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393]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以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改善伤病员护理工作而闻名。

许多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里读到过有关塞雷·甘普护士的故事。“当她被那样处置时，她便喝酒。”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一百年前，那位酗酒、愚昧又邪恶的护士塞雷·甘普是真实的，也是普遍存在的。大约在1870年左右，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像她这样的护士多的是。一位杰出的内科医生说，那时候，贝尔维尤的一些护理工作是由酗酒的妓女来做的，给她们的选择是，要么坐牢，要么到医院服务。她们常常被发现睡在由她们看护的已去世病人的床底下，酒是从病人那儿偷来的。

对于将生命毫不犹豫地托付给医院的慰藉和服务的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也的确是当时护理工作的悲惨状况。不单单在美国，而且在大约1850年的英国情况亦然。那时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克里米亚半岛[394]命中注定的女英雄——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奋斗。护士们都是“毫无例外的酒鬼；但是，外科医生可以信任其中两位护士给病人服药”——这是一家伦敦医院的一位医生的叙述。这位在优雅、考究的环境中长大的上流社会女孩，坚定不移地踏进这么一个酗酒、邪恶和悲惨的领域。在伦敦和乡村别墅聚会的间歇里，南丁格尔正在学习解剖学和探望医院病人。她的家人拼命反对她，这并不奇怪。

可是到了1852年，尽管家人反对，但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她的智慧和判断力已稳步成长。在欧洲大陆，她已选择德国凯泽韦特的新教徒女执事学院，接受护理专业培训。1853年，她得到许可，在仁爱姐妹会经营的巴黎医院学习。最后，那年夏天返回伦敦，她在哈利大街上的“淑女医院”任主管人，从事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的任务特别艰难：必须管理护士、协助手术、控制煤炭和食品开支，等等。可是在哈利大街的那一年，她也获得了作为组织者、经理、护士和外交官的经验，这也直接促使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承担起义务。

1854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开始与俄国交战。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六天后便是阿尔马河战役。“对于照料伤员我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新闻电讯写道，“不仅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没有足够的敷裹员和护士，而且也没有足够做绷带的纱布。”报纸的控告轰动全国。电讯作者也讲到法国的情形：“他们的医疗安排得极好。他们有仁爱姐妹会的帮助，她们随军远征。她们都是优秀的护士。”第二天，伦敦《时报》刊登了一封信：“我们为什么没有仁爱姐妹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强烈地要求带自己的护士们出征，但是她需要官方批准。于是，她向国防部长西德尼·赫伯特提出一个计划。

军队里的英国女护士！当时，女人在公共责任的身份方面，是受歧视的谈论话题。赫伯特知道军方的妒忌和反对将会发生。可如今克里米亚半岛的丑闻，已激起强烈的公众义愤。结果，经内阁批准，赫伯特委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挑选和带领一批护士前往。

1854年秋日的一天，亚历山大·穆尔爵士受伤，躺在博斯普鲁斯岸上的斯库台兵营医院。巴拉克拉瓦战斗已经结束，交战骑兵的伤员刚被用船从黑海运过来。穆尔的病床靠近窗口，他可以看到医院中央的院子。手术室就在对面，被截去的肢、腿从手术室的窗口源源不断地抛出来，在人行道上堆得越来越高。伤员们都躺在病**观看。这天，亚历山大爵士试图睡觉，想忘掉那些匆匆被扔出来的、没完没了的血腥的东西，但是隔壁床的那位军官说话了。“穆尔，”他说道，“我相信英国护士已经到了。”

亚历山大爵士抬起头来往外瞧。一辆军用骡车正在运走那堆已腐烂的东西。英国护士确实已到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三十八名护士前天下午已登陆。没有兴奋，但她的组织能力已开始被感觉到。

医院四周每一边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长，其中三面都有曲折的长廊和走廊，如果继续不断地延伸，完全可以达到四英里长。重伤员和患可怕疾病的人一个挨一个、不成体统又没有必需品地躺在这些走廊上。“医院是由一个兵营经简单粉刷改造而成的。在那堆壮观的血肉模糊的东西底下，是条构造特别糟糕的下水道。风把下水道那儿的空气一吹，统统进入伤病员躺着的走廊上。过度拥挤、极需适当空气流通的伤病员更增添了阵阵恶臭。晚上，这地方简直难以形容。病房里大老鼠、小耗子、各种害虫成灾。即便最普通的清洁器具也很不像样，令人极不舒服。”南丁格尔小姐写道。

“没有脸盆、没有毛巾、没有一点肥皂、没有扫帚，”她特别提到，“烧饭是在巨大建筑物一端的几个铜制大容器里进行，要备好普通的饭菜也需花三四个小时。”

这就是这位具有高度教养、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急切走进的地狱。“她来之前，”一位士兵的信上说，“这儿尽是辱骂、诅咒。可她来了之后，这儿像教堂那么圣洁。”“她来之后”许多情况都改变了。两千位患病的脏英雄“一个月只洗六件衬衫”，不符合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要求。而且被褥即便洗了，也是用冷水洗的。一星期之后，一个洗衣房建立起来了。南丁格尔小姐“自己掏钱，在一个房间里安装锅炉，雇用士兵的妻子来洗涤”。

