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皇帝”到被满门抄斩(1 / 1)

——盖世神奸和珅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这句市井之语流传了二百年。从官史稗乘到文学艺术,和珅这个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也被人不断评说演绎了二百年。然而,历史上和珅的真实面目却越来越纷杂难辨了。

1、和珅的发迹秘史

清野史记载,世宗雍正有一位妃子,长得天姿国色,楚楚动人,乾隆心爱不已。因被疑调戏皇子而自缢。

后来,乾隆登上帝位,和珅初次入朝,乾隆大吃一惊,因为此人的面相与那位死去的皇妃,有不少相似之处。乾隆自然对和珅产生了一种怜爱之情。

一次,和珅陪侍乾隆在御花园赏玩,乾隆偶然看到和珅脖子上有“上吊绳印”,就认为和珅是那位皇妃的化身,因此对和珅处处庇护,百般提携。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五世祖尼牙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中立有战功,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叔祖阿哈硕色在康熙年间,随驾征准噶尔时,“追贼阵亡”,后追叙其军功,赠和珅之父常保一等云骑尉(并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常保还兼任过福建副都统。和珅年少时,曾在咸安宫官学就读,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学到了不少本领。

三十五年(1770),和珅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但没有考中举人。此后,他可能再也没有应试。不过,没有科名的和珅,后来多次成为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以致他在咸安宫官学读书时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中进士时都出自其门下,反而称他为老师。

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和珅被授为三等侍卫,属于武职正五品,挑补在黏杆处(又称上虞备用处),负责皇帝出行的仪仗事宜,俗称打执事。这是一种比较清闲的差事,因为皇帝并不是天天外出。但是,这一职事却使和珅有机会接近乾隆,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际遇。

在众多的侍卫中,和珅因何得到乾隆的赏识,正史与档案中均无记载,而野史与笔记中说法却很多,有的说法很离奇。据薛福成《庸庵笔记》称,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惊惧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职掌此事的人难辞其咎。”乾隆一见,和珅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于是马上将其提升。另有一说,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朱注,偶然忘了下文,和珅在旁背了出来,于是受知。如此等等。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八旗子弟组成的侍卫中显得出类拔萃,可能由于某一偶然的机遇引起了乾隆的关注赏识,从此便飞黄腾达。

四十年(1775)闰十月,二十六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授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兼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内骑马,旗籍抬入正黄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年轻的和珅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侍卫,如同坐直升飞机一般升入到权力高层,成为乾隆的亲信重臣,这种升迁速度是极为罕见的。

此后,和珅更是年年加官,岁岁进爵,而且分管的多是肥缺要职,一旦驶入了权力的快车道,就一路加速狂奔。在中枢、部院中,和珅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兼任理藩院尚书,以大学士分管刑部、户部事务等。在经济方面,和珅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长达八年(按规定一般为一年一换)、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等。在军事方面,和珅先后担任正蓝旗、镶黄旗、镶蓝旗、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都统,兼步军统领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和珅先后担任《四库全书》馆、方略馆、国史馆、清字经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三次担任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等。其爵位,由三等轻车都尉,封一等男爵,晋三等忠襄伯,再晋一等忠襄公,位极人臣,秉权二十余年。以上仅略举大端,已可概见和珅所受恩遇之隆。

和珅发迹之迅速,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亦属罕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封建专制主义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乾纲独断”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唯一信条。乾隆帝晚年陶醉于“盛世”之中,喜听谀言而不容谏言,更不容对时弊有所指责。他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统治、镇压,在统治集团内部则罗织文字狱,以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手段,通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威。其结果,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不看乾隆帝的眼色行事。这就给和珅这个最善于察颜观色人物的晋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当时朝廷上虽有元勋阿桂等人存在,但对和珅的贪横却无可奈何。阿桂之父阿克敦官拜协办大学士,阿桂以满洲世族而屡建奇功,乾隆四十二年即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首席宰相。但此后十余年间,他经常被乾隆帝派任外差,或赴各省治河,或赴各地查办朝廷命案,或率军出外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等等,加之明哲保身,缺乏与和珅进行斗争的精神。如史籍所述:“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这就助长了和珅的擅权。

