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谁也不说话了，留在走廊里的是一片叹息声。

这天晚上，小李从广州给我挂了长途电话。我一听赶忙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哼，她这个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泽东气愤地将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诉他别生气了，看在我的面上，让小李马上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离她远远的，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李连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江青这个人确实惹不起。毛泽东都常常不愿跟她在一起，因为是夫妻，面子上有时还不能做得太绝，所以毛泽东采取了离你远远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毛泽东是主席，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卫士就不行了，有时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卫士中她平时最喜欢的田云玉去陪她。江青外出总要带几件必备用品：大衣、眼镜、围脖，以及坐车用的靠垫。小田刚接班，有些手忙脚乱，那个垫子没有找着，转头一看江青已经上车了，以为是她自己已经拿走了，便空着手匆匆地追着上了车。

“靠垫呢？”江青问。

小田一听，坏了，赶忙跳下车跑到屋里找，还是没找着，无奈，他又空手回到车上。

江青大发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不去，你不要去了！”

我听说后，赶忙过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不要生气了，我陪你去吧！”江青这才罢休。车很快就开了，隔着玻璃窗，我见一向在江青面前总是欢声笑语的小田，此时两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

看着小田，我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也勾起了我一段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往事：

……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为毛泽东与我这个人感情较融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江青对我也比较热情，打扑克时，只要我在，她总会安排我与她打对。这一次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为党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修的六栋小楼。他们每家一栋外，我们工作人员住一栋。从1952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这八年间经常住在这里，以后就不住了。

这一天江青照例没事干，就拉着我打牌。我一坐下来就发现江青的脸色不好。又有什么事了？我心里不安地琢磨起来，可总不得要领。越不得要领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连成似的一连出错了两次牌，刚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的使劲一掷，嗓门大得吓人，她叫喊着：“不打了！你李银桥，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今天一定让你说个明白的！”

江青这突如其来的发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护士、卫士们吓愣了，都不知怎么回事。但最紧张的还是我。当时我一听这话，脸刷地一下红了：糟了，她怎么知道我说这话？

原来，这时全国正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江青自知历史上有些说不清的事，向来就反感这类查祖宗三代历史的整风运动。这不，“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她又嘴里骂骂咧咧地躲开了，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一天问我：“江青为什么一见运动来就走呀？”我随口说了声：“她躲风呗。”

这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怎么传到江青的耳朵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江青气得一个劲儿地喘粗气，绕着牌桌来回走着，似乎觉得气不过来又跑到院子里气呼呼地转动。

我简直慌得不知怎么办，说也说不清，于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这一次江青是气出窍了，眼泪溢在眼眶里：“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呀！你哑巴了！”她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

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是徐秘书问我时随口说的。

“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一直在政治上保护你，你反倒诬蔑我。”眼泪从江青的眼眶里淌了出来。

我更加心惊肉跳。“没没，我没有诬蔑过首长……”

“没有？”江青哼了一声，“我听到的就这一句，没有听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呢？你说，你都说我些什么？”

我连连说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江青不知怎的搬出了这个问题，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小孩，新中国成立后，李敏跟她的妈妈，吃尽千辛万苦后回到了祖国，毛泽东把李敏接到了身边。江青一直对李敏的问题极为敏感，我没有也不敢在这些是非问题上插半句话，可江青搬出这个问题，更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不想说？”江青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责问我，“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叫你派车接她回家，你就不去接？”

我想起来了，那是江青为了照顾情面，周末时让我去到学校接李敏回家，可我去后，李敏这孩子说学校有事不愿回家，于是我也没有办法就回去了。不想江青以为我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唉！

“江青同志，我是去接了，可李敏她不肯回来。”我说。

江青哪能相信我的话，喷着唾沫星说：“是你挑拨后才这样的！李银桥，李银桥，你现在自己也有家了，你知道我这个当后妈的不好当，可我哪儿痛，你就往哪儿戳刀子，你还不承认！”

这是明摆着冤枉，我说：“这条我绝不承认！”

江青见我硬起来，气得跳了起来：“你不承认，你还挑拨我和主席的关系，你也不承认吗？”

上帝，这下我可没话说了。因为为了吃红烧肉的事，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逼问，我不得不把江青要我那样做的冤屈讲了出来。为此，毛泽东向江青发了火，也因此他们分开了吃饭。江青能对我不嫉恨吗？

全完了。我知道江青心目中对我这个卫士长是怎么个看法的。

别无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毛泽东，就叫他老人家“裁决”了。已是下午四点，他也快起床了。我对江青说了声“主席快起床了，我得照顾他”后，便走到毛泽东住处。

