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更是有天壤之别。

辜鸿铭功名思想不深，盖一纯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却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张。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等。在后者中，辜鸿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外务部区区员外郎身份，请人代奏，条陈时事，说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内政，而改革内政必先削除李鸿章以来的北洋势力。对于办理外务，他认为先应统筹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其意以为“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则以为“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言人所未言，罗振玉读后认为“探索根元，洞见症结，予受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谊）复生不能过是”。

晚年，辜鸿铭应邀两次赴日本讲学，鼓吹儒学救世论，其中不乏政治言论。他说：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的浩劫；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为物欲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谓王道；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辜鸿铭的学生兆文钧在他那篇颇有争议的《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记下辜鸿铭的一些政治观点：

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汤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宁革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终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罢，总统也罢，主席也罢。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尧舜是也；没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坏帝王，桀纣是也；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好总统，华盛顿、林肯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坏总统，袁世凯、曹锟是也；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有好社会制度，又有好领导，当然再好没有啦。有好社会制度，没有好领导，则社会制度会变为僵尸，领导会变为恶魔——“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两句话是真理。

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自然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成“民诅”教育。

这些看法虽时见疏陋偏颇，但品读之下，读者诸君该不会把它们统统归入可笑、不当之列吧？至于辜鸿铭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Democracy（意思为魔鬼加疯狂），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罗振玉是倾心佩服的，尝言：“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