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是天堂，三亚是人间天堂，三亚是自然界天堂，三亚是灵魂与心灵的天堂……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凡是去过三亚的人在观赏和体验那些阳光、沙滩和海浪之后，都会由衷地发出这种感叹。

其实，三亚何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类对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与空间。我们只是还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与理解而已。

从一个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然风景地到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之间，三亚走过了整整20年。20年的努力，三亚才真正实现了成为人间天堂的梦想。

这天堂之路并非说来就来，说是就是的，它同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磨砺——

由于三亚的特殊性，这个曾经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渔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受了多次风起云涌的历史洗刷。

1984年，三亚第一次从崖县更名为三亚市（县级市）。这对日后的三亚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可那时的三亚也许是因为太穷，也许是因为三亚人急于想让小渔港迅速成为像模像样的“市”，所以这一年三亚人被卷入了同样的“汽车事件”之中。1985年的整顿之风，强劲地吹拂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三亚也不例外。但三亚同时还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21号台风，袭击了刚刚正名为“三亚市”的小渔港，造成50人伤亡和两万多亩水稻绝收。

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亚依然不平静：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风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间悄然进行。笔者在采访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长”的王学萍先生时，他讲述了当时撤州建三亚市（地级市）的前后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区建设的构架后，就在考虑哪个地方适合建立更大的“经济特区”，而当时中国的开放模式朝何方发展、谁是中国的发展榜样，邓小平说得最多、最欣赏的是新加坡模式，于是在海南岛建大特区的构思开始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形成……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春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南巡”后，回到北京，找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在中南海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内容非常重要的谈话。据说那次谈话，平时不易表露情绪的邓小平，这一天特别兴奋，脸上时而泛闪着激动的光芒，烟也抽得特别多。上面的那段话就是他当时讲的，时间是1984年2月24日。

几十天后的5月1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撤崖县、建三亚市的决定。这一撤一建，三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亚从此在行政版图上有了自己的地盘，预示着未来的一轮旭日在中国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历史总是非常偶然的。历史又总是在巨人深思熟虑后的某个谋略之中得以发展与推进。三亚建市，渗透了邓小平对中国走向强大所思考的深远谋略。

1986年，三亚进入了高热度的年份。中央领导对她的关注程度让三亚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乔石同志带了26人来到三亚；几天后又是主抓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同志带了19人来到三亚。时隔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了更大的一队人马——50名高官来到三亚，并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说，国家政府首脑部门对三亚进行了一次“集体现场办公”，这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国务委员王震将军率37人的庞大考察团再次光临三亚，考察工作。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又率30人的视察团来到三亚……

三亚人哪里知道，此时的三亚所面对的每一件大事，已经不再是三亚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国家的事了！

过去的三亚由于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最前线阵地——南大门，这里有著名的海军榆林军港。开放三亚带来的结果，是可能让这个知名度很高却又十分秘密的军事港口暴露在游人的眼皮底下。怎么办？三亚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头，是三亚的象征，美丽凄婉的爱情传说，是令三亚人骄傲的一则故事，政府请来专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头的山顶。可军事部门立即向三亚政府方面提出：这得经中央军委批准。

好家伙！三亚人突然感到这美丽绝伦的三亚原来并不只属于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么建设就可以怎么建设的。三亚的一草一木，牵动的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啊！

1987年的三亚阳光格外充足。新年刚过，三亚历史上第一个海关码头兴建。4月，本地籍干部陈人忠同志回到三亚担任三亚市（县级）委书记。

“升格前的三亚市，我任市委书记。地级市筹备组成立时，我是三人筹备组成员之一，另一人是李国荣，他是原自治州州委书记。还有王学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长。升格20年来，三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正是三亚巨变的亲身经历者、见证人。”陈人忠老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千。他说，三亚以她的魅力赢得世界垂青，其原动力得益于当年的一次“鹿回头特殊会议”精神。