再次,和珅聪明机敏,博闻强记,不但能诗善画,对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也有所知晓,而且掌握了为人鲜知的西域秘咒,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这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使他在随侍皇帝处理大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赞扬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国家用武,帷幄丝纶,事殊四朝(原注:谓汉、唐、宋、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原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文、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勒劳书旨,见称能事。”另外,和珅也曾为乾隆帝整饬贪污之风效过力。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揭露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后,乾隆帝立即命和珅处理此事。他一到云南,拷问李家仆人,查出许多证据,接着又上疏陈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等情形,回京后又向皇帝面奏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显示了和珅处理政务的才能。和珅还很“善体圣心”,对皇帝的起居可谓体贴入微。每当乾隆帝“有咳唾之时”,作为堂堂大学士的和珅竟“以溺器进之”。这无疑是他获得宠信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晚年记忆力大减,智力迟钝,往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每当朝鲜等国使臣谒见乾隆帝时,和珅均为出纳帝命之人。例如,嘉庆元年(1796)正月,朝鲜使臣为祝贺嘉庆帝即位,来到北京圆明园后,“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和珅在对外事务中尚且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他在对内政务中的左右力就可想而知了。

2、擅执朝政二十余载

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发迹,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被赐死,擅执朝政二十余年。

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弟弟和琳,官至总督,死后晋赠一等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的掌上明珠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并累迁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之女嫁给康熙帝之重孙贝勒永鋆,和珅的侄女即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之孙子质恪郡王绵庆。和珅与皇室的联姻无疑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和珅的家人凭借其势,横行霸道。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正如来华的朝鲜使臣所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

和珅自执掌朝政后,立即着手拉拢党羽,把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拉入军机处后,两人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福长安成为和珅的得力助手,“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两江总督苏凌阿,“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官僚,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就担任了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被称为“活傀垒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都因曾在和珅家教读,被保列卿贰,兼任学政,成为他的党羽。和珅的族孙景安被委任河南巡抚,他在白莲教起义时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总是在起义军后尾随,被人讥为“迎送伯”。

对于不附己者,和珅千方百计予以迫害、打击。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回民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很快逼近兰州。清廷命和珅为饮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一同督师围剿起义军。因阿桂有疾,和珅受命兼程先进。他一到达兰州,即命诸将分四路冒险进兵,起义军人数虽只千余,但战斗力颇强,“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衅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固原总兵图钦保和千余名清兵被击毙。不久,阿桂来到兰州,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后来两人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乾隆帝察知此事,斥责和珅奏报不实,令其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两人始终势如水火。

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及其宠臣、东阁大学士董诰,也躲不过和珅的陷害。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帝下诏调朱珪来京任大学士,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写诗向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然而,“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乾隆帝虽未治嘉庆帝和朱珪的罪过,终“以他事罢珪之召”。董诰也因替嘉庆帝说话而得罪了和珅。嘉庆二年,董诰回家奔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蓬勃发展,乾隆帝欲召回董诰以应付危局。每当他接见大臣时,总要问:“董诰何时来?”三年,董诰葬母毕回京,和珅却从旁制肘,“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才得以冲破和珅的阻挠。

对于和珅的专权,不仅朝廷内外,甚至在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臣中也可听到许多议论。例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回国后曾说:“这位中堂大人(按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对干练之臣百般诋毁,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的职权,施展**威。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刻《石经》于辟雍,命和珅为正总裁。当时,总裁共有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并受皇帝之命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诋毁彭元瑞,说他“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对此驳斥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但是和珅仍然不死心,私自命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继续攻击彭元瑞。与此同时,他又把此文冒充己作进呈乾隆帝,并以《石经考文提要》“不便士子”为名,要求皇帝将其销毁,被拒绝。后来,“馆臣疏请”将《石经考文提要》颁行全国,由于和珅从中掣肘而“中止”。和珅还暗中命人“磨(《石经》)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嘉庆二年,和珅受任刑部尚书时,乾隆帝又命他兼理户部“紧要大事”,但他到任后,竟独揽户部的一切权力。同年,他又下令,以后大臣的奏章,一律要另备一份副本呈交军机处,使和珅先于皇帝阅看奏章,预知臣僚所奏事件的内容。这样,他就通过控制上奏章的渠道独揽了朝政大权。

嘉庆帝永琰当皇子时,被乾隆帝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故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表示这次即帝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这实质上是向嘉庆帝邀功,以便在其即位后继续揽权。嘉庆元年,永琰即位为帝,但乾隆帝依然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和珅继续受到重用。嘉庆帝虽察觉和珅有挟己之心,但碍于皇父情面,不得不示以亲信之意,同时装出“不欲事事”和与世无争的姿态,以麻痹和珅。如“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由于乾隆帝耄而健忘,和珅更能左右其意旨,成为出纳帝命之人。于是,他的专擅程度甚于往昔,人皆侧目,连皇帝也莫敢如何。一次宴筵席上,和珅上奏乾隆帝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使嘉庆帝暗自叹息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他还把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整理诗集,实欲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他竟能否定皇帝的意旨。嘉庆二年,嘉庆帝鉴于来年春间自己“临雍礼成”,下谕旨定于“冬间大阅”。和珅即以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未被扑灭为由,向乾隆帝提出不拟举行这一典礼。乾隆帝立即接受了和珅的建议,于嘉庆三年九月下谕旨说:“本年大阅,著暂行停止。”和珅的专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

