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乡”比“阿拉”吃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苏州农民们的聪明和闯劲，改变了几个时代的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人听了他的课和赚钱经验，时常目瞪口呆，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时候城市的职工和市民过的日子并不怎么宽余，也就刚刚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冰箱、抽水马桶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开着“大林肯”招摇过市的绝对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就听说，有上海剧团某女名角欲“下嫁”苏州的乡镇企业家，条件是:一幢别墅，一辆“皇冠”。“不就是三五百万嘛！”苏州乡镇企业家中有几个一些的家伙对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属于“档次高一点的人”，他不换老婆，但他要换自己的身份——在家当农民、当乡镇企业家，而到了城里他是教授，开林肯车，身边外带秘书，这在当时是最阔的那一族。我的这位老乡牛就牛在他当教授可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广受大学欢迎的真教授。

他头上冠有几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被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乡镇企业家；第一个出书的乡镇企业家。够牛！“我叫袁勤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现在的这个厂过去是个小水泥制品厂，就是做些水泥楼板一类的东西，最好的一年也有过30多万元的利润。但后来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开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来一个客人十个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后负债15万元，可固定资产只有13万元。后来我接手该厂，觉得不能这么干。乡镇企业也得有个发展不是？有人说农民办厂多半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我不服，于是就试着上任了。企业好坏，人是关键。于是我慢慢摸索并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方法。概括起来两句话: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准干部向下面的人说‘调动’积极性，而是要求他创造有积极性的环境和气氛。我们这里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不像国有企业，开除一个人要报好几级组织批准，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开了他。但我从不用这样的权力，我靠宽容来软化和教育那些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从不看档案，我只看他的表现。他表现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现在出去讲课，十天半月不回厂，也不会有问题，企业生产照样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勤生时，他在现场给一个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讲师授课时所说的一段话。

当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听课的那些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他们个个神情兴奋，满脸不可思议——

“对人讲宽容”、“用人不看档案”，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就像今天我们听“神舟七号”飞天那么新鲜。

袁勤生在苏州乡镇企业家中算非常另类的一个，而且至今人们对他仍有争议。多数乡镇企业家是纯粹的农民出身，或者说是农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头脑“灵光”(聪明)一点的人，但他们都带着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与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赚钱是他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于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益，即账面上的钱数，而这种思维导致的直接管理行为是抓工人们“手头的活”、抓工厂“供销账本上的数字”。这都没有错，乡镇企业毕竟是“企业”嘛，市场经济离不开数量、质量和效益这类基本要素。但撰写的《资本论》告诉我们，企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实现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须注意，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创造所有效益和数量、质量的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要素。在毛泽东时代，人们通常把实现这种要素的根本管理行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在苏州乡镇企业发展史上，有人就开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并注重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