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颇受争议的琦善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1、南下的“倒霉”之旅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一个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父成德，曾任杭州将军及热河都统。

琦善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六岁时即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升河南巡抚，因督治河工失职，被革职。不久，又被起用为河南按察使。道光元年（1821年）后，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七年，又因在河工大案中犯有主要过咎，部议革职，但在道光帝的庇护下，只降为内阁学士，一个月后即又授山东巡抚，九年升四川总督。道光十一年调直隶总督，此后一直署理或实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其间，道光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又拜文渊阁大学士。他是满洲贵族，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和倚重，又任封疆要职多年，平日与穆彰阿相结纳，因而权倾内外，傲视一切。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就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鸦片，这种毒品走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清朝政府决定禁烟，并派林则徐前往广东主持禁烟。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中英关系恶劣。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宣布封锁珠江，随即北上，7月6日攻占浙江定海。8月，又侵入天津海口，并要求赔偿烟价和割让岛屿。清廷对定海陷落和英军北上极为震惊，即撤换林则徐，派直隶总督琦善负责交涉。8月30日，经道光帝同意后，琦善致函英方，一面对英方提出的要求表示婉拒，一面声称：“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这大大助长了敌人的气焰。英方代表义律（EL-LIOT）等咄咄逼人，于9月1日覆照说，林则徐既是钦差大臣，“责已不在一人”，必须由清廷承担责任。其实“返棹南还”正符合英方的需要，他们估计清廷短期内绝无可能接受英国的广泛要求，冬季不久即将到来，英国人无法在寒冷的白河口过冬，很愿意将谈判改到广东进行。

尽管如此，他们仍企图利用这个问题进行讹诈，在上述覆照中声称：清廷必须先允赔偿烟价，英方才能同意去南方继续商谈其他问题，‘如实未能允准，则难望早为承平定事’。也就是说，如不答应赔偿烟价，英军就要在天津海口采取行动了。琦善接信后连忙报告清廷，并于9月13日答覆英方说，烟价一事，‘大皇帝断不能允准赔偿’。但接着又说，烟土‘所值无多’，此事到粤后‘一经秉公查办’，‘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覆贵国王’，实际上就是同意赔偿烟价。英国得到这一保证，即于9月15日自白河口南下。

1840年8月，主“剿”的林则徐因“措置失当”被“重治其罪”。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带着道光皇帝要求其“抚夷”的使命南下查办。琦善没能在“延宕”中使义律让步，却冒着虎门战役隆隆的炮声，与义律达成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穿鼻草约》。草约墨迹未干，1841年2月26日下午，又传来关天培血染武山炮台的噩耗。当两者最终呈现于道光皇帝案前，业已变卦主“剿”的道光皇帝一旨“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使到广东还不及半年的琦善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从钦差到钦犯，南下之旅成了琦善的“倒霉”之旅，这恐怕是当时清朝诸多官员包括琦善自己绝没有料到的。但从其后参与到鸦片战争中的奕山、奕经以及伊里布、颜伯焘等大员的相继被革职来看，琦善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正是琦善之后诸多大员的被革职以及鸦片战争的最终失败，反过来也为琦善洗清了其先前被指控的“罪名”。的确，抗战派不等于爱国派，主和派也并不等于投降派。看来，琦善的“倒霉”并非因为其“有罪”，而是因为其“运气”不好，摊上了一件非其个人能力而能够办好的差事，与林则徐一样，琦善也是鸦片战争的牺牲品。

2、国势将颓的两难抉择

琦善的倒霉与其地位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中相继倒霉的人，无一不是声名显赫、圣眷正隆的重臣。在去广东之前，琦善乃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官居直隶总督，是当时道光帝心中最为得意的四位大吏之一（另三位为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

世受皇恩，办事果敢锐捷，对“天朝”忠心耿耿。当巴麦尊（帕麦斯顿）的照会因翻译问题被道光帝误解为“英夷”只是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实际上巴麦尊照会要求中国伏“降”），从而决定由“剿”变“抚”，林则徐自然成了替罪羊。派谁去“抚”呢？陶澍年老多病，伊里布负有镇守云贵“蛮族”之地的重任，琦善主“抚”（琦善先曾主“剿”，但在白河口见识了英方的“船坚炮利”后，深受震慑，变为主“抚”），又正得宠信，且在天津查禁鸦片事业已完成，重任须重臣，自然成了南下的首要人选。