“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和孝公主之驸马),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

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

和珅自掌权后,即以聚敛自丰为唯一之目的。他贪黩无厌,不顾一切地搜刮财货,其主要手段有:

第一,收受贿赂。和珅大权在握,使得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以结其奥援。于是纷纷向他行贿,和珅的供词中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擅取大内宝物。乾隆帝晚年,追求奢侈,挥霍无度,对于女乐、珍宝、宴席、巡游无所不爱,各地官吏和绅商纷纷供奉,因此大内积存了许多宝物。和珅仗着得宠,自由出入宫禁,凡看中的东西便私自拿回家中。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次兵部尚书孙士毅在宫门外遇见和珅,和珅问他手中所持何物。孙回答说是一只鼻烟壶。和珅接过一看,此壶是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美异常,于是要求孙士毅转赠给他。孙告诉他,此壶早已奏闻皇帝,如果选不中再赠给他。过了几天,和珅又遇见了孙士毅,声称前一日得了一只珠壶。孙一看,原来就是他进奉的那只。当时,他还以为是皇帝赏给和珅的,以后经过调查,方知此壶是和珅从大内偷出去的。

第三,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和珅窃取。有一次,宫中某处陈设的一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为皇八子打碎。由于此盘是乾隆帝钟爱之物,皇八子十分恐惧。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成亲王一同向和珅求援。和珅故作难色,皇八子吓得大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僻静处百般求情,和珅才答应设法帮助解决。过了几天,和珅给了兄弟俩一只直径为一尺五寸的碧玉盘,而且色泽也超过了被打碎的那一只。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各地所供之物,上等者皆入和珅宅第,次等者方入宫中。嘉庆帝后来也指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此话虽说替乾隆帝辩解,但却勾画出和珅贪婪的嘴脸。

对于和珅这种肆无忌惮地贪污中饱的劣行,乾隆帝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由于两人相互依赖,在搜刮钱财方面具有共同点,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乾隆帝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名为任其支配,实为容许其私吞。例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下谕旨将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盈余“著交和珅三万两”。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三千六百两”交给了和珅。类似的例子恐怕不少,只可惜史籍阙如,使我们难窥全豹。不过,以上两例雄辩地说明,乾隆帝是和珅肆意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后台。

和珅贪名太甚,后世谈论更多的则是他的财富。那么,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对此传说不一。有人说其抄没家产估计值银二亿二千万两,此说影响最大,甚至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中采用。《清稗类钞》竟称“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即八亿两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也只有七千万两左右,和珅再贪,也不可能在二十余年里聚敛到相当于全国十几年财政收入总和的财富。

根据现存档案统计,和珅被抄家时,除抄没的各处住宅、花园外,共抄出各色银三百余万两(折合库平银二百八十三万余两),金三万二千余两,各处土地一千余顷即十余万亩,各处收租房屋一千余间,当铺、银号多处,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家产总值约近一千万两。这与上谕所讲基本吻合,虽然在办理过程中,嘉庆指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但也不可能有多少遗漏。

3、不过一场梦而已

和珅能够长期把持朝政,权倾中外,千方百计地聚敛起巨额家产,富甲天下,靠的是乾隆非同寻常的恩宠。一旦失去了乾隆这一靠山和寄主,不可一世的和珅也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当和珅待罪狱中,对着窗外元宵之夜的明月,曾感悔赋诗“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但到底是谁误了他呢?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去世。第二天,嘉庆帝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命与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擅自出入。接着,他又下了一道谕旨,内称:

太上皇之在位,英明仁慈……遐龄既高,仁慈益甚,如文臣将士,稍著劳绩,立与封赏。即偶或兵败失机,亦不重惩,惟去职留任而已。设能带罪立功,则前咎且不问,仍与复职,并加优奖,足证上皇圣慈,待遇臣僚之恩洪惠深,可谓至极!讵内外文武,不能体上皇之柔怀,反通同为弊,出征之师,以负言胜,略一挫敌,则历陈功绩,冀膺上赏,其心已不可问。而况丧师辱国,罪岂尚可逭乎?久之内外蒙蔽,上下欺隐,匪乱屡作,殃及良民。武政之废,将士骄惰,赖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日复一日,几目朝廷法律,犹同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威信奚在?且查历年兵部,军糈一项,动辄钜万,究之事实,则皆执权者从而吞没,辗转盘剥,迨及士卒,只十分之一二,则国家坐耗巨饷,非养兵也,乃为权臣谋耳。试问兵奚能强,战焉可克?盖国之强弱,与武政相关,甚为重要,今疏忽如是,后将何堪!是以特着各部院大臣着实查办,以修武政,而安天下。此谕。