“主席，我跟江青吵起来了。”毛泽东正倚在床栏上看报，我小声报告道。

“你为什么要跟她吵呀？”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问了声。

我说：“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

“那为什么事呀？”

我就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说了一遍。毛泽东这下停止了看报，思忖后说：“看来我得出面跟江青谈谈，你去叫她进来。”

返回院子，只见江青正在打转转。我说：“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江青一听更火了：“你真行啊！”显然，她以为我是“恶人先告状”。

我心里忐忑不安，在值班室静候毛泽东夫妻对我们“发落”。“丁零零……”电话响了，我知道是毛泽东在喊我，便蹦起身就往里走。

毛泽东见我进了门，吐了口烟，说：“看来你得写检查，光靠我帮忙还行不通呀！”

“这……”我的右手搓着后脑勺，发愁道：“主席，您说怎么写呀？”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吆。”

“我是说过她躲风，可绝对没有诬蔑她的意思。”

“那你就写话说过，但绝没有诬蔑的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怕我写不好，毛泽东又随手拿了一张纸，用手指当笔在纸上画着：“这样，开头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说到这，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没有。去接李敏了，她不肯回来。交代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后先交我看看。”

“是。”

看得出，毛泽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虽然现在他要当中立的法官，但明显是要为我“作弊”。我踏实了，心头万分感激毛泽东。于是，这份检查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得特别认真。

“嗯，可以。”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暂时得到中南海躲躲。”

“躲？”

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这一“躲”就是十来天。心想，这事还真难，毛泽东出面了到现在还没解决，看来复杂呢！我心里不免又担心起来。

正在我犯愁时，毛泽东的值班室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到新六所。

“银桥，问题解决了！”毛泽东一见到我，就笑嘻嘻地说。仿佛为自己解决了一件大难事。“江青这两天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点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吗？”

我还能不明白？毛泽东在给我充好人呢！我一阵高兴：“明白。”

毛泽东摆摆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等候。不过，我想有毛泽东亲自安排，一切都会如情如愿。

“丁零零……”大约十几分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打来的，说是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赶忙出万寿路，搭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医院。一进病房，见没人，正在疑惑时，只听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知道江青在里面。果然，不一会儿，江青擦着手从里边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跟我握手。

“你来啦？”

“来啦。”

“快坐！快坐！”看到江青这般热情，我这一二十天中吊起来的心总算落到了原位。后来才知道，江青如此转变，全在毛泽东多次为我“用计”。就是刚才接到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也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间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你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吗，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就是在这种“催化”下，江青才让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而我要给江青“买”的东西，也都是毛泽东为我专门准备好的。

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毛泽东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如实将见到江青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毛泽东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因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铁证”了。为此使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江青，毛泽东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毛泽东晚年后，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开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毛泽东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到处可以出头露面。这期间，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江青基本没有什么官职，毛泽东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不合情趣，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毛泽东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对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毛泽东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有他从内心发自对江青的不满和为江青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做过这样的断定：“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会伤人。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讲的话，那时江青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但毛泽东对她却早有评判。

从毛泽东说的话和他在江青面前处理的事看，我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毛泽东对江青有许多看法，甚至有时是愤愤的看法，但他没有办法——当然凭他能扭转乾坤的伟力，什么事都并不构成对他的妨碍，但惟独对江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他妻子——尽管是一个无法同杨开慧那样贤惠、相爱的妻子相提并论。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已同江青很少在一起生活了。他烦她。江青在他身边带来的不是快乐和轻松，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唠叨和争吵。毛泽东一生为政，但对江青那样“关心”政治却感到反感。他不愿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一再提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一致同意后，江青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个正式的重要职务：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余四个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会还是晚上开的，直到天亮时才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开始他是一直反对江青做秘书的提议，后来其他常委一再解释、劝导，天也快亮了，看得出毛泽东也感到有些疲倦了，这时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东方发白了，他的生物钟提醒他：该睡觉去了。

江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迈入了一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对江青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不允许他改变他跟江青的夫妻关系，可是他依然采取“远远离开”的做法。因为江青夹在中间难办的情况，不仅对我们卫士是这样，对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这举一例——

自延安开始，为了让毛泽东能休息和散散心，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算把毛泽东的“舞兴”培养了起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周末舞会”。那时，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会议和活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除彭德怀外，都会到舞场上翩翩起舞，毛泽东也经常参加。在舞场上，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严肃，个个十分活跃，他们特别愿意在这种场合与小青年们热闹，越热闹越高兴。在舞场上，气氛特别好，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随便。

