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主张立宪抵制革命(1 / 1)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月21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枇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日会而日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勖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勖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勖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勖:“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

1917年,张劝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欠,夏历年底返沪。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