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火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清朝当局像林则徐一样，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努力效法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奋图强，中国局面将会改观。可惜计不出此，把宝贵的机遇放过了。

1、等待济世匡时的机会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竣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林则徐从4岁起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3岁获府试第一，14岁便考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7年，20岁中举人。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潘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0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方”，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2、走上抗击英夷的道理

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鐈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颺，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子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0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实重2376000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 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