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进城区的解放军官兵很快发现，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一批穿着灰色晋绥军服装，面孔也和中国人无异，却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这批外国人，就是被阎锡山收编的残留日军，一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的绝无仅有的双料战犯。

1949年24日凌晨5点30分，在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统一号令之下，全线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太原城墙猛烈轰击。顷刻间，雷霆万钧，山摇地动。经一个小时火炮摧毁，厚80尺，高50尺的城垣多处倒塌。6点30分，解放军分成12个突击箭头，先后突破太原城垣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突进城区的解放军官兵很快发现，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一批穿着灰色晋绥军服装，面孔也和中国人无异，却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

这批外国人，就是被阎锡山收编的残留日军，一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的绝无仅有的双料战犯。

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锡山与解放军的历次重要战役，并给予解放军很大杀伤。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晋绥军官兵的普遍钦佩和阎锡山的倚重。在日常训练与生活中，残留日军也表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和个性，郊区激战的枪炮声轰响不断时，他们居然在杏花岭操场照样举行棒球比赛。在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日本官兵竟然**着上身照样出操，在大街上“哗哗”跑步，引得太原市民驻足观望。

阎锡山对日军残留部队优待有加，太原被围困以后，晋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红米”，而残留日军与黄樵松的中央军则供应上等大米和白面。太原战役后期，军粮供应极为紧张，太原市内三家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15000人，当局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晋军伤兵上街游行，有不要命的居然涌进孙楚、王靖国公馆“吃大户”。末了，还把两位大将军的公馆砸了个一塌糊涂。

山西省档案馆保留着一份“残留日军”慰安所的开张电文，这个位于旧城街四道巷14号的慰安所由“残留日军”保安第6大队建立，面向日本人开放。在电文中，除了明确“游乐”方法和注意事项外，同时还“奉劝自我约束，勿因醉酒而受中方警宪盘查训斥”。

不仅是慰安所，大量日本占领时期开张的日式饭店、酒馆、旅社也因为日本人的残留而继续营业。一些面向日本人的医院、报刊、学校、社团、寺院也依然存在，日本殖民时期营造的日式人文生态圈被基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残留日军”老兵安井清回忆说，他们那时经常在酒馆畅饮，并把高度白酒点燃取乐。

“残留日军”团长永富博之的妻子，就是一名在旅社工作的日本籍女服务员。

太原市的校场巷，在当时又被称作“工程师街”，这条幽静的街道边，坐落着一组民国时期的高级别墅群“工程师楼”。当年，澄田睐四郎、今村方策、河本大作等人就居住在这里，“合谋社”的军事组后来也曾迁移到此地1至4号楼办公。在太原市精营东边街的2号院门口，悬挂着“历史民居”的牌匾，这里原本是晋绥军军官的私宅，残留于山西的一名土木工程师和两名水利工程师曾经安家于此，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据这里的居民介绍，一位日本人曾在几年前故地重游，拜访这所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宅院。根据城野宏的回忆录，在残留的日本技术人员中，有一名曾担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顾问的水利工程师谷田，他从北平来到太原后，成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并为阎锡山负责修建了太原兰村的汾河水坝。至于谷田是否就是居住在精营东边街的2号院的日本工程师，那就不得而知了。

1948年夏天，解放军发起晋中战役期间，徐向前巧施妙计，把赵承绶率领的山西野战军主力6万余人铁桶般包围起来。

在这场中国战争史上堪称运动战典范的著名战役中，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他的部队在解放军灵活的战术与强大的火力面前一败涂地。阎锡山闻报，急派元全福率残留日军充当敢死队，南下掩护赵承绶突围。结果，不但赵承绶指挥的这支阎锡山的王牌部队全军覆灭，临危受命前往救援的日本敢死队也在太谷土崩瓦解，5名团长中，3人战死，1人被俘，一枚炮弹击中了身陷重围的指挥部，元泉福被炸成重伤，他向参谋水野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开枪，把我打死！”水野执行命令之后，与几名日籍军官也相继自杀。

