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文化怪杰”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宇鸿铭，号海滨读易者，晚年自号“东西南北老人”。祖籍同安，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光绪十一年（1885年），辜鸿铭经杨汝曲推荐，回国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司理英文案牍。光绪三十一年被张之洞举任上海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光绪三十四年到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用后担升为郎中、左丞，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宣统二年（1910年）1月，与严复同获宣统皇帝颁赐的文科进士荣衔。同年辞职南下，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为表示效忠清王朝，民国建立后即辞去校长职务，先住上海，后迁北京。民国2年（1913年）一度任五国银行团团译。民国6年参与张勋复辟帝制活动，列名外务部职务，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与林琴南等一起反对白话文运动。民国13年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赴日本讲学。民国16年回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及上任，就于民国17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直统派员致家，赐进号为“唐公”。

辜鸿铭自幼经历坎坷，性格高做、倔强、偏执，愤世嫉俗，喜欢“立异以为高”好作惊人语。在向西方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把纳妾与留辫子都当作中国国粹。为人耿直，敢于藐视权势，抨击西方的“物质文明”，虽然在政治上一贯顽固守旧，但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者。“知经而不知权”（张之洞语），书生气十足。

辜鸿铭是将中华优秀文明向西方介绍的先驱，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他也用英文写政论文章，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在横滨《日本邮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破坏礼教，呼吁列强以道德、公德、公理处理义和团问题。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书名为《总理衙门来书》，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宣言”。宣统二年（1910年）撰写《中国的牛津运动》，民国4年写成（原华）（又名《春秋大义》。辜鸿铭的中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辑蒙养弦歌》和《张文襄幕府纪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