谕中“上皇近臣”显系指乾隆帝之宠臣军机大臣和珅而言,这表明嘉庆帝决心要正其罪而诛之。因此,谕旨一下,举朝震惊,反和珅派立即活跃起来。给事中王念孙等引经据义,首劾和珅,非常符合嘉庆帝的心意。正月初八日,嘉庆帝下令将和珅及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逮捕入狱。十一日,嘉庆帝在上谕中列举了和珅的种种罪状,命令各省督抚据此议罪,同时又指出,和珅如另有劣迹,一并据实复奏。于是,直隶总督胡季堂奏称:和珅丧尽天良,非复人类,种种悖逆不臣之行为,几同川楚“教匪”,而其贪黩**之劣迹,直如一无耻小人,更有甚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他要求按大逆律将和珅凌迟处死。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嘉庆帝,从而将反对和珅的斗争推向了**。

和珅在审讯中,虽然作了一番辩解,称其中一些条款“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但皆一一供认不讳,“奴才罪该万死”。最后由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员等定拟和珅罪名,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斩决。嘉庆帝初欲照此办理,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再三涕泣求情,大臣董诰、刘墉等也奏称和珅曾任乾隆朝大臣,请从次律。十八日,嘉庆帝决定照雍正帝诛年羹尧例,赐令和珅自尽;福长安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令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狱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后又将其释放回家,到裕陵去守陵。和珅之弟和琳已死,削夺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因娶和孝公主为额驸,留袭伯爵,其余职务一概免除。和珅党羽苏凌阿、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降革有差。

和珅临死时作诗说,五十年来梦幻真——一场梦而已。

4、黄炎培窑洞定律的警戒

如果将清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列为中国历史上头号贪官恐怕不为过,在他获罪受惩时,嘉庆帝抄没他的家产可支国库十年之多,民谚有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的惊人家私便宜了嘉庆,他是可以吃得满嘴溜油,却不知民间早已饿破了几重肚皮。贪官的危害性之大,时而连统治阶级都能感受到它有倾覆国家的险要,何况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是直接受害者,理所当然更为深恶痛绝。所以巨贪和珅罪大恶极,一死不足以平民愤。

回过头来再说这世上黄白之物,没有人敢言不喜欢或不需要,只不过和大人的贪恋近乎达到了痴狂,也能想象得到为积累起这份家当他是耗费不少心力的,就算冒坏水总还要死脑细胞的吧:)可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不由使我想起中讥扬松的诗中有那么一句叫“积得金银总是空”来。想当年杨松为满足财欲,不惜妨贤卖主,终了未及享受荣华之福,便身首异处,徒留后世千载笑柄。其实那杨松与和珅当属同道中人,惜乎和珅被金银之光迷了眼,难以从杨松的下场中找到前车之鉴。

虽然杨松此人在三国里乏善可陈,好在他还可以做面镜子,成为警世后人的反面教材。但千百年以来,甘愿步杨松后尘的人连绵不绝,和珅不正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些视杨松为榜样的人所作所为犹如飞蛾扑火,明知是死地而不顾。究其原因,无非是那金银的光华太过诱人,于是乎在他们眼里,就只剩下这一个目标,在他们身上,反面教材失去了教育的力度。

时下看到一种怪现象,但凡贪污者不再以杨松和珅等的教训有多深刻为警示,而是与他们的贪污程度相貔美,常见新闻报道述某贪官受贿数目如何惊人,甚至于统计数字要以重量单位来测算。当你面对这一切感觉是什么滋味,同他们的贪污罪行相比,刘青山张子善也许会在地府叫屈,横竖是个死字,当初怎不多贪赃些。同时也不得不令人叹服,难道杨松和珅辈的榜样力量就有如此之大。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杨松和珅辈身体力行,很好地贯彻了这句话的宗旨,并确确实用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一个杨松倒下去了,起来一个更强的和珅,如今和杨都已作古,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不少徒子徒孙,追循前辈遗留的“风采”,前赴后继,尽可能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