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正在高新区采访，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晚上一定让我见见一个人。他便是我在当晚饭桌上认识的王振明。这位王振明文质彬彬。他说他第二天要回美国——老婆、孩子都在大西洋彼岸等着他过一个什么节。宣传部的同志向我介绍:王振明酒量一般，但他干的事业却了不得，而且是苏州高新区的留学归国专家的“博士王”。

王振明听人如此夸自己，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说:“我在苏州高新区算个啥？人家资产比我高出好几倍的有的是，我只能算小拇指……”

“他是怕露富。你只要打听一下，生物、医学领域里没有不知道‘捷美’的。”同桌上的博士们抢着要灌王振明，说如果他不向何作家说实话，就保证当晚让他出不了门。为了不影响第二天飞回美国与妻子、孩子的团聚，王振明只好“投降”，于是我乘着众博士开心喝酒时，进行了“酒场采访”——

“六后”的王振明在16岁时，正逢“”后的首次高考，因为是农民苦孩子出身，又遇众多“老三届”在考场作竞争对手，所以少年王振明只敢报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物理系。尽管如此，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还是欣喜若狂地在老家的田埂上蹦了起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苏州大学留校当了两年教师。这时正逢“留洋”大潮，王振明的心也跟着浮了起来。公派没他的份，他只好靠自己拼搏。考托福时，26美元也是向老师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向老师还这26美元呢！老师不要我还，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已是亿万富翁的王振头至今藏着这桩事。

“你给苏州和苏州大学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无数个‘26美元’了！”酒桌上，苏州大学的朋友们凑过来说道。

王振明依然满脸不好意思地喃喃道:“这是两码事，两码事。”

我开始对眼前这位“海归”博士刮目相看了，而当他向我细述自己的留学过程和抱着对苏州高新区的“好感”在狮子山脚下仅用短短几年创出的一番伟业时，我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1987的春天，对王振明来说格外温暖，他单身宿舍窗口的紫藤叶婆娑地向他招手，一阵喜鹊叫，邮差举着一个英文写的大信封对他说:国外有人给你寄信来了。

王振明的心跳得怦怦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了——因为他没有外国亲戚朋友，只有一种可能:他被国外的大学录取了。果然如此，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通知他去入学。

一个身上只揣着274美元的中国青年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冒险飞到了大洋彼岸，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求学的长途跋涉……

1993年，王振明已经是个学了15年物理学的“洋博士”。

“我相信，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人再能找到工作了。”毕业初，王振明曾这样狂言。果真，他同时被加州的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美国西南医学研究中心休氏医学研究院录用。

王振明最后选择了比前者薪水少一半的后者。然而“清贫”的休氏医学研究院在王振明看来是个取之不尽的“富矿”——因为这里有“用钱买不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员”，10年中这里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拥有30余位国家院士。王振明被聘为该生物医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在这里获得了学术上的质的飞跃，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不起眼、日后却成为他全球系列产品中独家经营的小产品——花300美元成本便研制成功的一种专门收集、储藏蛋白晶体的器皿，而这靠的也是王振明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及对生物医学的潜心钻研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