十天之内，她有了三个特种食物的厨房，用以给那些吃不下普通食物的重病号供应可口饭菜。她亲自提供补给品，设立一个贮藏室。外科医生们都表示感谢，因为可以从那儿获得必需品。要知道，即使他们实际在斯库台镇，这些必需品也是很缺乏的。士兵们穿着战场上被鲜血浸染的衣服躺着，斯库台却有三大捆标明“医院服装”的东西。谁也不敢打开这些服装，直到一个“董事会”“开会讨论”它们！董事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在——董事会没有他，会就开不成，于是士兵们继续缺少换洗衣服。

后来，她在供应必需品方面被指控好管闲事。她宁愿选择服从规定，可是在规定和她的士兵之间，规定被撇在一边。军官和医疗官员开始产生妒忌；一个“女人”有政府授予的权力，并且有使用她权力的能力——简直不可容忍。一些官员绷着脸，有些则设置障碍。然而，改革犹如一辆装甲坦克，直捣妒忌和繁文缛节的机枪老巢，滚滚向前。她设立一个汇票部，接收想汇款回家的任何士兵的钱。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从“军人俱乐部”挽回的三十五万多美元，被寄回英国许多家庭。她又创设了一个军人俱乐部的竞争对手——因克尔曼咖啡馆，士兵中的醉汉自动减少了。她建立起教室和阅览室，在英国老家的人们热心地寄来书籍、游戏器具和乐器。她训练护理员，培训护士。除此之外，她还写了无数的信，主要寄给政府官员。

她在百忙之中凭借奇迹般的能力，竟然有时间做了这一切。然而最伟大的奇迹，仍是她一生最高目标的成就——护理专业。她不仅仅是组织者、伙食供应者、女教师、记者和昏庸的政府官员的肉中刺，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认真的护士。她以连续八小时跪着裹伤和安慰病人而为人所共知。有时，她一口气站二十小时。协助手术、分发补给品、指导工作……她完全不顾传染病。“越是可怕的病例，越肯定能看到她苗条的身影在俯身察看病人。此时她很少离开病人身旁，直到死亡让他解脱。”一份报告这么陈述道。士兵们崇拜她。夜里，当她提着一盏灯，沿着一排排病床向前走，不时停下来提供安慰或帮助时，伤员们常常亲吻她投到他们枕上的身影。

1856年3月，和平条约在巴黎签订。全英国都非常激动地要迎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英国政府提出要派一艘军舰去接她回来，但她拒绝了。8月初的一天，史密斯小姐（化名）悄然溜回伦敦，没有被人认出来——错过了欢迎的乐队、凯旋门和为“首席小姐”计划好的讲话。她累极了，但更糟的是，她的健康严重受到损害。

对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来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那两年只是个插曲。或者说，那只是一个巨大、深远的起点。一场她未曾想到要直接服务的运动，她服务过了：妇女作为人民，而不是作为女人的身份。“通过破除风俗和偏见，试看南丁格尔小姐为自己的性别所实现的，”德比第十五伯爵斯坦利勋爵当时说道，“她为女性开辟了一个新职业，一个有用的新领域。”

士兵的天使已注定在有生之年久病不愈，国家想为她做点什么。不言而喻，她心中的愿望是一所护士学校。于是，一项基金被设立起来了。一年后，这项基金超过二十万美元。1859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圣托马斯医院开办第一个护士职业学校。在病榻上，她依然为这所新学校花费很多心血。1861年，第一个班的十三名护士毕业了。随着这十三名身穿棕色上衣、头戴白帽的女孩的毕业，这儿从此开辟了一项新职业。这项新职业已经传到了许多国家。圣托马斯医院里的这座小小的学校，改造了全英国的贫民医院，并最终改造了全世界的公立医院——就此摆脱酗酒、邪恶的护士，也摆脱了塞雷·甘普之流。

与此同时，躺在南街的沙发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停地阅读、工作和写作。她九十岁的一生尽管有将近半世纪久病不愈，但仍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终结。在一个几乎把妇女当作商品的国度里，她充当了在重大公共问题上的最终上诉法院，并充当了公认的政府高级官员的顾问。她的名望扩大到国际范围。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也曾向她咨询医院的管理。在普法战争[395]期间，法国再次向她咨询。

如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一座塑像高高屹立在伦敦中心的一个基座上，无数英国人在它下面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这本该如此，但还不是全部。她最真实的丰碑，不是用手建造出来的，而是与她的名字不一定有联系的那座。它是在古老的圣托马斯医院的边房坐落并被护卫着的，身穿棕色衣服、头戴白色帽子的十三位年轻女子毕业的那所具有深远意义的护士职业学校。它是在世界陷入困境时，可以求助的希望。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巨大的丰碑——现代职业护理事业。

玛丽·雷蒙德·希普曼·安德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