这一仗，残留日军上尉以上军官损失100人，中尉以下军官损失300多人，士兵损失1000多人。第1团团长小田切、第4团团长增田、第6团团长布川皆阵亡于晋中。第3团团长任冈被解放军生俘。突出重围的只有第2团团长相乐圭二等1000多人。

晋中大败后，山西各地纷纷告急，各部军队、文职官员、地主商绅，以及家境富裕的平民，都提箱负箧向太原逃亡。由于阎锡山的野战军主力被歼，要防守各城市已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集中全部剩余兵力，在太原四周添筑防御工事，实行死守。

太原被围，已在早迟之间，阎锡山于是通知留在太原的日本人，如果不愿续留的，或者是非战斗员，年事已高的，妇女、儿童等，尽可能早日离开，由他安排遣送回国。日本人对阎锡山的好意非常感激，有些在太原机场还勉强可用之前，已设法搭飞机到北平转道返日，但是还有3000多名日本官兵声言愿以死报答阎长官的厚待，愿与阎长官一起死守太原。自然，这些不愿离开太原的日本人内心也有自己的打算。日本已经被美国人占领，回去也是做亡国奴，留在太原，待遇优厚，更难得的是人格上不受歧视。往最坏处想，就算军事失利，阎锡山也有可能向共产党妥协。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留在太原最安全。

据城野宏等人的回忆录，是因为多年的居留已经使他们习惯了太原的生活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当年太原《民众日报》日文版曾刊登一首残留分子的诗作，其中两段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

给将要老朽的我的枯萎之心，

投过来希望的光芒，

即便还是稀微的。

啊，回忆深重的异乡之太原啊。

……高声地吼叫着，

建设新亚细亚之我们民族的理想，

而进一步强力地前进着的，

山西首都的太原啊！

阎锡山送走愿走的日本人，又将自愿留下的3800余名日军编为“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10总队”，下辖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由今村方策任总司令，城野宏任副总司令，岩田清一任炮兵司令。今村的军衔也同时晋升为中将。尽管被部下誉为“真正的日本军人”，但今村方策此前并不是知名人物。不过，他的哥哥却因为曾担任“昆仑关大捷”时的日军最高指挥官而被中国军事爱好者所熟悉，他就是日军第8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今村均。

第10总队的总部设在杏花岭下的坝陵桥“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第1军司令部”，司令部大楼更名为“复兴楼”。

元泉馨、今村方策、城野宏等人乘坐插有将官旗的高级轿车在太原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接受阎军士兵的举枪礼。但是，对于大多数残留山西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毫无前途与希望的不归之路。“8·15”之前，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将和平的家园变为杀戮战场，是可恨可憎的侵略者。“8·15”之后，他们没有回归平民的身份与亲人团聚，而是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一方面作为战争机器践踏着他国的土地，另一方面，作为炮灰又被战争的铁蹄所践踏，成为在“杀人与被杀”之间往复轮回的“蚂蚁部队”。一个他们无法改变却又始终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无论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是哪一方，他们永远都是输家，他们所有的付出都不会得到胜利者的正视，更不会被对手所宽恕，客死他乡的人更是毫无价值地流尽了鲜血，成为游**于异域难以东归的孤魂。

1948年10月17日，太原两千余年战争史上最为激烈残酷的东山争夺战爆发了。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30公里的东山地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历史上李自成农民军和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都是先占领东山主峰，然后向西平推，直至突破太原城垣。阎锡山深知东山的战略意义，在东山防线建了3000多个碉堡，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是这条防线的四大要塞，高出太原城300米，可以俯瞰控制整个城垣、工业区和飞机场。四大要塞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结。阎锡山因此而吹嘘说，“城东四要点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精兵十万”，“共产党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能把它打下来”。

阎锡山曾经说过：“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好比是内脏。”