既然是“抚”，自然不可开边衅，当然更不可失国体。开边衅好理解，就是打仗。但何为失国体？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其时仍不知英吉利位居何方的“天朝”观念中，英国乃“化外蛮夷”，“夷性犬羊”的“蕞尔小国”。“抚”不过是对其施点“皇恩”而已，按照道光帝对巴麦尊照会的理解，只要撤了林则徐，允许中英官方文件往来用“照会”，让英人在广州通商，赏点钱（鸦片损失费），就算不错了，英方再有什么非分要求，就是过分。如果谁要臣服于英方的“非分要求”，那就自然有失“天朝”尊严。

但看看英方的要求——《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第三条为：“割让沿海岛屿”；第五条为：“赔偿军费”；巴麦尊第1号训令中第一条为：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其他条件不说，单这几条，可看出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底价间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就注定了“抚”不下去。“抚”不下去只有“剿”了，用道光帝的说法是“痛加剿洗”！但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又有能力“剿”吗？

一边是日渐没落的王朝，一边是已完成工业革命、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第一强国。无论从武器装备、军队战术还是运兵速度，清朝皆与英国不属同一档次，鸟枪对大炮，以何取胜？从对敌情的掌握来说，清方也是瞎子摸象。

倒是琦善有自知之明，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而不惜一切去“抚”，并将实情奏与道光皇帝。但对于并无自知之明的道光帝来说，琦善的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琦善的让步无异于有失“国体”。

3、丧权辱国的外交条约

1840年9月17日，琦善因退敌有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程前往广东。同年11月末，琦善来到广州，中英谈判随即继续进行。双方经过交涉后，达成赔款六百万元。但在割地方面，琦善却不敢答应。1841年1月，义律再攻陷了虎门外的沙角炮台。1月11日，琦善致函义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琦善所指的‘香港’是香港岛的西南一隅（即今香港仔），因为当时‘香港’一词并非全岛的总称。5天后，英舰琉璜号船员在舰长拜尔狄率领下在香港西北登陆。英国人称登陆地方为占领角，即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1月27日，义律和琦善在番禺莲花山举行了秘密会议。在该次会议中，争论是割让香港全岛还是香港仔的问题。最终，他们未达成任何协议。2月13日，义律又要求琦善确认草约，但琦善不肯签订该草约。结果，草约只是一份空文。

在专制主义的清王朝，臣子本无外交权，一切大事最后均须皇帝定夺，外交权掌握在皇帝手里。何况，自康熙大帝1689年与俄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有过一次重大而成功的外交外，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与外国人打交道多半是外国人对天朝的“朝觐”，不可能有“蛮夷”与天朝平等而坐的谈判。实际上，由于迫不得已的闭关锁国，天朝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恩许”广州通商的洋人也仅仅是老实地做点生意而已，清朝与其接触更谈不上什么“外交”。

真正的外交对于道光朝的大员甚至皇帝本人来说乃是头一次碰到，偏偏对手是个老手，从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挤掉荷兰的霸主权威，从征服印度到英美战争以及组织欧洲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召开维也纳会议，建立神圣同盟，英国的外交手段堪称“炉火纯青”。

当然，外交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君子国间的道德交易，对于涉及到“利益”之争的外交，背后必要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里，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恰如前面所示，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中英不是一个档次。由此看来，既无实力作后盾，又无经验打先锋，琦善的外交也就多少有些尴尬了。

首次接触英国人，在白河口见识到英军炮舰，琦善“深受震慑”。再次接触到英国人是在广州，既彻底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又领略到了英人并非“情词恭顺”，而乃“桀骜不驯”。琦善的见识与亲身感受也为其外交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极力妥协，甚至不惜冒抗旨的风险。因为他觉得非此不能为“天朝”求最大利益。琦善的外交体现在广东谈判，其成果即是《穿鼻草约》。当感到道光帝的“圣裁”与义律的“开价”相差甚远之时，琦善做了哪些努力呢？他无权做出让步，但他又要执意求和，惟一的手段就是尽力劝说对方，讨价还价，实在不行就擅权做适当让步，事后呈皇帝批准，琦善正是这么做的。

交涉之初，琦善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被婉拒，后来让步为600万元，并代奏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英方仍不同意。于是琦善用尽手段，在照会中对义律“善意”劝告，不得其果。当义律“依照兵法办行”并攻占了沙角、大角后，琦善面对现实又做了让步：“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代奏恳恩”广州恢复贸易。但英方得寸进尺，道光帝业又主“剿”，于是琦善不惜谎言诓骗圣上，抗旨照常行事，因为他对和谈仍不死心，相信自己能说服义律，并说服皇上。

