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中不屈的一面旗帜左宗棠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这是左宗棠早年写的一幅对联。

这副对联气魄很大，文艺理论专家通常将之归类到“伟人体”。当然，作者日后倘若没有建立相应的事功，那就当作“伪体”，禁止进入文学史；或者，作者当时并没写下这么一些诗文，功成名就以后，再行补作（请枪手亦可），也能胡乱算作“伟人体”。三十多年后，左宗棠以“书生”领兵，远征西北，“管领”之地远迈“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质交辉，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留下大名的“过客”之一，终于证明牛皮不是吹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1、年轻气盛的湘上农人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2、“不凡之才”出山佐军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

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3、鲜血染红的“中兴名臣”桂冠

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

左宗棠投入曾国藩幕下，是他经历的一个转折的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侍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国军助之攻”。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00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4、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担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匹马力的大轮船11艘和80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

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5、千里荒芜的西北局面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万人左右。

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

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

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