“处境不妙”，这个词方方面面的意思它全沾上了。

不过，在一般看客眼里，它跟其他澳大利亚大城市一样富足，而且可能还更胜一筹。它的中心购物区卖相好，人来客往不差于悉尼或墨尔本的同类区域，酒吧、饭店和咖啡馆的忙碌与活力也能令任何店东不作他想。它存有大量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拥有众多的公园和秀丽的广场，间或出现些小点缀——这里一个装饰性的灯柱，那里一头石头的狮子——给了城市一点儿时髦，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这在悉尼和墨尔本往往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耀眼的光。感觉上，这座城市像城市版绅士俱乐部——舒服、老派，堂皇得不张扬，到了下午三四点会散发淡淡的懒散气儿，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时代。

我沿着彭宁顿花园漫步下山，那是个中央公园。渐渐地，我强烈地感到人流正向同一个方向移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公园的露天体育场会合。我问两个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便被告知在板球场有一场英格兰对澳大利亚的板球比赛。

“什么——在阿德莱德这里？今天？”我诧异地说。

他想了想，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嗯，是吧，”他干巴巴地回答，“除非三万个人都犯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错误，你说呢？”他笑了一下，表明自己并非个性好斗或有其他什么毛病。他和他的同伴似乎是半途歇个脚要喝两杯。

“你知道还有剩余票吗？”我问道。

“没啦，伙计，卖光了。抱歉啊。”

我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走了。我发现这是澳大利亚人另一个非常英国式的特质——他们为非己之过道歉。

我找到了北台地，沿着这条本城最气派的大道前往专门展示自然和人类学历史的庄严大厦——南澳博物馆。我有兴趣去看看它有没有展出斯普里格蠕虫化石。这种化石得名于矿业小英雄雷金纳德·斯普里格。那是1946年，时任政府青年地质学家的斯普里格在伊迪卡拉山区勘察，这个山区在阿德莱德以北约三百英里的弗林德斯山地，寸草不生。在这里，他居然找到了一个澳大利亚自然历史上几乎为数不多的非凡奇迹。读过前面的章节，你还记得荒漠中灰尘覆盖的小村子里不期发现迷失久远的奇怪原始蚂蚁巨响蚁的故事吧？那么，斯普里格的发现恰恰也就在这大致区域之内，而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前者哦。

他在岩坡上费劲地向上攀爬数米，找到一片树荫和一块可以舒舒服服倚着的石头开始用午餐，他的特殊时刻就这么来了。他坐着吃三明治，懒懒地伸出了一只脚指头，把一大片沙岩翻了个身。斯普里格并没有留下谈论这一事件的文字，不过我以为我们大可以想象他停下了大嚼——停了大半晌，嘴巴微开着——瞪着他刚刚翻过身的东西，然后慢慢地爬近一些，近距离地观察。你知道吧，他刚刚发现的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科学家们被某个进化中的畸变困惑了近一个世纪——60亿年前，纷繁程度难以置信的复杂生命形式在地球上突然出现(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为这一事件铺路的早前较简单的生命形式缺乏证据。斯普里格发现了遗失的一环，一片在脆弱的前寒武纪化石里游弋的岩石。实际上，他正望着可见生命的开端——之前从没有人见过甚至都不曾期望见到它。这是地质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如果他坐在了别处——澳大利亚内陆骄阳炙烤的无垠大地的任何地方——这发现就没了，那时候肯定不会有，而且可能再也不会有。

你看，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它多产有趣的东西，同时它地大物稀，自然环境险恶，若要有所发现，大致上说，就得靠时运两济了。

遗憾的是，1946年的世界科学界几乎没有注意到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皇家南澳学会学报》倒是及时记录了斯普里格的发现报告，那文章就这么被怠慢了20年之后，它的重要性才得到普遍认可。不过没关系啦，最后荣誉得归其位：斯普里格因化石的定名而不朽，他揭开的那个世代被称为伊迪卡拉纪，取自他曾经行走过的山岭。

