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两江汇合之城，路很陡、很难

关于重庆，无论你用什么词汇描绘她的特征，上帝早已把她铸成一座与江与水密不可分的山水之城。山是城，城是山。城在水中走，水在城中穿。这就是重庆的地理特性，是全世界无数大都市不可比的“独美”。

“独美”之处，也必有独险之路。

在直辖市成立的欢庆锣鼓声落定之后，沉静下来的重庆人发现，自己的“直辖”之路，其实比山城的“蜀道”还要难——

8.23万平方公里面积，除主城区外，多半是广袤而贫寒的山川。说其广袤，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特大城市有重庆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一个城市的区域范围能够延伸至1000公里之外，惟重庆市。说其贫寒，是因为一个城市里竟然还有80％以上的农村人口，而这80％的农业人口中光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就有12个，省级贫困县8个，贫困人口达366.42万人，在这些地方，穷到什么程度，国人、世人不可能想象得出：农业方式是刀耕火种的，住的是山洞石窟，吃的是石磨野炊……

重庆直辖市建立初期的农村是这样，主城区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几百万人口基本上都挤在渝中那一块巴掌大的小岛上。与外界相通的路只有刚刚修好的一条“成渝高速”，而整个重庆主城区的交通之堵，堵到令市长蒲海清无法容忍的地步——市政府要开个会，说是九点，参加会的人能九点半到齐就是阿弥陀佛。有一次一个区政府负责人十点半才赶到。市长气得直想骂：都快吃午饭了你还来干啥子？这位区干部哭丧了脸对市长说：我从家走的时候八点不到，可一路堵车，到袁家岗后，就根本走不动了……市长再也没了话。是啊，重庆这个熊样，如果再不迅速改变，我们还对得起谁呢？我们还有啥脸称直辖市？

市委书记张德邻平时一身浩气，都说他仪表堂堂，中气十足，可每回市委召开常委会时，他最受不了的是屋子里冷得浑身直打颤。“我最受不了的是开常委会还要裹着军大衣”。他见了也是刚从黑龙江调到重庆任电力局局长的叶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苦。

但重庆直辖市成立之初，最苦的就是没有钱。

这个时候，重庆除了366万多农村的贫困人口没饭吃，还有100多万企业工人的工资没有拿到，还有80％以上的国有企业仍在大幅度地亏损、大亏损……难怪蒲海清第一次见李鹏总理带了那么多国家政府部门的“财神爷”时，连珠炮似的伸手要钱，惹得总理怒斥“你蒲海清不许再说了！”

中央大员不是不了解重庆，但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让你重庆成为直辖市，目的是什么？是让你发挥重庆特大城市的区域优势，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是什么？当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能带动和辐射到周边的经济极。你经济中心只知伸手向中央要钱，要你这个直辖市干吗？

然而张德邻和蒲海清二位主管直辖市的领导，此时不哭穷不行。全市60来个亿的财政，光供各级党政机关和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干部职工饭碗都还有缺口，这市长书记不向中央伸手还能向老百姓伸手？

挨完总理的训斥后，蒲海清市长真的转身向百姓伸手了——

重庆直辖市成立，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开一次庆祝大会。放在哪里？自然放在最著名的重庆人民大礼堂呗！因为这是重庆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最高活动地，如北京天坛式的宏伟建筑是当年邓小平、贺龙等当年执政西南局时盖起的一大标志性建筑。可四十多年过去了，它显旧显破了，需要修缮一下。

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我们带头捐款，发动群众捐款！”书记和市长在这一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于是，直辖市成立前后的第一个鼓舞全市人民斗志和信仰的是捐款修建人民广场的实际行动。于是，一个以捐款为具体行动，主题为“认识新重庆、热爱新重庆、建设新重庆”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新直辖市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那情景我们仍然历历在目，大伙儿热情特别高涨，虽然我们不富裕，可一听是为了建人民广场，建自己的新重庆，我们都愿意尽一份力量，我们全家都捐了款。”一位市民告诉我。他家当时捐了2000元，而他家总共积蓄不到4000元。

捐款的热潮持续了很长时间，全市共收到各界捐款800多万元。如今，在人民广场的一个醒目处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当时捐款者的名字及数目。

在市民们的巨大热情支持和鼓舞下，建设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占地2.3万平方米，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锻炼身体和集会为一体的人民广场。

这仅仅是“新重庆”建设的一个序幕，紧接着的解放碑商业区的建设、朝天门的改建工程，一项项旨在与脏乱差和“小县城式”的旧重庆告别的新重庆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面铺开。

