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他们回来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一些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的波涛里，在诡谲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拥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似乎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东莞这块土地。因为在这里，即使一滴滴苦难的泪水，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结成一颗颗闪亮的珠宝。

谁曾料想过，1962年那个长长的浩浩****的逃港队伍，在16年后竟会化成一座从这头到那头的桥梁？！

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桥梁！

正是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又反回身来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为东莞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你听，他们在1962年匆匆逃港时悲怆的脚步声，和16年后东莞改革发展前进的足音重叠在一起时，合成一首何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啊！

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然而，记忆依然是沉重的。关于1962年5月东莞那场大逃港的高峰场景，许多亲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笔者描述过——

据说为了庆贺英国女王诞辰，香港将打开边境大门，听到消息的东莞人已经来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拥到通往宝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匆匆赶路的人们大多头上还戴着种田时的斗笠，个个面无表情。他们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前程，他们匆匆赶往的将是同一个目的地：宝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时有各个公社的手扶拖拉机急匆匆地开过来，公社干部们扯着嗓门吼着：“虎门的人跟我回去！”“长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没人理睬，人们把斗笠尽量压低，脚步迈得更快……

在这条长长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瘦弱的身影昨天还坐在虎门中学的课堂里。夹杂在疯狂的逃港人群中，这个17岁的少年内心充满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前程，也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命运将怎样地变幻莫测，更不知道又一个17年过后，他将成为中国农村“三来一补”的第一人，为他家乡的经济发展写下极其浓厚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张光。

作为一个逃港人，能改变自己命运已属不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都不要想。然而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却偏偏在东莞发生着。谁敢想象，这次疯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变东莞后来的命运。

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敲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顺利地逃到了香港，后来我又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渐渐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后来就慢慢做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遍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000至10000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