哦哟，我经过的时候，博物馆没开门——我猜是放国庆假去了——于是，我一睹生命发端的愿望就此破灭。我在阴凉的小街上一路逛去，却发现一家旧书店开着，乐得拿它当个安慰奖。大概因为澳大利亚的新书总是很昂贵，这个国家就有了非常出色的旧书店。它们往往划出一个很大的区域安置“澳大利亚史”，这些区域又从来都很惊艳，因为它们为你展示了澳大利亚人是非常非常自我陶醉的。这话可不是批评哦。如果世界不关注他们，那他们绝对要自己关注自己。我看这事儿公道得很。不过，在乱纷纷的双面大书架中搜罗一遍，你准会发现最意想不到的奇书怪篇。我最先拿下来的一本名叫《我在这里遇到太太：首都堪培拉第一游泳池的故事》。不远处，敦敦实实一大本，题名为《团结：悉尼大学足球俱乐部史》，旁边是《南澳大利亚州救护车队史略》。类似题目的书成百上千——这些书关乎的主题，除了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一小部分人，不可能引起别人丁点儿的阅读兴趣。这些书的存在相当鼓舞人，但也让人隐隐有些忧心。

然而，在这些书中，你常常会发现些很有意义的惊喜。这一个就是啦!我拿下来一本冲浪者天堂的图片史，封面上是著名的昆士兰州海滩度假地，它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我马上就要向那里进发。这本书讲述的是度假地发展的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那时它还是个破旧的海边小村，没名气没地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一下子就俨然变成了南半球的迈阿密海滩。尤其打动我的是它发展中段的照片：那是20世纪40、50年代，那时候它在气质上和样貌上都跟科尼岛或布莱克浦极为贴合。对一个陌生的地方充满对故乡的渴望挺怪吧，可我对冲浪者天堂和它那些天真的度假者就起了这样的感情。我着迷地看了一页又一页，线条分明的黑白照片展现了正在嬉戏的快乐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沿着海岸大街漫步，在舞厅里跳着吉特巴，在海滩酒吧里对着饮品闲坐。我多羡慕他们那时髦华丽的打扮啊。我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少数人，不过我几乎愿意付出一切去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可以穿上双色的鞋子、红色的袜子、鲜艳的棉衬衫——那衬衫的底花是重复的图案，比如箱包商标啥的——还可以把肥肥的棕色长衫一直提到跟**齐平的高度，头上搭一顶毡帽，招惹得经过的人都要看我两眼，心想：“型男啊!”

不可思议的天真啊，那时候的世界就是这样，如今是追也追不回了。你可以在每张照片上度假者轻松自信的步态和充溢着阳光的微笑中看到它。这些人是幸福的。我不是说他们高兴，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国家的好年景里，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工作好、房子好、家庭好、前景好，住在喜气洋洋、阳光普照的地方度假也很好。我不能一下子说澳大利亚人现在不幸福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但他们的脸上再没有这种幸福感了。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了。

在澳大利亚的旧书店，有一样东西你找不太到，那就是很多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版本的图书，像是《麦田守望者》《永别了，武器》《动物庄园》《冷暖人间》《另一个国家》《美丽新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书。原因很简单：它们都被禁了。巅峰时期，共有5000种图书被禁止输入这个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减到两三百，但其中依旧包括一些被禁得非常奇怪的书籍——比如《无痛分娩》，该书在描述婴儿从何而来时用词毫不含糊，就此被认为尺度大了，会让澳大利亚人受不了。顺便提一句，这只是一般书籍哦。这个总数里不包括**制品，那些当然是全部禁掉了。这不是简单的你弄不到某些书而已。你甚至都搞不明白自己弄不到的是哪些书，因为禁书单本身也是一桩机密呢。

有趣的是，正是阿德莱德终结了所有这一切。有那么几十年的工夫，它一直是澳大利亚城市中相对顽固保守的城市之一。这种指责可归咎于一位名叫托马斯·普莱福德的爵士，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他前后连当了三十八年的南澳大利亚州州长。普莱福德是个狭隘的人，有一回发生了商品短缺，他还建议本州恐怕只得“向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了”。还有一次，他对阿德莱德大学的校长说，他看不出大学有任何用处。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并没有很大地丰富南澳大利亚州知识界的活力。于是，1968年，该州选了一位年轻、有魅力的工党州长东·邓斯坦。几乎眨眼间，阿德莱德和南澳大利亚州就开始变革，这座城市成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栖息之地。阿德莱德节大放异彩，成为本国顶尖文化盛事。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仍旧遭禁的图书——比如《波特诺的不满》和《**午餐》——在阿德莱德可以自由买卖。裸泳海滩批准了，同性恋合法化了。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十几年来，阿德莱德是本国最嬉皮的城市，相当于南半球的旧金山。

1979年，邓斯坦的夫人过世，他突然退出政坛。阿德莱德失去了动力，开始缓缓地退入平庸无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漂走了，就连邓斯坦也搬去了维多利亚州。普莱福德治下的南澳大利亚州虽然落后，却还算有趣，邓斯坦治下有生气而且喜气；而今天阿德莱德的真正问题，我揣度，就是它没有趣了。