新直辖市的路，如同蜀道，又陡又难。

叶明，1997年5月调重庆市电力工业局任局长的东北干部，原在黑龙江省任电力工业局副局长。

重庆电力局现在是重庆最牛的单位之一，你只要看看他们在渝中半岛上的那座高耸云霄的“重庆电业”大厦，便可知他们的实力了。

“可我刚来重庆时的情况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老叶对当时的重庆记忆太深刻了，“整个重庆市区，电网破旧严重，电力供应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过去是四川省电力部门管着重庆的电，直辖市后重庆自己的电力系统基本没有，而分家时别人又没把这一块切割移交过来，重庆因此成为无电源供应之市。仅有的一个电厂，由于设备陈旧，一动就亏。1997年，全市电力系统亏损额是1.32亿元。电业部门在其他省市都是聚钱的巨富，要不社会上为啥称其为‘电老虎’！可在重庆，电业部门则是亏损大户，说来别人不信。”老叶回忆当年，一副哭笑不得之态。

叶局长新来乍到，不想挨重庆人的骂，可那么可怜的电源供应量——重庆实际电力需求量应为400万千瓦，可当时全市的电力资源只有200多万千瓦。重庆又是个老工业基地，那些老厂效益不怎么样，可用电却像张着血嘴的老虎。再加上重庆又是个有名的“火炉之城”，一到夏天，拉闸停电成为家常便饭。别以为冬天就不停电了，冬天停电在当时的重庆也是常有的事，啥原因？还不是电路老化！

“创业的路，陡啊；创业的经过，难啊，有时真觉得像蜀道一样，难于上青天。”老叶感慨道，“我刚来时重庆只有30万千瓦的机组，主要电源的重庆电厂又是个三天不出事，到了第四天人人都要吓得头发发直的烂企业。电厂一旦出事，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想有电，就必须先有钱。新直辖市的重庆，偏偏又没钱。怎么办，我凭着自己的老关系，跑到北京向老朋友、老领导面前求情去，国家计委和国家开发银行及电力部给了我们贷款，于是我雄心勃勃地回来做电业，一是改造电网，二是建一个水电站。而那个时候恰逢全国电多了，国家对上马新电站控制很严。可上面哪知道，重庆偏偏缺电。在这种形势下，我要上马江口水电站，建三台10万千瓦的机组。张德邻书记和蒲海清市长他们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这样我也就胆子大了。在逆境中上水电站这样的敏感项目，是要冒风险的。我不怕，我想重庆建电站是符合重庆实际情况的。可在具体工作中，许多事是难以想象得到的。比如我们原来请了一个权威设计部门，他们搞了个30亿元的工程项目预算。30亿呀，成本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就重新找了个设计院再给水电站预算规划，结果是通过科学、精确的预算和施工，18亿元就能拿下整个项目了……

“江口电站三年建好，正值重庆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当时也在大发展，可其他地方缺电严重，而我们重庆由于及时采取建了江口电站和扩建了白鹤电厂，及重点完成了重庆电厂的改造等措施，新直辖市的电力供应一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了电，城市和乡村就明亮起来，工业和交通、电讯和教育等等行业都活起来了。人民的生活也变得多彩了，现在重庆人的夜生活全国出名，是因为重庆山城的夜景太美，夜景靠什么？当然要靠我的电喽！”叶局长十分自豪地站起身推开窗户，让我欣赏采访当日的重庆夜景——那真是灯的海洋、灯的世界、灯的美轮美奂……

“1997年时，重庆主城区的拉闸限电是5821次（条），到2000年时已经降至82次（条），2001年为零次（条）。”叶明老局长最后给了我一个可以比较的数字。

与电力产业一样，直辖市成立初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突飞猛进。比如通讯投入，直辖头5年的总投资达207亿元，平均年增长40％，大大超出全国同行业增长的速度。

何止是电力与通讯，空中港口和黄金水域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短时间内旧貌换新颜。奥体中心、图书馆、大学城和彩电中心广播电视地球站、广播发射台、三峡博物馆和大都会广场及沙坪坝绿色艺术广场等大型公共设施也纷纷建起。至2002年4月的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在重庆召开，这是重庆直辖市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风采的盛会。与会39个国家代表们对诞生才几年的中国新直辖市的惊人发展，赞叹不已。

亚洲议会和平会议在重庆的召开，预示着中国新诞生的第四个直辖市开始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而充满光芒的风采……

