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学家最重要的职责是与司法过程的参与者打交道，包括证人、被告人、陪审员、同事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在每个案件中，刑事学家的成功都取决于他的技能、策略、对人性的了解、耐心和行为方式。任何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具备这些能力的人，与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相比，工作成效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些问题，不仅对证人和被告人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对其他人也是如此。预审法官和专家之间的交流，是日常观察的重要主题。一位法官会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问题，并且希望得到重视。他不想公开显露出对案件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专家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一事实。另一位法官描述案件情况，向专家们说明案件的各种可能性，判断是否需要专家们阐释有关问题以及需要作出何种阐释，可能还会关注专家们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方法，努力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了解案情，并对专家们面临的疑难（却又经常遭到忽视的）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法官们如此这般地办理一个又一个案件，结果相差无几。即便专家们没有普通人的性格缺陷，也会受到勤勉尽职或者漠不关心等心态的影响。试想一下，除了高等法院的预审法官，如果每个法官、所有的警察和司法官员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情况将会怎样！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为尽职的专家，也会感到心灰意冷，进而仅仅关注分内之事。相比之下，如果法院里面的所有人员都勤勉尽职，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情况又将发生怎样不同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漠不关心、消极怠工的专家，也会切身感受到热烈工作氛围的助推影响，进而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对于法院院长、陪审员和参审法官，情况也是如此。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主审法官将原本十分有趣的刑事案件变得枯燥乏味；审判虽然持续进行，但人们仅仅关注最终的裁判结果。也有一些主审法官（还好他们占了大多数）知道如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进而使那些最简单的案件也显得与众不同。

无论哪个地方的法官，都肩负着相同的使命，为了作出公正的判决而不遗余力。

这里所提到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官性格方面的差异，而仅仅在于能否正确把握诉讼参与者的心理。在每个案件中，法官都必须积极引导诉讼参与人，促使他们对审判保持关注、倾注热情并加强合作。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刑事法官必须要加强专门的教育培训。无论涉及被告人、证人、参审法官还是专家，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有关人性的知识对于刑事学家而言至关重要，同时，这些知识也无法从书本中得来。令人惊奇的是，关于这一主题，现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不过我怀疑，这些成果（例如沃尔克玛列举的普克尔、赫兹、米斯特、恩格尔、加索克斯等人的著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并没有多大益处。关于人性的知识，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比较、总结和深入分析才能获得。一旦获得此类知识，人们很快就能崭露头角，并且不再受制于其他人赖以改变无知状态的大量信息。这在许多案件中都有直接的体现。无论谁与诈骗犯、说谎的贩马商、古董商和魔术师打交道，都会很快认识到哪些人在各自行业混得风生水起，至少会对他们的行业有更多的了解。贩马商并不是鉴别良马的行家，古董商不能鉴定古董的价值、年代和成色，魔术师也仅仅知道少数简单的魔术，凭借这些魔术只能蒙骗那些最天真的人们。然而，他们都拥有丰厚的收入，这仅仅是由于他们了解交往的对象，并且通过反复实践演练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当然，我并不是说刑事学家不需要学习法律知识，仅仅研习关于人性的知识即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数量，无疑要比贩马商多得多，但是我们不能缺少有关人性的知识。法官的工作之所以任务繁重，就在于他除了具备法律知识外，还要具备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他首先必须是一名法理学家，而不能仅仅是一名刑事学家；他不仅需要充分掌握为其职业所需的那些知识，还要了解相关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如果他忽视了纯粹的理论知识，就将沦为单纯的司法劳工。基于工作需要，他不仅要熟悉成百上千的事物，与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谐共处，还要将法律提供的各种素材尽可能地转化为司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