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陈远德因密报情报况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

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

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

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

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

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是一趟，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据B类档案记载：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

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南岸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9日下午1时，经刘国定对质，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志，12月25日，由刘国志介绍入党。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他不仅做记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

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代，徐远举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代他的关系人是老张。他于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里看到过《挺进报》。还供出，本月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

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永安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

在兴江旅馆，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与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据B类档案记载：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应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冉益智、刘国定为邀功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徐远举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徐远举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李文祥与陈然同囚一室，他同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却放心不下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晖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害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陈然讲：“我入党已经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我能做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可是，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了……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

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徐远举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仍然定期派特务押他到渣滓洞与熊咏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俩过夫妻生活。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离开白公馆前，陆景清把李文祥叫到办公室去，恶狠狠对他说道：“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处。”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回到白公馆，他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吃一惊，竭力阻止他，并告诉他这不过是敌人的阴谋，甚至威胁他：“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你不用再劝我，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死了对革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庆的地下组织上已经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4个孩子打算了！”

1948年12月22日，已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其中6人殉难。

李文祥也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押往珊瑚坝执行。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据统计，在这次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133人被捕，55人被杀害。

《挺进报》事件给重庆地下党造成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年后，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左倾’盲动主义带来的危害极大，进步人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牺牲，当地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员和游击队员不能在当地立脚。因起义失败，华蓥山区基本群众逃往重庆及其他地方避难的人不少。在城市工作方面，也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突出的例子便是重庆地下党出的《挺进报》，在重庆到处乱投乱发，有的张贴在街上，甚至把报纸寄给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因而引起敌人的重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限期破案。由于《挺进报》事件，导致重庆市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

而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密切合作，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5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4省的工作，有调动4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踌躇满志的徐远举也拨出法币2000万元奖励李克昌等有功之臣。李克昌为破坏《挺进报》、打掉重庆地下党立下了头功，除分得奖金700万元外，重庆站又特奖给他一套美国卡其制服。曾纪纲也因功勋卓著，除分得奖金外，由准尉提升为中尉。

最让李克昌受宠若惊的是，毛人凤局长到重庆后，听了徐远举的汇报，在召集保密局特务头目们开会布置潜伏和游击工作的会上，破格通知他也参加。会前毛人凤还亲自接见了他，给他打气说：“要准备熬过漫长的黑夜，迎接光明、我们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和共产党对抵到底。”会后，毛人凤又提议与所有参会人员结成金兰之交，成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拜把兄弟。他们一共19名特务在大同路相馆排好座次照罢相后，又前往稽查处副处长杨蜀农家中客厅内，在蒋介石、戴笠的像前进行团结反共宣誓，煞有介事地喝血酒，写生庚，共表反共之决心。

进入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克昌奉已被提拔为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吕世锟之命，于5月上旬去黔江县任潜伏组组长，策划布置游击和潜伏工作。曾纪纲也随他前往。到黔江后，李克昌组织起300多人枪的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指使曾纪纲网罗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建立了黔江潜伏组。他的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毛人凤、徐远举的通报表扬。7月初，李克昌到重庆向西南特区汇报联络黔江游击武装和潜伏布置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增拨活动经费、拨给枪支弹药。

李克昌返回黔江，继续抓紧扩大反动武装时，11月7日秀山解放，相距几十里的黔江县城顿时乱得像挨了颗炸弹的蜂巢。李克昌眼见拜把兄弟们纷纷只顾逃命，自己也只好带着家眷离城出逃，准备到彭水郁山镇打电话，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取得联系。哪知道他还在半路上，便听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郁山镇。他只好转头向涪陵高家镇逃窜，打算把妻小安顿在万县娘家，自己则独自坐船上重庆找特务机关接头。在路上，李克昌一家两次遭土匪洗劫，又听说高家镇也解放了，逃重庆的水陆路已断。晚上，他在火塘里烧掉了随身携带的特务证件，准备就地潜伏下来等待时机。12月20日，李克昌逃到万县，在万县河边沙嘴开起了一家日杂铺作掩护，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25日，美国侵朝战争爆发，这无疑给蛰伏的李克昌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一改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天天上街去看《万县日报》，从中寻找出他的好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支持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台湾成立中美合作所；秀山士匪暴乱。

看着报纸上的这些消息，李克昌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蒋介石就要回来了！

7月19日，李克昌假借到彭水县收账，找街道上开了一张通行证。在丰都县的一家路边店里，他混进彭水县一帮桐油贩子之中，从中打探到上个月间，黔江各县闹反共救国军，谢剑安、陈运仪、陈邦奠、杨德滋、姚风平几股最为强大。龚云龙部原先只有几十支枪，现在已发展到机枪几十挺，步枪上千支，还血洗过酉阳龚滩乡公所等等令他心花怒放的好消息。8月3日他赶到石槽投奔龚云龙部。

就在李克昌决定和共产党大干一场的时候，龚云龙派出去的探子送来了一个个令土匪们大为沮丧的消息。解放军剿匪部队已到金溪坝，大批解放军正向黔江县集中、谢剑安被打死，陈邦奠寨硐被包围，杨德滋已败逃贵州。股匪接连被歼，令龚云龙魂飞魄散、一筹莫展，但听了李克昌添油加醋地渲染《万县日报》上的消息和重庆潜伏组织的强大后，又满以为找到了救命菩萨，当即封李克昌为军师。哪知第二天夜里龚云龙匪部就被解放军围歼，李克昌随残部逃入深山老林躲藏。13日，残部被解放军围歼缴械，李克昌只身漏网，跌破了腿，差点被活捉。

14日天亮后，他终于追上了龚云龙和仅存的十多名土匪。逃跑的路上，他们听到了陈邦奠寨硐已被解放军攻破，陈被打死，另一匪首姚风平被活捉的消息。

中午时分，残匪们进入一户农民家中，正准备弄饭填肚皮，忽听得枪声骤响，解放军已追了上来。土匪们四散逃命。龚云龙被击毙。李克昌侥幸漏网，风餐露宿，沿路乞讨十多天后，才于9月5日潜回万县家中，又干起了贩运营生，妄图重新等待时机。9月25日，李克昌从西沱搞贩运回万县，刚下船就被万县市公安局的几名侦察员戴上了手铐。

在审讯室里，自知罪孽深重的李克昌说道：“我只要求政府枪毙我，不要剥我的皮就是了。”

1951年春，未等宣判大会召开，李克昌就在川东公安厅北碚看守所牢房中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两名大叛徒的命运也与李克昌无异。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益智躲躲藏藏地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结果罗广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不料碰见了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找不到将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时候徐远举的老巢“慈居”（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结果，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留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刘国定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1950年1月16日，已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