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是归纳法中最不容忽视的方法，因为它实际上基于以下假定：如果某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具有诸多的相同属性，就会具有其他事物的另一或更多属性。谈及类比方法，人们从来不会主张同一性；事实上，类比法将同一性排除在外，尽管人们假定两个事物在特定方面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有时也会对其中某个事物的特征作出些许调整。在利普斯看来，类比就是判断的转换，或者由类似性向类似性的转换；他还指出，这种思维过程的价值是因案而异的。如果我曾经X 次感受到特定颜色的花散发香味，当我第X+1 次看到相同颜色的花时，就会倾向于认为该花也会散发香味。如果我曾经X 次看到特定形状的云带来雨水，当我第X+1 次看到相同形状的云时，就会倾向于认为该云也会带来雨水。第一个类比并无价值，因为在颜色和香味之间并没有关联；第二个类比很有价值，因为雨水和云彩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简言之，这两个例证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指一个案例存在关联，而另一个案例不存在关联；这种差异是指在涉及花的案例中，这种关联只是偶尔存在，并非稳定可知的关联。假设有一种自然法则决定着花的颜色和香味之间的关联，我们还能够查知这种自然法则，那么，这种关系就不是巧合或者类比，而是自然法则。

尽管存在诸多例证，我们仍然选择无视这种法则，其原因在于，我们仅仅关注香味和颜色之间的反向关联，而非通常意义的关联。假设我看到大街上一些人穿着冬季大衣，手上提着滑冰鞋，我通常不会疑惑人们究竟是为了溜冰而穿着大衣，还是为了穿大衣而出来溜冰。如果我并不认为冬季是穿大衣和使用溜冰鞋的共同原因，就会假定在大衣和溜冰鞋之间存在某种难以理解的反向关联。假如我发现，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都会有许多精心打扮的人走到街上，但却看不到工作的人，如果我不知道这是星期天，因此会在街上发现休闲的人们，却看不到忙碌的人，那么，我就会徒劳地探究为何精心打扮的人与工作的人总是交错出现。

类比的风险在于，我们在心理上总是倾向于依赖那些已知的事物，在我们对特定的社会或者自然领域怀有的新奇和敬畏情感之中，这种心理偏好总会占据上风。我曾经指出[16]，审视陪审团的裁判过程，我们经常会吃惊地发现，陪审员在庭审中发问时，总是试图寻找案件事实与自身职业之间的关联，即便很难建立这种关联，同时，还倾向于从自身职业角度看待当前的案件。因此，即便证人证言与案件并无关联，商人陪审员可能据此解释交易余额，木匠陪审员可能据此解释木工技术，农场主陪审员可能关注的是养牛方法，随后再结合自身职业领域对问题的判断，形成非常大胆的类比结论，并据以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法律人的表现也不容乐观。案情越复杂，涉及的新问题越多，我们就越倾向于进行类比推理。我们没有现成的自然法则可循，所以希望找到推理依据。我们进行类比推理时，所担心的不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担心的是事实问题。例如，证人X 在某个案件中提供了一份模棱两可的证言。我们可能会将之与此前一个案件中的证人Y 进行类比，并对证人X 的证言进行类比推理，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具有正当性。我们并未看到地毯上的血滴状态，不过，我们会基于衣服和鞋子上的血迹情况进行类比推理。我们此前曾经碰到过一起案件，被告人在变态的性冲动驱使下实施了新型犯罪行为，我们当时认为应当像另外一起案件那样审判被告人，实际上这两起案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当类比具有正当性时，推理过程也非常复杂。特伦德伦堡指出：“古人很有远见，认识到了类比的重要性。类比的价值在于总结归纳一个通用术语，将据以作出推理结论的子概念，与进行类比对照的例证整合起来，同时，这个术语看起来像是关联概念，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过，在推理的三个阶段，这个新的通用术语并不是最高层级的概念；它只是中间概念，与第一层级的概念并无任何差异。”这一论断清晰地表明，通过类比得出的结论仅是间接结论，同时，通过类比得出的结论非常有限。众所周知，类比方法对科学贡献良多，因为类似是最简便易行的思维方法。如果在某个维度已经得出结论，但同时想在其他维度取得进展，就需要努力适应所谓的未知状态，并且通过类比方法得出可能的推理结论。

我们可能进行成千上万次类比推理，并都归于失败，但是不要气馁，那个成功的推理将会成为假说，并最终成为重要的自然法则。在司法领域，案件是一种不同的存在，因为我们并不关注假说的构建，而是关注如何查明真相，以及为何难以查明真相。

在事实认定领域，唯一可以使用类比推理的场合就是构建案件假说，即通过提出各种假说，对当前难以理解的案件情况提出合理的解释。为了构建案件假说，通常要结合此前的典型案例进行类比推理。我们通常会说：“如果案件情况是这样的话”，然后再基于现有材料验证案件假说，逐步开展证实和证伪分析，直至形成一致性的结论。毫无疑问，我们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成功，这通常也是从头推进案件的唯一途径。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类比方法具有较大风险，因为一旦工作压力较大，就很容易忘记这些风险，进而仅仅基于类比作出判断，实际上，案件假说仍然有待证实。此类案件中，很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假说已经得到证实，一旦以之为基础作出判断，就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果对类比方法的价值增加一些变量，这种变量又不易加以识别，就可能导致案件雪上加霜。我们从未去过月球，因此不能判断月球上的状况。如果仅仅基于类比推理，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在月球上跃起后，应当落回到地面上。进一步讲，我们可能基于类比推理认为，火星上应当有智慧生命；如果我们想要推断火星上人类的长相，究竟是像我们还是像立方体、线状体，究竟是像蜜蜂一样小还是十头大象那样大，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猜测，因为我们压根没有任何进行类比推理的基础。

最后，类比方法依赖于类似情形的反复出现。因此，我们通常假定，当我们进行类比推理时，类比条件的类似性意味着两者具有相同的有效性。具体言之，类比的确定性等同于假说的确定性，而类比的正当性也等同于假说的正当性。

如果假说并不具有确定性，类比推理就将一无所获，我们也将陷入迷途；如果假说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就等同于自然法则，我们也就无须进行类比推理。因此，惠特利将类比视为事物关联的类似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待类比，那么，类比在实践中就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可言。关于该问题，我们可以参考首席大法官希尔在《归纳研究方法》一书（布伦瑞克，1865）中关于虚假类比及其重要性所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