王光美等领导同志的夫人们也是舞场上的积极分子，她们的到来，更使舞场充满热烈优雅的情调。惟有一位来了，就会“大煞风景”。她就是江青。

每当舞会上突然出现毛泽东时，舞场上会呈现一片难有的活跃、轻松、奔放气氛。那时年轻女同志都希望能同毛泽东跳上一阵。可是当人们发现毛泽东身后跟着一个江青时，欢快的舞会一下变得莫名其妙的拘谨。舞伴们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平常的逗笑声、取乐声会一扫而光。大家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可碰到这种情况，他明显有些不自在。尽管他会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来调动气氛，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毛泽东背后里总对我们卫士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这种情况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舞会本来就该让大家轻松愉快，特别是毛泽东能到舞场对大家、对毛泽东本人更是希望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如果适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么办呢？看来谁都不会也很难提出什么办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是不便提出什么想法的，那些来参加舞会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么。毛泽东本人则更难处理他带来的夫人江青了。冷落江青是不行的，老让她跟毛泽东也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很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热闹。那么有哪位男士包括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普通人敢主动去邀请江青呢？显然极少和难得了。咋办？几次舞会后，我一直在家琢磨这件事，最后结论是：看来要靠我们卫士了。因为我们卫士一则全是男士，二则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三则都是毛泽东、江青辈分下的“毛孩子”，四则平时也负有照顾江青的职责。果然这个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当然不能让江青感到我们是有意这样具有“任务”感地去做的。

从那时起，我偷偷向卫士们吩咐了这样的任务，在毛泽东和江青都去参加舞会时，我们要积极热情地邀请江青跳舞，既不能冷落她，又不能让她太多纠缠毛泽东。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参加舞会时，第一曲舞毛泽东会主动和江青跳，那时我们应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呢？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毛泽东与我们配合得极好，只要他不想再和江青跳时，他会暗中给我们卫士使个眼色。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的眼色，就会马上“行动”，这样既“解放”了毛泽东，又使虚荣心十足的江青感到自己永远是舞场上不可忽视的主角。

然而，江青，毕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会在舞场上突然出现怪论、怪调，以致整个舞场又会陷入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记得1957年我们在杭州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天，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因为江青也在，所以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及我们几个卫士便一起到了舞场。

舞场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外，大多数是杭州市的几个文艺单位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毛泽东一到舞场就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跳么，好好热闹热闹。”

活泼的姑娘们正要拥向毛泽东的一瞬间，她们看到了一身庄严、华贵的江青，戛然止步。原是叽叽喳喳的一片欢笑声，顿时姑娘们胆怯地退到两边，变成了有节奏的、而实际上是死板得很沉闷的鼓掌声。

人家都感到很干巴，毛泽东更是这样感觉。到舞场里来，他是想作为一名普通人进来的，可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继续当他的领袖、主席。

惟独江青觉得正常。乐曲一起，她面带庄严、从容优雅地将手搭在毛泽东的肩上，进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确实很不错，但明显地缺少热情。看得出，毛泽东跟她跳得有些别扭。

一曲完毕，在第二乐曲再起时，我见毛泽东朝我们卫士这边“发讯号”了，于是，便轻轻捅了一下田云玉。小田是个活泼机灵且长得蛮帅的小伙子，深得毛泽东、江青喜欢。小田走到江青面前很热情、礼貌地邀请江青。江青朝毛泽东娇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卫士挡驾了，这意思很明白，毛泽东善意地微笑了一下。于是，江青和小田成了一对舞伴，于是毛泽东又被“解放”了，到了群众中。

我坐在一旁觉得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感。

突然，优美、奔放的舞场上响起一阵尖叫。“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谁在这么咋呼？我一惊，全场上的所有跳舞者也都一惊。我目光第一个任务是寻觅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朝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瞅了一眼，马上皱起了眉头。我马上明白了，准是江青干的。果然，只见远离乐队的江青双手捂着耳朵，很恼怒地朝着乐队在唠叨着：“你们声音不会小一点点，这么刺耳！”

乐队指挥十分惊慌地重新换了个曲子。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竟换了个更奔放刺耳的曲子。

“哎哟，吵死了！你们成心哪！”江青捂着耳朵直冲乐队走过去，“换换！马上换！”

当乐曲重新奏起时，舞场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压抑的气氛。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省委负责同志的一再鼓动大家要“活泼”“热闹”起来，可始终不得如愿。

回住处的路上，毛泽东没有同江青坐在一辆车上。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江青的气。直到临睡觉时，他才冲我说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江青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么话都没说。心里想着，这事我们没有办法，您老人家同样没有办法。多少事，只要江青夹在中间就搞不好，难道您老人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