那么东山四大要塞呢？无疑就是它的咽喉。徐向前使出的大胆穿插这一招，将在太原防御体系的关键部位一剑封喉，使其身首异处。

东山争夺战的焦点，在于被称为太原东山4大要塞之一的牛驼寨。牛驼寨上的火力，可以直接控制太原市区。日军占领时期，在东山牛驼村附近的高地上修建了工事和雷达站，人称牛驼寨。日本投降后，美军受降小组的工作人员曾深入牛驼寨的地下暗道搜集证据。牛驼寨，与侵华日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也注定将成为“残留日军”永远的伤痛。

牛驼寨地形狭窄，山峰叠起，多陡坡绝壁，是阎军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东山柳沟村地下党员赵炳玉提供了一条可以直插牛驼寨的秘密小道。10月17日夜，第7纵队独7旅19团在赵炳玉的带领下，行军20余里，从秘密小道楔入牛驼寨发动突袭，在次日拂晓前攻占了除指挥部庙碉外的其他阵地。

阎锡山闻报大惊，急命今村方策夺回。

10总队在今村方策的指挥下向牛驼寨发起反攻。最精锐的黄樵松所部第30军的一个团也赶来助阵，一天冲锋十几次之多，4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三个多小时，阵地上落弹一万余发，还发射了毒气弹。4天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惨重。当天下午，解放军被迫撤出牛驼寨。

10月26日，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同时燃起战火，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都将主力投入到这个长不过8公里的阵地上。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17个昼夜。日军虽然勇猛，中央军虽然武器精良，但解放军的士气与战斗力绝非对手可比，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不分日夜进行。阎锡山还派来民工为日军挖掘工事，运送弹药给养，又派京剧名伶王桂燕和晋剧名伶丁果仙领衔，率劳军团到前线慰问，阎军士气为之大振。

解放军第15纵攻打淖马，仅阎军“执法队”阵地督战中就枪决了20多名畏缩不前的官兵。15纵44旅政委李培信牺牲，直至15天后，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率部于战场起义，淖马争夺战才宣告结束。

山头争夺战中，南京向太原紧急空运了中央军第83旅，解放军则抽调极富传奇经历的皮定均旅增援。双方恶战15天后，第13纵队拿下了山头。

牛驼寨争夺战依然是强攻四大要塞中最艰巨的战斗。双方激战相持了10天后，随着其他三大要塞兄弟部队的推进，牛驼寨已是一个孤岛。第16天，第7纵队向牛驼寨指挥部庙碉发动了最后的猛攻。此时的庙碉还有包括残留日军的精锐部队一千余人，信奉日莲宗的团长永富博之指挥他的士兵敲打着腰鼓，高声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负隅顽抗。庙碉壁厚超过一米，榴弹炮在它的坚固外壁上也只能留下一个白色印迹。在对庙碉的第一次进攻中，解放军就伤亡700多人。到第17天，独7旅先后9次爆破5次攻击，在耗用了1000余公斤炸药之后，终于将庙碉炸开一道缺口，震昏碉内守军，最终夺取牛驼寨。

此时，徐向前抱病来到前线坐着担架指挥战斗，他号召部队“坚持最后5分钟，胜利属于我们”。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赶到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

牛驼寨争夺战可以说是太原战役中最为艰苦惨烈的恶战之一。解放以后，烈士陵园和解放太原纪念馆先后在这里落成，高达42.4米的解放太原纪念碑，外形就是一把竖立的钥匙，一把打开太原城的钥匙。

仅仅为夺取牛驼寨一个要塞，解放军就战死1898人，伤者更多。时任解放军旅长的贺龙之妹贺芳，也牺牲在牛驼寨。

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之激烈残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极其罕见的。阎军损失两万人以上，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一万多人的代价。

由残留日军组成的第10总队伤亡过半，总队参谋长绀野战死、第3团团长菊地修一重伤被俘，晋中战役中得已侥幸生还的第2团团长相乐圭二被炸断双腿，死在抬往医院的路上。

城野宏也参加了牛驼寨之战，他回忆道：

我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而杀害了无数的爱国战士与和平居民。我在1948年的太原战役中，指挥第10总队违反国际法而施放了毒气弹。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死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这件事我是负有策划和指挥命令责任的，并且在东山一带与伪30军、19军共同杀伤解放军1.6万余。(1)

