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特有的方法。这种在作家的作品中配以批评家简短批评的方法，最早使用者当为唐代丹阳进士殷璠。此人生卒、字号不详，他编选的一部唐代诗集《河岳英灵集》颇受重视，影响久远，诗集中对入选各家诗歌均配有简括精辟的评点。虽然，该书的评点与后来成风于明代的评点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大体属于对诗人创作艺术风格的鉴赏，后者则着力于对文学作品具体的阐释批评，但是，《河岳英灵集》这种作品配评点的体例实属创举，为后来诸多评点本诗文集的滥觞。作为一种成熟的批评方法，即把总批、眉批、夹批及圈点与作品结合起来，则是南宋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使之完善并熟练使用的。宋人吕祖谦评点《古文关键》，刘辰翁评点诗歌及小说《世说新语》，便是这一时期评点方法的代表作。

评点方法至明代成风。这一方面与文学的世俗化和批评的繁荣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选家将此当成图书商品的促销手段有关。这一时期，最为美观的评点本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史记》五色圈点本，该书对于“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各有义例；影响最广泛的则是以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李卓吾）署名评点的《水浒传》评点本，先后有两部，一为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为万历三十九年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当时人称：“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竟然将原作的成功与他的评点紧密联系起来。李贽不仅是评点方法的实践者，还是这一方法的理论倡导者。他于《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最贵者耳。”不仅阐明了评点与创作、欣赏的关系，还分析了评点的得失，强调了评点的严肃性。

《亚瑟王传奇》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 绘

时至清代，产生了《水浒传》金圣叹评本、《西厢记》金圣叹评本、《金瓶梅》张竹坡评本、《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和《石头记》（《红楼梦》）脂砚斋评本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评点本。其中尤以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为成就最高者。他的评点很注重作品思想内涵的阐发，机智敏感，左右逢源，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精彩之处更在于他对作品艺术性的感悟和分析，对作家之“文心”、作品之“神理”努力探索。在我国古代小说创作方法上，他第一次明确指出小说成功之处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揭示人物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告诉读者要善于辨析同类性格的人的同中之异，以及一人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在小说的结构、情节、细节、语言，以及作家创作途径等方面，他都在评点中充分涉及。在所有古代评点家中，金圣叹评点时所显示的感悟天分和分析能力、理论深度及理论的系统性，都是出类拔萃的。可以说，从金圣叹的评点，我们较充分地看到了评点方法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灵活自如的批评，这里有箴言警句式的见解，这里有以意逆志的探幽，那无所不在的妙悟，那细大不捐的推敲，那与作品相映生辉的结合，等等，等等，以及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细读，都是其他批评方法所不可替代的。在学术领域里，当一种方法的诸多长处为其他方法所不可替代时，当这种方法既不是宗教而又能成为传统时，我们可以说，这种方法一定具有某种程度的解释事物、影响事物的能力，同时便具有了存在的理由。

考察传统评点方法，我以为，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性格特色。特色之一便是强调对事物所具有的感应性。对天——宇宙过程有天人感应，对事物有物化之境，这是感应说的极端的描述。具体到认识理解事物，十分强调人对事物的感悟，强调情与悟的统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偏重于感性、情感、想象、具象，主张对物而感，由感而悟，由悟而觉，这种思维方式当可称为形象思维，这样性格的文化乃属于主情文化。这当然也是接近事物本体的途径之一。评点方法正是要求批评家充分地在作品中随感而应，做流动体验而非静止的抽象思辨，这种感应和体验与事物（作品）保持了相当稳定的联系。特色之二则是偏重实用理性。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但重视的是它们的实际操作，而不是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学入术中，学术不分，且重术轻学，一旦论学说理推演，必定论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理论，于实际无甚大补。譬如，中国古代兵书成熟，成熟的是战法，而非战争理论；中国古代医书沿用至今，但医学理论玄虚而不可捉摸；中国农事精细，农业理论却不脱“诸葛神算”之类。那么，文学艺术的理论基本上属于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偶有程度有限的理论升华，大都也还是文章作法、创作方法之类，讲求的仍是实用。评点方法与实际作品最为紧密相连，所评所点正好有利于创作者具体地总结创作的经验，便于创作者实际的借鉴和操作，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特色。

考察传统评点方法，我以为，它显然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认识论上，倾向于直觉主义，推崇格物致知的严谨精神。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首先强调的是儒家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认为通过性——内心感觉即可认知世界的本原、本体和规律，认为人能获得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而且这种良知和良能，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有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便是直觉主义。传统评点方法对文学作品所采取的批评，便具有很大程度的直觉主义。它追求对作品意义的总体感觉而不是逻辑推断，追求字里行间的突然把握，而不是科学式的条分缕析，通常以喻释义，取譬说理，惚兮恍兮，惊奇顿悟。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中的直觉主义并不等同于认识过程中的笼统粗疏，古代哲人们同时也十分推崇严谨的格物致知。格物，指就物而穷其理，从具体事物中去获得知识。朱熹认为格物上自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虫，都有理，都要去格，一事不穷，便阙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便阙了一物的道理。传统评点方法正是典型的格文学作品之物，致作品内容及文学创作、原理方法、作家意图之知，一字一句一段一回一人一事一言一行无不在批评家所“格”之下，以此来达到对具体作品各种因素的全面把握。如果说直觉是古人认识事物的一种哲学方法，那么格物致知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精神，它们在传统评点方法中都得到了显明的体现。

最具有文学本体意义因而最为重要的是，传统评点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的兴趣和方法。