6.舞动的彩虹很美、很壮观

重庆之美，是一种带着山城特有的伟岸之美和雄性之美。你假如伫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处的朝天门的底足往上仰视，那巨轮般的渝中半岛上起伏跌**、直耸云霄的楼群与车水马龙的彩虹般的快速道、轻轨和左右两江码头上鸣笛起航的船轮，你会感觉这是天和地一起在旋动的世界；假如你再回头向渝中半岛的南岸望去，那叠翠尽染的青山绿岸，那多姿多彩的食坊茶阁，那繁星落地的江边灯街，你会仿佛进入了另一个风光旖旎、美轮美奂的诗画仙境之中……

直辖十年，也是最让人感觉重庆最美的十年。正是因为她的美，让重庆每一个人感到自信和自豪。

而我说重庆之美，完全是一种波澜壮阔的、奔腾不息的飞速发展之美——这美，简直不可思议。

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重庆视察。他将中央拟将重庆建成第四直辖市的战略意图悄悄地告知了重庆领导。当时的重庆领导自然兴奋不已，当他们再向总书记讨教今后的重庆发展方向时，这位操着上海口音的总书记大手一挥，说，你们应该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是说，中央希望我们重庆成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呗！也就是说要我们迅速发展成为像长江中下游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都市一样，担当起国家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呀！

在迎接直辖市建立的兴奋之余，重庆人开始看着自己拥挤不堪、到处都是那些扛着扁担的“棒棒军”和行速如牛的公交车时，不免有些迷茫和失落……

重庆落后了几十年，现在能赶上其他直辖市吗？如果成不了长江上游的第一大城市，又怎能担当起“经济中心”的重任呢？站在干裂的朝天门江滩上，重庆人三三两两地簇拥在一起长叹短吁着。望着破旧的码头和无法与深圳、上海等城市相比拟的几幢参差不齐的大楼，他们甚至怀疑重庆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辖市……

新直辖市真的很大，3002多万人口，仅此人数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大城市。可这3002万人口中真正有“市民”身份的仅占19.1％，有80.9％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而且大多数是山区贫困人口！这些直辖市新市民有的是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的农民，他们出门还要坐马车，住在甚至是山洞和牛圈式的草棚……

重庆何时能赶上别的直辖市水平，一时成了压在重庆人心头的千斤重担。

1999年6月，从福建调任重庆的新市委书记贺国强来了，他带领新一届市委和市政府提出了“负重自强”的新“兴渝富民”战略决策，开启了直辖市建设的真正“大手笔”时代。时任常务副市长的王鸿举跃跃欲试，大有一番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这个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城市经营能手的经济学者型领导干部来到重庆任职，他就是后来任副市长的黄奇帆。

王鸿举市长和黄奇帆常务副市长搭配，加之其他市领导组成的团队，同心合力，从此使重庆城市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到底是上海来的人说话也不一样。重庆的干部对初来乍到的黄副市长所说的话记忆犹新。黄奇帆大体这么说：重庆城市建设要赶上其他直辖市的水平，每年至少得拿出1000个亿到2000个亿才能有所作为，而我们现在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和目标去努力。

上海人真牛，牛皮能吹到天上！对新来的黄奇帆副市长不屑一顾的大有人在，但事过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位曾经把浦东建设得漂漂亮亮的上海人所说的一切都变成了重庆的现实：新直辖市真的完全变了样！短短几年，一个全新的重庆让重庆人自己都感到目瞪口呆……

面对如此的巨变，人们立即会联想一个问题：重庆哪来这么多钱建设如此漂亮美丽的城市呀？

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到市长王鸿举和副市长黄奇帆面前时，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也很得意地告诉你说：那是因为我们比较成功地推进了城市建设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并且有了“八朵金花”的真干实干的具体运作措施。

新的投资融资体制？“八朵金花”又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你要认识重庆，你必定先要看足了重庆之美才会认识得透彻与深刻——

我感觉中的重庆新城，其实更像舞动的彩虹，她流畅洒脱，宛转有致，端庄灵秀，生动活泼，风情四溢，炫目光亮，充满内容，又最具动感和变幻……

到重庆的人都会有种特别的感慨：这里的桥太多！简直是个桥的城市、桥的世界！那么，重庆何时变成“桥都”的？

被称为重庆“八朵金花”之一的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老总华渝生，正是重庆“桥都”建设的见证人。