陈人忠老书记说的“鹿回头会议”，指的是1987年国庆期间，时任海南省筹备组成员的许士杰、梁湘和王越丰三位主要负责人带领省筹备组工作人员到三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是三亚升格前，海南省领导集体为三亚未来建设“摸脉”、“定向”，其意义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中发〔1987〕23号”文件，通过特快机要，送达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筹备小组。这份文件共三页纸，文件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一）海南建省后，其他地方行政体制的设置，要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为省县间的中间层，应予撤销。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县或者民族乡，把位于自治州管辖范围内的三亚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三亚升格的文字。

次日，许士杰给梁湘打电话：“国庆我们几个到三亚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亚市的升级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骤，我们必须重视。”

梁湘说得更直接：“三亚县改市，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省未来的重大战略。许多事情应当走在前面，请王越丰同志一起去，三亚由县升地区级市，少不了他这位黎族自治州州长出身的老领导。”

1987年国庆节，秋高气爽。海南的天气依然热度不减。许士杰和梁湘，还有王越丰同志，带着十几名省筹备组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从海口到达三亚，在鹿回头市委招待所住下。随即召来三亚市党政军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陈人忠书记首先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汇报《三亚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其实已经不是局限于县级三亚市范围了，但当时的陈人忠只能把话“点到为止”，因为他还没有权力去把三亚延伸到地区级市的权限范围内。

许士杰和梁湘等人则不一样，他们的心目中，此刻已经把三亚定位为未来海南省的三大经济板块之一了，其余两处是海口和东海岸的洋浦港经济开发区。

“海南省马上要正式对外公布了。建省的历史性任务将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们说说，三亚的未来将如何定位？”学者风度的许士杰，一上来就把话题交给三亚的同志。

“正如我在汇报中向省领导同志报告的，我们认为，三亚的优势，就是自然风景美，得天独厚，特别是热带自然风光，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认为，发展旅游，把三亚建设成为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未来的三亚定位。”陈人忠见三亚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这儿来，于是又将方才汇报的提纲中所言及的一个突出问题重复了一遍。

“还是请梁湘同志发表高见吧！他在深圳特区干过，思路开宽，眼界高嘛！”王越丰同志说。

梁湘直了直身子，说：“好，我谈一下看法。建省后的海南，其重点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工业所在地。二就是三亚了。再者是洋浦港。三个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经说了，是省会城市，洋浦港是工业经济区，将来海南的主要工业应该集中在那里。那么三亚如何发展呢？我原则上同意陈人忠同志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所给予三亚的定位，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三个关键词是：热带、滨海、旅游，基本上概括了三亚的地理与资源优势。三亚不能有大的工业，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亚除了这三个特点和优势外，我们的目光应该把三亚放在更宽泛的高度去认识它。三亚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和热带资源，它应当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对啊，三亚应当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我们三亚就不比人家差嘛！”

众人情绪振奋。这一天，鹿回头宾馆内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氛。

11月20日，国务院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设立民族自治县和三亚市升格为地区级市》的批复文件正式下达。这消息，让三亚人彻夜难眠。

12月31日，三亚市在市委大楼前，举行了历史上最隆重的庆贺仪式。有5000多人参加的“热烈庆祝三亚市升格地级市大会”在此召开，这一天，标志着三亚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刘名启，三亚升格地级市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也是三亚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两个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由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省委书记、省长陪同下来到三亚市一下子升任为厅级领导的人，有点儿像当年的三亚县级市一下子升格为地级市一样。适应不适应，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历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亚市开过升格庆祝大会后，随即就是百业待兴的工作。

当时的三亚虽然也称“市”，其实还只能算个小渔港而已。除了一条日本人在时就修的“解放路”外，整个城内再也找不到第二条500米以上的道路了。游客同样非常少，那时到三亚旅游，既无飞机可乘，在海口摆渡过琼州海峡也不是每天能抵达岛上。

建市难，创业初期更难。许多干部不难克服不能与家人团聚——据说，一到周末，就有几十部汽车浩浩****地从三亚往北开，原因是多数从州府到三亚工作的同志的家还都在老地方。“与家人不能团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三亚的工作条件太困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地方办公，没有地方住。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岁的“老机关”们谈起往事感受最深。