不过，要在夏日里遛一遛，这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在书店买了两三本小书。一本硬面老书《澳大利亚悖论》，我买它不为其他，就是喜欢那封面，而且这两块钱的定价很吸引人啊。再就是晚近一些时候出版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调查》，要比前一本差不多贵10倍，不过收录了大量恐怖八卦，算得物有所值。然后，我出门，到城里葱翠宜人的公园里好好走一走。

阿德莱德中心城区自吹有公园近一千八百英亩，面积比堪培拉少点，不过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见到的那样，人们所致力的是在南半球营造出一种与不列颠同气连枝的格调。人们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最渴望的莫过于寻到一幕英国的背景了。你看看这个国家早期的绘画，很容易发现其风景描绘拙劣，极其缺乏澳大利亚的特征。就连桉树，看起来也不同寻常地繁茂，圆滚滚的，仿佛画家强使它披上更英国的体貌。早期的移居者对澳大利亚很失望。他们痛苦地心念着英国的空气、英国的风物。于是，他们建造城市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规划出英国风格的公园，种上一排排的橡树、柏树、栗子树和榆树，让人想起英国著名园艺师亨弗利·雷普或“能人”布朗营造的田园气象。阿德莱德是最干旱的大陆上最干旱的国家里最干旱的城市，不过在它的公园里徜徉，你根本觉察不到这一点。这里仿佛永远是英格兰东南部润泽的苏塞克斯郡。

可惜啊，在园艺圈里，这种布局不时髦了。最初栽种的许多植物如今快要寿终正寝，公园的管理者制订了计划，打算清除入侵物种，重塑以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在此处自然生长的那种澳洲红桉树和油桉丛为主导的河岸风貌。更糟的是，公园现在的样子不是一般的好啊，都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一拨了，要是不复存在，那才叫悲剧。如果你接受这种逻辑，认为它们的欧洲风格不妥当，那么你显然得毁掉阿德莱德所有的房子、街道、建筑，还有欧洲人生养出来的人民。可惜啊，短视的世界里往往都是这样，没人来咨询我啊。

然而，此时此刻，公园依旧可爱，我高高兴兴地走了进去。公园里到处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来过国庆节的人，他们野餐，用网球打板球比赛。阿德莱德西部郊区有数英里的海滩很好，所以我很诧异，这么多人竟然舍弃海岸进城来玩。这一天就此有了迷人的怀旧气息。我在艾奥瓦的童年时光里，人们就是这么打发7月4日[15]的——在公园里，打球类比赛。奇怪但同样又挺令人愉快的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广大的国家，人们会选择凑在一起休闲。也许就是这种众所周知的空旷，才使澳大利亚人成为这样社会化的动物。实际上，公园里的人太多了，常常弄不清哪场球赛对应的是哪堆看客，有时候甚至都辨不出哪个外场手打哪场球。球蹦到隔壁赛场是常有的事儿，一方就会连声道歉，另一方喊一声“别担心”，球就掷回来了。这就是一场超大型的野餐会，虽然我只是走过路过，但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觉得异常高兴。

我大约用了三个小时逛完那些公园。板球场那里常常传来咆哮声。显然，板球这种运动，到场观看要比在收音机里听更紧张刺激。最后，我来到彭宁顿台大街，这里有一排整洁的蓝砂岩房子正好能俯瞰整个板球场，房前的草坪还有绿树荫蔽。一户人家把客厅移到了草坪上。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在记忆里，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搬出来了——落地灯、咖啡桌、小地毯、杂志篮、煤桶。他们绝对搬了沙发和电视，这会儿正看板球比赛哪。而电视的后面，越过开阔的公园，两三百码开外就是板球场，于是只要屏幕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就会实时伴上后方体育场里传来的巨吼。

“谁赢啦？”路过的时候，我问道。

“该死的英国佬。”男主人一边说一边邀请我一同看比赛。

我步履维艰地上山，经过气势逼人的庞然大物圣彼得大教堂。我把握大致方向，朝旅馆走去，打算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出来寻喝酒吃饭的地方。出了公园的绿荫，感受到酷热的午后气息，我脚痛得很，可发现自己彻底迷失在北阿德莱德住宅区的街道上了。这一区繁荣得素净，不显眼，沉浸在礼拜天的静谧中。老房子一条街一条街地绵延，每一座都掩藏在玫瑰和鸡蛋花丛里，每一小块土地都花草繁盛，经过了精心的打理。