眼看太原即将被围，阎锡山急召澄田中将，今村少将、城野宏少将、兵藤少将与河本大作，准备马上送他们离开太原，返回日本。阎锡山说，解放军一旦攻破太原，在座诸君肯定会被中共视作双料战犯，性命必然难保。

阎锡山特地对河本说：“河本先生，你当年在东北炸死张作霖一事，天下皆知，你不应当再留在太原。”

河本说：“到了这种地步，河本唯有与阎长官共存亡，决不考虑离开。”

人心都是肉长的，阎锡山愈是关心几位日军高级将领的安全，他们愈不愿在危险的时刻撒手而去。最后，只有澄田遵命乘专机飞往北平，再转返日本。余者均表示留在太原，与阎长官患难与共，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为澄田不至在北平遭遇麻烦，阎锡山还给他昔日的老部下，眼下执掌北平军政大权的孙连仲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让澄田带在身上。

第10总队经牛驼寨血战后，余部1200人缩编为炮兵大队，仍由今村方策任司令，城野宏副之。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撼动天地的炮声摧毁了大部分守军的意志。今村方策下令停止无谓的抵抗，集中于复兴楼的原第10总队剩余日籍官兵全体被俘。

4天之后，今村方策在战俘营服毒自杀。

另一名“残留日军”的重要人物岩田清一也在太原绥靖公署被俘。作为阎军的炮兵总指挥，他对解放军的重大伤亡负有重大责任，以致很多人误传他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走出绥靖公署之时，与王靖国、孙楚等人的满面颓丧和步履沉重所不同，岩田清一却是一如既往的昂首阔步甚至还有意做出一副些趾高气扬的模样。

一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少壮派”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解放军攻进太原后，残留日军一部战死，一部自杀，岩田、城野宏、菊地修一、河本大作等700余人被俘，军官关入小北门战俘收容所接受审查，士兵一律被送到大同、云岗煤矿去挖煤背矿。

曾经声言“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的河本大作，并没有逃过历史的清算。在原阎锡山政权警察的带领下，他被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从位于工程师街9号的寓所逮捕。河本性质不同，民愤尤其巨大，震惊世界的大同煤矿万人坑，还仅仅是他其中的一项“杰作”，故而被送到太原市公安局重点关押。1956年，河本大作病死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离“万字楼”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经过9天的审理，原第10总队少将副司令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3名团长住冈义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对中国战俘的集体屠杀，1942年，在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中，共有340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50余名抗大女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抗大学员赵培宪，是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她作为证人，出现在了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10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

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这位原第10总队第6团的连长回到日本时，身穿中山装式的军便服，头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徽章，从服饰到气质，都与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无异。山下正男后来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书，记述了“残留日军”的故事。

1964年，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15年后被提前释放。回国之前，他向狱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参观、谢罪的请求，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接待组。

1964年3月间，城野宏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2厅北平工作站中校副站长），由中国红十字会派人陪同来太原参观访问。

城野宏等人抵达太原后，接待组将他们接到条件最好的并州饭店，城野宏等人没有想到能“享受到贵客的礼遇”，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这次是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的。”

城野宏说：“我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

看上去，他十分伤感。他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拜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表达他们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城野宏还提出要拜访老朋友赵瑞（日伪时期，曾担任山西省保安队副司令）、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孙凤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的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致以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凤阁梁战场遗址，并希望能够故地重游“山西省绥靖公署”（即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复兴楼”（日军第1军司令部旧址），以及他曾居住过的东华门19号寓所。

城野宏并没有提出游览“万字楼”。但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他再一次来到了文瀛湖畔，一边是他实施残留活动的“万字楼”，一边是他接受审判的海子边大礼堂，当年他在海子边大礼堂接受审判时，几十米外的“万字楼”，正是他参与残留活动策划与组织的罪证。如今，当他向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面对近在咫尺的这两座建筑，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万字楼”、海子边大礼堂、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三座见证城野宏人生重要历程的建筑，就这样奇妙地被集中组合在了文瀛湖畔。