没有电，是因为三亚历来缺电。没有水，也是老问题。三亚有个水库，是日本人在的时候修的。三亚建市初期曾经出现过满城打井的“群众运动”。其情景壮观而热闹，又非常可笑。设想一下：一个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来维持吃水和生活的话，该是何等的艰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亲自调来的一位具有特区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作风大胆而泼辣，事业心也很强。他到任后就想改变一下三亚落后的城市面貌，换了谁当市长看到同志们满街打井过日子的景况都会揪心的，都会痛下决心改变旧貌的。程浩请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设。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开战幕，数百名建筑工人和几十台挖土机械组成的建设大军，将整个三亚仅有的两条主干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们惊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担忧。欢喜的是总算盼来了马路拓宽的日子，担忧的是咋弄成东一个坑、西一段洼？啥时候能出现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马路呀？

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刘名启被任命之时，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亚视察。三天后，老将军走了，刘名启走出办公室，下乡去了。市委办公室负责人急忙说：刘书记，您下乡得派个秘书，您看谁合适？刘名启一愣：秘书？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呀！办公室负责人笑了，说你过去是县委书记，现在你是市委书记兼市长，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个秘书跟着。刘名启淡然一笑，说：算了，我还是老习惯，不用配秘书。

市委书记不配秘书，成为刘名启时代的三亚的一种作风，所以其他市领导也都没有秘书。“任职时，省委领导陪着我从海口出发，摇摇晃晃走了近一天时间，一路上我感觉越走越远，怎么三亚那么偏呀？再看看当时的三亚，确实很落后，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当时的三亚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广东中山、东莞的一个乡镇的水平。我任职后马上下乡，一方面我过去是当县委书记出身的，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在行，另一方面当时三亚的羊栏镇刚出了件事，是民族纠纷的事。我头天到了崖城，这个文化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即与镇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同志商议了如何保护古城的思路。但是头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当地干部在一条河上筑坝。这河是灌溉河，筑坝是为了发电。发电固然是需要的，可筑坝后影响了灌溉可是件大事。听崖城的同志讲，这里是三亚主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农民们种粮种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于断了生路嘛！我一看觉得这筑坝有问题，就对当地的那个书记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问问你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经过专家论证没有。那个书记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啥都准备好了，你刘书记只要来给我们剪彩就行了。我缓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剪彩晚几天没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再说。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几个搞水利的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也把负责筑坝的那个书记请来了，结果大家一议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的事，技术人员们一片反对声。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三亚在当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对待农业万万不可违反科学规律。”刘名启对出任三亚领导初期的每一件事记忆犹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栏镇的治安。这里的闹事，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发生在我们三亚，我们自然很没有面子，必须着手狠抓。三亚地理特殊，历史上就是经常有敌特活动的地方，社会背景复杂，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会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三亚的发展。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还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最后把事态扩大化，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查其事发的原因时，发现都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老百姓被个别坏人挑拨，所以出现了聚众滋事。这也是三亚历史上的老问题。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责任。同时，还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里的警力不足。几万人的一个辖区，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还住在城里，加上平时有个把人生病什么的，真正值班的经常只有一个警察，这对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方显然是个问题。我调研后，即向公安局负责人提出，是否应该增加警力，包括对重点地区的派出所提升级别，扩大编制？我的意见及时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认可，很快这里的派出所扩大了编制，达到了15个警力。同时对警察加强了责任制，又通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结果我在三亚任职的5年间，羊栏镇就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治安问题。”

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了还是刘名启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亲自布置和带领下曾经在羊栏镇地区开展的一场大快人心的“扫黑”活动。然而我在“三亚历史大事记”里仍看到了这样一项记录：“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组织公安干警和党政干部394人，到羊栏镇地区开展打击贩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的行动，缴获各种枪支508支、子弹633发、组装火炮3门、军用手榴弹19枚。”

这是1998年啊，一个小小的三亚羊栏小镇，竟然一下子缴获这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亚除黑之前的复杂形势与社会治安。

三亚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了一些历史原因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历史原因外，海南省刚成立，凡当时去过海南的人都见过那股“海南淘金风”，着实吓人。那时仿佛谁只要到海南，就能发大财，结果数十万人一下子拥到了海口和三亚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发大财、想干大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

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