终于，我走到了惠灵顿广场。这地方开阔，对面耸立着一家外表古老、富丽堂皇的酒吧。我径直走了过去，里面清凉、快活，家具闪着微光，还有很多制作精良的木器——跟那些乡村里的朴实无华的酒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地方适合开鸡尾酒会，适合讨论理财投资。这里忙忙碌碌，不过大部分客人是吃饭重于喝酒——或者至少吃饭喝酒两不误。差不多每张台子上，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扑在牛排或面拖鱼上，身子蹭着了盘子边。一幅巨大的下拉式屏幕上播着板球比赛，声音却关掉了。我算是找到今晚的家了。我叫了一品脱库珀斯扎啤，和这酒一起窝进一个恰好能鸟瞰广场的位置。我坐着，老半天啥事儿都没干，连玻璃杯都没碰一下，只细细体会着坐定的快乐。多么享受啊，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杯啤酒，电视上放着板球，还有一屋子的人在安享繁荣时代的硕果。我真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在旧书店的收获了，于是拿出来细看。我先看《澳大利亚悖论》，作者是英国记者珍妮·麦肯齐，她曾在1959年到1960年间留居澳大利亚一载，于是有了这书。我“咔啦”一声把书翻开，饶有兴致地看今天的澳大利亚较之四十年前有何区别。

哦哟，真是世界大不同啊。麦肯齐女士笔下的澳大利亚繁荣无边，全民就业，生机勃勃，乐观冲天。1959年到1960年间，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排位第三的富裕国家——我倒是从没想到这一点——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时候物质富足的要素是多么朴实无华啊。麦肯齐女士心怀仰慕到几近惊叹地记述道，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城市居民中四分之三有电冰箱，近二分之一有洗衣机(大部分农村没有足够的电量使用大型家电，这部分就不计算在内了)。她又说，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台收音机”——天哪——而且“大部分家庭有其他电器，诸如吸尘器、电熨斗和电热水壶”。哦，有个电热水壶都引以为傲啊，还有这种世道。

我随手翻书，看了一个多小时，被她描绘的那个年代的纯朴迷住了。1960年，电视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1956年，它才进入澳大利亚，最初只在悉尼和墨尔本才有)，彩色电视还是个遥远的梦想。在墨尔本，星期天没有报纸，电影院和酒吧依照法律关门歇业。珀斯还待在漫漫土路的另一端，此种状态还要持续好多好多年。阿德莱德只有现在规模的一半，声名赫赫的阿德莱德节也才新张不久。昆士兰还很落后(即便它现在也不怎么样)。就算在最好的饭店里，炸鸡排和炖牛肉算异国风味菜肴，牡蛎搭配番茄酱上桌。对大多数人来说，“外国菜”始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也终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奶酪有两种——“味冲的”和“好吃的”。超市仍是个振奋人心的崭新概念。1959年，适龄上大学的孩子中有5%在大学里——这一点也报道得满怀景仰之情——比二十年前的1.56%上升了。在方方面面，澳大利亚都是个大不同的世界。

让我感慨的，不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生活好了多少，而是他们感觉糟糕了不少。局外人做的最怪的事情之一，就是看着澳大利亚人评价他们自己。他们批判自己异常猛烈。你在报纸、电视、广播里时不时就会遇到一种恼人的坚定信仰——无论澳大利亚有多好，其他地方一准更灵光。有关澳大利亚生活和历史的书籍中有异常庞大的一部分取了晦涩悲观的书名：《在野蛮人中》《吃掉未来的人》《遥远的暴政》《倦了的棕色土地》《致命的冲击》和《致命的海岸》。就算书名是个中性词(积极向上就别想了)，也往往会得出些古怪得让人瞠目的结论。《澳大利亚简史》回顾了这个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的巨大成就，有思想，却也中规中矩。在这本书里，作者杰弗里·布莱尼最后指出澳大利亚在联邦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纪，然后，冷不丁地，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它是不是能再走过两个世纪，这还不能肯定。在人类历史的视域内，政治的疆界是没有永恒二字的。”

唉，是非常怪异吧？要是加拿大人、比利时人或南非人写这几句话，大家可能还好理解。可竟然是澳大利亚人这么写!哦哟，不用这样吧。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严重的内乱，从来没把一个异见分子投进过监狱，边境上也从来没一丁点儿的冲突迹象。澳大利亚相当于南半球的挪威。但是，这个国家还在世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却说，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延续是无从保证的。脱俗吧？

