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双方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元新币——一元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一般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做‘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总算临时有了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几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工业园区筹备时是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市里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没有高工资、好待遇，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有次在干部大会上很严肃地讲:“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就基本上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带出来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主动关心园区大建设的热情。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营管理与现代化城市运营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