接待组满足了城野宏等人的要求，并安排首长陪餐一次，在长风剧场看晋剧一次，增加游览市容一项，每人送一件御寒布大衣，赠送一套太原活动照片。

通过参观访问和接待组的友好接待，这两个前日本战犯深感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也进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成就，从而受到了深刻教育。

城野宏说：“参观太原后，我的思想又比抚顺监狱大大提高了一倍。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们难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地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军国主义，现在我说什么赔情道歉的话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日友好的使者！”

他还在一张白纸上用中文工整地写下“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两句话交给接待组。

城野宏回国后写的回忆录《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回顾了他在山西的这段历史。他后来成为知名的演说家和三国研究专家，著述颇丰，《战略三国志》等专著曾在中国翻译出版。

2006年7月22日，一部由山西残留日本老兵奥村和一讲述二战后在中国山西作战经历的口述实录电影《蚂蚁部队》在日本上映，轰动了整个日本。

由日本导演池谷熏导演的《蚂蚁部队》，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得“人道关怀”特别奖，随后于2006得8月5日开始在东京各个电影院上映。

《蚂蚁部队》是一部纪录片，主人公奥村和一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于1944年应征入伍，随即被送到中国山西。

奥村告诉人们，在那场战争中，杀人是日军新兵的必修课，名曰“新兵教育”。只有杀人动作干净利落的士兵才算是合格的士兵，才有可能晋升。奥村和一第一次杀人时非常恐惧，他不知道自己杀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死。他浑身发抖，闭着眼睛，用刺刀刺死了3名无辜的中国人。就这样，奥村被训练成为合格的“士兵”。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奥村成为山西“残留日军”中的一员，中文名字是燕兴东。1947年，奥村和一被解放军在山西俘虏，上个世纪50年代被释放后回到了日本。

影片展示了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驻扎在山西的侵华日军第1军中的数千名官兵，违反关于日军全部解除武装的《波茨坦协议》，根据长官澄田睐四郎的命令以“祖国复兴”的名义滞留山西，编入了阎锡山的部队，并参加了对解放军的作战。可是，时至今日，日本官方并不承认这些这段历史，他们认为老兵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是他们当时“自愿留下，愿意继续参加战争；也是战胜国的行为”。而老兵们则认为，“我们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像蚂蚁一样默默地留下来参战了”。

《蚂蚁部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日本军队在山西的残留问题”，奥村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世人，战争中、战后所不为人知的一面。

残留山西的日本军人战死者姓名不能入靖国神社，侥幸活下来的老兵回国以后，也被国家与公众视为逃兵，受尽歧视，生活非常艰难。与如今一般的日本家庭相比，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依靠社会救济为生，有的人因为负伤而终身残疾，也有的人已经接近百岁高龄，风烛残年。

2005年，为了争取残留军人参战的恩给补偿，奥村与活着的残留老兵走上法庭，请求法律援助，可是他们失败了。日本当局仍然以“因个人原因志愿留下”为由拒绝给予他们战争补偿。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向世人展示历史的真相，集战争加害与受害一身的奥村和一到处奔波，与摄制制组一起走访了健在的残留军人和相关部门，后来在“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协议会”和摄制组的支持下，重新来到山西，来到他们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地方，访问了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被日军奸污的妇女，阎锡山的机要秘书等人，以历史事实证实了日军在山西残留问题的存在。

再次目睹自己过去经历的残酷历史，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奥村指点着档案卷宗记载的被俘日军的交代材料，指着阎锡山写给孙连仲，托其关照化名逃亡的山西日军最高指挥官澄田睐四郎，为其在通关、回国给予方便的信，连连说：“这就是！这就是！”

影片结尾告诉人们，日本政府拒绝对山西残留军人给予国家赔偿，而且法庭判定不再诉讼。

《蚂蚁部队》放映过程中，电影院里一片抽泣声，观众被“我们像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的侵华日军的阴暗过去所震撼。战争的残酷惨烈，也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站到了“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呼唤中日永久和平”的正义阵营中。

(1) 摘引自《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自述：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