澳大利亚在南半球一枝独秀，如果说它还缺什么，那就是前途。四十年来，他们兀自惊恐地眼看着一个个国家——瑞士、瑞典、日本、科威特和很多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在人均GDP排位表上都爬到上面去了。1996年，消息传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挤到了前面，报纸上的评论和分析文章由不得你不琢磨，亚洲军团是否已经在达尔文附近抢滩登岸，成扇形阵势在全国散开，一路播撒耐用消费品。其实那些国家或地区多数只超前了一丁点儿，就这一丁点儿的超前还是相对汇率造成的，但这两点他们可是不管的。如果考量诸如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生活质量指针，澳大利亚就立刻跳回到非常靠前的位置，这一点他们也是不管的(澳大利亚在联合国人类发展索引中排位第七，跟加拿大、瑞典和美国只差分毫，把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几个高GDP的大经济体甩出老远哪)。我游历澳大利亚的这会儿，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它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通货膨胀踪影全无，失业率多年停留在历史最低水平。但根据澳大利亚科学院的研究，3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生活日益糟糕，仅有五分之一的人看到了越变越好的希望。

没错，这些年按照人头计算总收入，澳大利亚不再名列前茅。实际上，它排到了第二十一位。不过，我问你，这两种生活你宁愿要哪种？富裕程度排第三，但为有个电水壶和至少一台收音机就激动半天；或者富裕程度排第二十一，可只要所求不过分，你可以要啥有啥。

另一方面，在这些其他国家里，要你冒着被海湾鳄鱼吃掉这种风险才能一去的，屈指可数。我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拿出了在旧书店买的第二本书——休·爱德华兹所著《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全书洋洋洒洒两百四十页，通篇讲这种又狡黠又不爱运动的动物恐怖血腥的攻击案例。

这种生活在咸水里的鳄鱼甚至可以吓倒澳大利亚人。人们能镇静地拂去前臂上的蝎子，能无畏地对着一群潜伏的野狗发笑，可一见到饥肠辘辘的鳄鱼就瑟瑟发抖。我还没深入到爱德华兹先生笔下使人不寒而栗的编年记录，就开始明白其中原委了。看看这个发生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故事吧，那发生在一天的午后。

1987年3月，一艘游艇载着五个人沿着金伯利海岸航行，然后绕道摄政王河到达帝王瀑布。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风景点，热带瀑布如诗如画，直泻在花岗岩的地表。他们停船登岸，或循瀑布攀岩而上或入水嬉戏。游泳的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美国模特金洁·菲伊·梅多斯，她和另一位年轻姑娘站在瀑布下一处岩架上齐腰深的水里。这时有人看见鳄鱼冷冰冰、直勾勾的眼神和半露在水面的吻向她们移动。想想看吧，你站在那里，背后是岩壁，陡峭湿滑无法攀爬，没地方可退，而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正朝你而来——这种动物生就一副完美的杀手体格，两亿年来鲜有改变。简而言之，你就要被来自恐龙时代的生物击杀。

其中一个女人脱下一只塑料鞋，扔向鳄鱼。鞋击中它的头部，弹了出去，它一惊，迟疑了一下。与此同时，梅多斯决定抓住机会破局。她扎进水中，企图游二十五码的距离到达安全处。她的朋友则留在原地不动。梅多斯划水有力，但鳄鱼走了这条拦截线路追踪而来。半程处，它咬住了她近腰的位置，把她拖到水下。

据船长说，梅多斯在水下待了几秒钟后露出水面，“手伸在外面，一脸的惊骇……她直视着我……但一个字没说”。然后，她又沉下去了，没人再见过她。第二天就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

这大概是最近二十五年来最著名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因为其涉及一处知名景点、豪华游船，美国来的罹难者又恰好年轻貌美。不过关键在这里：其他事件还有很多——根据爱德华兹先生的说法，也许一百年有一百五十起之多——而且，梅多斯之死是非典型的，因为她看见它来了。对大多数人而言，鳄鱼袭人来得完全措手不及。鳄鱼杀人事件年表上的故事全是人们站在几英尺深的水里或坐在河岸上或在海滩溜达，突然水面分开，他们都来不及叫出声音，一点儿没的商量，就被拽走了慢慢吞掉。这才是恐怖之处啊。

现在我来问问你。你在为这种事情提心吊胆的时候，中国香港人或新加坡人赚多少钱还干你屁事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