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政府为了“搞活”而建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看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我去找他们。”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着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纶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读者读到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义。一是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场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到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可以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