经过几番“磨难”，琦善终于与义律达成了所谓的《初步协定》（实际上是义律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宣布达成，琦善并未同意，但协定的内容，琦善大体上同意），即《穿鼻草约》，《草约》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中英平等外交。从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看，《穿鼻草约》无疑比其让步较少，仿佛琦善是功臣，但《穿鼻草约》是琦善与义律双方越权抗旨擅自达成的，并不反映双方国家的真实意愿。对于清朝来说，让步太多，对于英国来说，让步太少，《草约》自然不可能被认可。琦善与义律白忙活了一场，事后也各自被双方政府革职和撤换。尤其是道光皇帝相当震怒，认为琦善的举动是丧权辱国，即时被革职，改派侄儿奕山率军应战。1842年6月，璞鼎查指挥英军进攻长江。其实，琦善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所谓的“外交”，但却以“恸霉”的结局结束其使命并非偶然，如前所析，中英各自的要求及其实力对比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外交，这不是琦善的责任，琦善也没这个能力。1842年6月，璞鼎查指挥英军进攻长江。8月4日，英军已兵临南京城下，清军无力再抵抗。道光皇帝苦无对策，终于向英国求和停战。1842年8月29日，满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来到停泊在南京江面的康沃利斯号（CORNWALLIS），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

4、令人沉痛的历史反思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否则，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看待历史人物就难免有失偏颇。如前所析，琦善生不逢时，处于那个历史时代似乎是他的悲哀。实际上，林则徐、关天培等又未尝不是如此（仅拿他们的命运来说）。在一个敌强我弱，急需“英雄”的时代，林则徐、关天培成了英雄，而琦善成了卖国贼，成了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发泄对象。

作为钦差大臣，琦善是办了一些实事的，大体也是依照道光帝的意旨行事的。仅在1838年8月至11月，他就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仅低于主政广东的邓廷桢（26万余两），居全国第二。琦善在禁烟中的突出表现也促成了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从前面所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到了广东的琦善执行“抚”的政策不可谓不尽心，其后期抗旨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且认为妥协会成功，并因而会减少清王朝的损失，出发点也不坏，在这一点上，琦善倒比那些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至少主观上），一味屈从于自己并不赞同的“圣意”的大臣强。

对于林则徐与关天培皆满意的设防严密的虎门炮台的失守，如前所述，主要是武器与战术的差距所造成。在虎门危机期间，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并调拨了一些火炮。小小的虎门地区，至交战时兵勇已达11000多名，居全国首位，再增兵勇实际上已无济于事，正如琦善奏称：“炮台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但后来却把虎门战役的失败归于琦善的这道“奏称”，指责琦善增援不力或拒发援兵，实属冤枉。对于一场因实力悬殊而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主“抚”派自然比主“剿”派更易成为失败开脱罪责的牺牲品。

林则徐与琦善迥异的历史形象表明了人们朴素的道德诉求，同时也回答了鸦片战争该不该打的问题。对于侵略者，要打，这是一个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注定要失败，打了损失更重，是否还应抵抗？这是个政治问题。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是个盲动者，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才能使国家受到最少的损失，如何避免无谓的牺牲。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因为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更是一个政治家的职责，很多时候一个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牺牲去捍卫其道德尊严、精神诉求。从短期来看放弃抵抗求得一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一个丧失斗志、受到精神污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从这点来说，鸦片战争必须要抵抗。但如果暂且忍辱负重，而求励精图志，奋发图强，暂且的苟安其实方为最佳选择，与“天朝”相邻的日本十多年后对待“侵略”所采取的态度而后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好的例证。但清王朝所处的“国情”决定了其只能采取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即使是抵抗，鸦片战争还是有赢的可能，那就是采取100年后中国对待日本的方式。英国长途远征，贵在速胜，贵在灵活，不可能经历一种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持久战，假如清王朝不怕失败，破釜沉舟，陷入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英国最终必会败退（从1849年广州等入城遇阻之事可以想见）。但清王朝不可能这样做，它经不起失败，丢了一地就慌了手脚。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想打胜仗，又不想丢失城池，不做持久战的准备，其失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事实上，专制王朝对老百姓一直“防民甚于防川”，而认为“英夷”并非“潜蓄异谋”，也注定了其选择的局限。

清朝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可能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鸦片战争必败的结局。它表明清王朝只有放眼世界，走上近代化之路才是惟一出路（西方的侵略使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可悲的是，清王朝并未认识到此，亲历战争的琦善等人也未认识到此。最后也就迎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来了19世纪后期清王朝一系列的屈辱。

近代化或谓现代化也包括外交的近、现代化。假如清朝早就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详细了解，臻熟国际交往规则，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夜郎自大，不会有鸦片战争的强权逻辑，不会有《南京条约》的无奈和无知了。没有外交的近、现代化，也不会有一个民族真正的近、现代化，没有民族真正的近、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会有一个民族公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鸦片战争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