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重写意的特点。按照将艺术分为表现和再现两大类型的分类方法，中国文学主要倾向于表现，表达作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且为了这种表达，常常将现实表象的固有常态拆碎，按照表达的需要重组。因而主张形神兼备以神为要，主张虚实结合而尤尚空灵，以精练求深广，于一瞬求永恒，努力创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言有尽而意无穷乃至“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这样的文学作品，“极数十年之力，仅得其好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览而尽，可乎？”当然不可。“涵泳工夫兴味长”，“莫将言语坏天长”，需要“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获取“希声”之“大音”，“无形”之“大象”，获取“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同时，还要将金圣叹所说的“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一一理解指出。评点方法细读细研作品，当然就比较易于达到“深观其意”的要求。

中国文学的重写意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创作上，同时还体现在古代的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理论上。理论上的“气”“风骨”“韵味”“神”之类概念，颇为多义，不便于诠释，因而需要意会；批评时所谓“隽永”“清丽”“雄浑”“沉郁”之类的判语，微妙而近玄虚，还是需要意会。意会之后的表达，通常采取拟象取譬之法，从具象到具象，那么，理解时还是不能不靠意会。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中到处可以看见意会而来的观点，文学批评中更是到处碰上批评家感受式的文字，理论和批评大体是由鉴赏始，以鉴赏终，鉴赏贯穿全过程。传统评点方法于作品中逐字逐句逐段逐回鉴赏，鉴赏中提出法则，鉴赏中阐释意义，鉴赏中表达感情，甚至还可以在鉴赏中来点意识流，上挂下联，心骛八极，神游四方，尤其体现了中国文学重写意的审美的兴趣和方法。

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传统评点方法竟然在现代文学里消失，而且消失得非常突然。原因复杂多样，需要请有关文学史专家立一个专题来研究。在此我斗胆猜度，20世纪初西风东渐，正值国人因新奇而趋鹜于西方式抽象思维方法的时候，传统评点方法在中国历史的“百慕大三角”时期神秘失踪，或许一定程度上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结果？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中华学子日趋成熟，心有定数，大体看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不足，在此不论。事实上，西方式的文学批评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之上，归纳演绎固然长人见识，接近于现代科学；而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建立在具象思维的基础之上，直觉体会，以意逆志，追求顿悟，却也十分启人心智，接近于文学本体。西方式的文学批评惯于从作品中提出问题，然后抛开作品，抽象出世界的大小道理，做自己的千古文章，文章可能深刻完整，但不一定与原来的作品紧密相关；而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紧扣本文，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为作品作阐释，作褒贬，作升华，批评未必完整深刻，但肯定与作品紧密相连。西方式的文学批评可以吸引文学以外的学者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作品的各种内涵进行批评，可能丰富深致，但也可能抓住一点而不及文学；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则非文学中人不可，因为它十分具体，局外之人在作品的通幽曲径前必定茫茫然手足失措。这么说丝毫没有扬此抑彼的意思。人类认识解释世界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非墨即杨实在是画地为牢，自我窒息。如果确系西学的影响才导致了传统评点方法的消失，那么我们只是想说，西学的影响固然很好，西式批评方法完全可以请进中国，而中国的传统评点方法却也可以沿用并使之完善，两者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岂有非此即彼之理！

当然，提出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使用传统的批评方法，人们有理由要求这一方法能得到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支持。我也曾粗浅地做过这类考察。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评点方法与现代盛行的新批评派在原则上甚至方法主张上十分相似。新批评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研究本文，要求把作品作为客观存在来研究，解读作品时强调忽然的、偶然的感知，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合理的“无深度概念”。这个流派的创始人、英国的瑞查兹主张字义分析和细读法，认为应当对作品逐字进行分析。诗人艾略特也持新批评派的观点，认为“批评的任务就是对作品的文字进行分析，探究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和隐秘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以朱自清、李健吾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解诗学，也主张对作品从宏观的把握进入微观的分析，认为理解是欣赏的前提，阐释是批评的基础，意象之间的组织是主要的切入口，批评家把推论和依据之间的距离缩得尽可能地短。这些原则和方法与传统评点方法真可谓所见略同。通过这样的比较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传统评点方法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和世界性意义。当然，我们的传统评点方法还具有更为灵活自由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世界文学批评中是独具其美的，令人赏心悦目，有可爱之感，有生动之感，有机智之感，有亲切之感，是别的论著式的批评所无法替代的。

《神曲》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 绘

阐述了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诸种意义，也就阐明了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理由。如果我们扬弃传统评点方法中的一些弱点和弊病，诸如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完整的参照系，以及穿凿附会、耽于训诂、夸大感觉、故弄玄虚，等等，那么传统评点方法获得历史上的再度辉煌，将是完全可能的。我甚至有一个强烈的希望，希望将来能在世界文学批评格局中，人们承认有一种流派，它的名称便是“中国评点派”，它的原则、手法及形式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流派，它将在世界范围内被批评家们广泛使用。

作为重新提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实践，我们设计了一套《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约请今人评点古典文学名著。这一设计得到了许多当代著名作家的热情支持，他们欣然应允所请，相继对《红楼梦》《三国演义》《三言精华》等古典名著展开评点，一时传为佳话。国家新闻出版署遂将此系列列为“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经过评点者、古本校注者和编辑者三年多的苦心经营，图书即从1994年起陆续面世。中国传统评点方法消失于20世纪初，终于在20世纪末重现风采。看当代著名作家们对古典文学名著的评点，仿佛旧雨重逢，其实已是新桃新符。他们对社会多有真知，于人生深有历练，在文学是圆熟通透，自成一家，对古典文学名著见解独到，充满现代智慧，所评所点，堪称古典文学名著的现代读法，相信会在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倘若由于这一影响，使得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得到再倡，从而在文学批评界得以广泛应用，形成一代风气，引起读者兴趣，丰富文学智慧，壮大民族精神，那么作为首倡此事的出版社，无论在这一出版业务中赔赚如何，都将会引以为快乐之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