1953年出生的华渝生，是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曾长期担任重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经济学科带头人，出任过重庆经济管理学会副会长、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之职。2001年6月，正处直辖市大发展的时刻，华渝生调任重庆城投公司当总经理。5年时间里，华渝生领导的城投公司，实现了与重庆城市一样发展的“不可思议”式的巨大变化，公司资产从开始的80亿元扩张到今天的460亿元，公司的净资产也从20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70亿元。而这样的变化和实力，使华渝生的“城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西部建设领域投资实力最强的“老大”，率先成为西部经济在此领域的一个“增长极”。

2001年，华渝生来到城投公司，当时的情形并不好。上班的第一天，他的手机就被人给打爆了。“当时我们公司背的60多亿债务中有18亿的到期债务，其相当部分是以前委托证券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现在到期了，证券公司拿不到我们企业的支付款，就付不了前来兑现证券的老百姓，这老百姓还不闹起来！证券公司就只好在证券大厅里贴出布告，说你们要钱可以找城投公司，然后又在布告上把我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手机、电话都写在上面。这还了得，那些要兑现证券的老百姓就拼命给我打电话。”

“证券公司也够缺德的。”笔者说。

“不能怪人家，责任还在我们和政府方面。”华渝生说，“后来还是政府出面化解了这笔企业债券的还付资金。但从那时开始，特别是黄奇帆当副市长后，提出了新的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思路后，我们才真正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彻底解决了过去那种靠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

水流动了，就会有江河；江河流动了，就会有湖泊与大海；有了湖泊与大海，我们的世界就壮美和多彩了。

在新投资融资机制影响下，城投公司完全进入了良性状态。紧接着，城投公司又将几年前融资建设水厂形成的债务与市水务集团同步实施重组，借全市自来水提价之机将债务随同原本就管不了的资产剥离给水务集团，不良债务变成合理债务，又一下甩掉了8亿元的债务包袱。

进入2002年，市政府调整发展战略，赋予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三大职能：城市建设筹融资的总渠道，主城区路桥建设的总账户，城建资金筹集所需土地的总储备。新的职能，给“城投”发展插上了翅膀。华渝生这位经济学家和管理行家也从此有了做“大手笔”的可能。

这年下半年，信用状况已经好转，并有了可靠偿债资金来源的城投公司，经国务院特批，向全国发行了15亿元为期十年的企业债券，这既是重庆企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也是中国西部12个省市区中第一家经中央政府特批的、向全国投资者发行并第一个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券，它标志了城投公司开始面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使新直辖市的建设融入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大潮之中……

这一年下半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新一代领导人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高度，开启了西部大开发的航船。重庆作为西部的惟一的直辖市，无疑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契机。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正是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依靠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决策先期优势，频频向那些影响重庆整体发展和西部建设的大项目“揽活”，诸如万州机场、黔江机场，接着又成功盘活了“渝开发”等项目。

华渝生最得意的还是他们城投人参与建设了令重庆人引以为自豪的那么多大桥。从石坂坡大桥复线桥，到菜园坝长江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从鱼洞长江大桥到朝天门大桥……城投人将巨龙舞动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沸腾的世界，哪里就呈现一个繁荣的天地。

新重庆的大桥建设史是一部城市建设史，同时又是一部世界桥梁建设新史，作为“桥都”的重庆，本身就可大书特书。

然而，它也只是整个重庆直辖以来的巨变沧海中所泛起的一涓浪花而已。

7.一轮新太阳

古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中国民间故事人物阿凡提说：给我一滴水，我就可以送给你一个太阳。

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则对中央说：给重庆一个政策，我们就可以让石头变成金子，让长江和嘉陵江水成为新直辖市生命的血液……

好啊，中央的政策尤其是部署西部大开发之后，“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早年，江泽民就这样鼓励重庆人。

国家西部大开发，给予了西部最大的政策是：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重庆人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改革的步子也比以前迈得更大了。然而，成立直辖市之初的几年里，重庆面临的困难远比其他城市和省区要艰巨得多。一句话：囊中羞涩，却又要干出名堂。但十年过去后再看今日重庆如此生机蓬勃，一片繁荣富强之景象，外人也许永远无法想象重庆人是如何从穷市到有钱、到又快又好建设起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美丽似画的城市与乡村的……

新直辖市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每届的领导都在前一届的基础上更加拓展思路，更新观念。近几年，市政府根据直辖市大规模建设需要，相继成立和整合了实施政府运营职能的八大投融资公司，它们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这就是在重庆享有美誉的“八朵金花”（加上后来成立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在已是“九朵金花”了）。这些国有公司代表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承担着不同的行业职能，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机制，开足马力，全方位运营，为直辖市的建设发展起着“撬动地球”般的杠杆作用。

何智亚，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董事长。在到渝富公司之前，他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再之前是渝中区政府副区长。2006年6月，这位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受命来到渝富公司。

“重庆直辖十年，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我是经历和亲身感受着直辖市这十年的每一个巨变过程的人，特别是在城市的建设发展方面。”我们的采访，勾起何智亚的侃侃而谈，“我们重庆现在一年投放在固定资产上的资金，是直辖初期的好几倍。2006年就接近2500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过去我们几年十几年建一座大桥，而且一座桥往往要花六七年时间，如今重庆主城区同时在建设五座长江、嘉陵江特大型桥梁，投入120多个亿，你说这种变化不是天翻地覆吗？”

何智亚骨子里是个学者文人，谈起一年重庆市用120亿元建大桥时那两片眼镜后面的双瞳闪着关不住的激动和兴奋。

不是说重庆成立直辖市时穷得没多少财政可使用的吗？不是说“第四直辖市”的经济实力还比不上沿海一个中等地区级市的水平吗？为什么仅过几年，重庆就那么有钱去进行基础设施大投资呢？这是个谜。

揭开这个谜还得从“八朵金花”的运作实效中去寻找。我们就从重庆渝富进行解剖吧——

在早先的“八朵金花”中没有重庆渝富。重庆渝富公司是2004年3月18日才挂牌的，但它的发展却极其惊人。当时市政府批准它成立后，与其他几朵“金花”一样，归市国资委管理，属市重点国有企业。市政府以市财政局持有的国有股权和经评估后的国有土地资产10亿元，组成了这样一个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政府授予渝富公司三项职能：一是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主要是债务重组与资产重组）；二是土地收购与经营；三是战略投资。

“公司成立仅3年，渝富公司的资产已经发展到拥有150个亿！仅这一点，足以说明当时市政府的决策之英明正确。”何智亚自豪地亮出家底。

“这么厉害啊！”联想起这阵子一路采访中所见所闻的这些给新重庆带来巨大影响的具有地标性的建筑和公共文化场所，笔者不由从内心感到无比惊叹：一个公司用三年时间运作成功，并干了不少大事情，这难道不是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渝富公司成立后在消化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为重庆国企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我们知道，重庆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它的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是工业经济效益十分落后，到2000年才实现全市扭亏为盈。但在国有企业三年扭亏为盈的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加之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当时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光重庆工商银行一家就有157个亿。2003年，市政府与工商银行谈判，提出用整体打包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来处置工商银行的157亿不良资产，工商银行自然非常高兴和支持这一想法。但一涉及具体处置时，谈判就极为紧张和艰难。银行当然希望得利高一点，政府方面则希望低一点。最后还是共同的“直辖市利益”使政府和银行间达成共同意见。后报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的批准，并给予了22.5％的平均受偿率，使重庆市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皆大欢喜。

“然而，这157个亿的不良资产，涉及到1160多家企业，全市工商银行的所有机构若要与这一千多家有债务关系的企业一家一家地谈判，商议解决这一百多亿的不良资产，那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而且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最后还会拖出许多没有处理掉的尾巴。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组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处理这项工作，渝富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何智亚把“渝富”出生的过程作了介绍。

新成立的渝富公司担子不轻，它起名的初衷含义是让重庆富裕起来，可干真活的时候却是负责处理债务。一千多家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怎么弄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原先的157个亿不良资产，按22.5％的平均受偿率也得要30个亿的钱呀！首先得弄到这30亿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不良贷款去掉50亿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的外，还有107亿，这107亿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第一批市级企业117户，共80亿债务，渝富公司用17亿资金从工商银行那里收回了债股权，并以基本平过的价格处置给了企业。到2004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银行和企业都非常满意。涉及的抵押土地和房屋，以及价值10亿元机器设备，大部分也由原企业购回。2005年初，548个区县级的企业债务也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基本处置完成……”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

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而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在直辖市建设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果。但重庆的房价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它使我们重庆像一轮新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充满朝气和活力！”

说得多好啊！在城市投融资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年的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决策，带给新直辖市的难道不正是一轮新太阳吗？

今日之重庆，正如一轮新太阳，那新太阳的光芒，多彩而生动，热情而奔放，每丝光芒中都带着金色的深沉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