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着又问了有关寺庙的情况，完后便在老和尚的领路下，参观了整个寺庙。
这座白云山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庭、阁。毛泽东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类尤感兴趣，一块一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并不时感叹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要把它毁坏了。”转头，他对县长说：“县长同志，请县里再拨一些经费，这寺庙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给它重新修一下了。”县长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上。
要告别了，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了寺庙，临别时说：“明天是九月九，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欢迎施主光临。”
“噢？明天就是庙会呀！”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好，明天我们就来看大戏。”
下山时，我见毛泽东的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看得出，他的心头又去了一桩心事——这大概就是他平时难有闲暇顾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白云寺庙这一趟，使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很高兴，为毛泽东高兴，也为明天能同毛泽东再来看大戏而高兴。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喧嚷着上山赶庙会去了。
毛泽东的兴致并不亚于老乡们，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不过，我倒是一时犹豫了：“主席，我们别去了吧？”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突然。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哟，有什么怕的么。”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要知道，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赶庙会的人都是去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还敢生是非呀？”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坚持了。
一路上，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是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民情和风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好处大着呢！”
他总是有一套目的的。在我跟他在一起的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渐渐了解到毛泽东为了同群众接触，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只要有可能，他是什么事、什么形式都愿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庙会正日，山上的人多极了。庙里庙外，香烟缭绕，木鱼声、念经声，加上庙场上的戏台锣鼓声，可谓好不热闹。
毛泽东没有进殿，只身来到了戏场。那天开场戏是山西梆子。看戏的人很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也来了，于是毛泽东就挤在群众后面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时对京剧感兴趣，现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对付。
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发现了毛泽东，于是，戏场里就**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老乡们兴奋得连戏都不看了，转身都向毛泽东拥来。还有人给他搬来凳子请他坐。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看，我一个人坐着，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这当儿，台上的戏也演不成了，演员们也挤出后幕来看毛泽东。台上台下，热烈流淌着群众对自己领袖的一种崇敬的心潮。
毛泽东有点待不住了，悄声招呼群众：“老乡亲，看戏吧，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可不是来看我的。”然后又招呼台上的演员：“你们赶快演吧，我和老乡们是来看你们演戏的呀！”这才又重新演戏了。
那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后来周恩来派人送信来，说中央机关要搬地方，我想毛泽东还会带着我多走几个村寨呢！
毛泽东是那么渴望能到他的群众中去。什么叫鱼水关系，我觉得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最好的体现。他渴望到群众中去，像鱼儿渴望到水中去一样，离开了群众，他就会心慌、烦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众中去，下了基层，他就是那样的兴奋、快活、谈笑风生。
那时，中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可如今，全国都解放了，整个天下都是他和人民的了，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他竟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能不使毛泽东焦躁、发怒？可面对高高的红墙，他又能怎样呢？
可他却不能轻易地迈出这座红墙，别说是高高的红墙，就是要从我这个卫士长身边走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时常为毛泽东难过，而更多的是同情他。
于是，我也总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我的权力，给予毛泽东一点“自由”。但这机会毕竟太少，而且我实在不敢斗胆做出这种也许会酿成比天还要大的严重后果。然而，我依然想，这种机会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太了解毛泽东了，一旦他离开了人民群众，时间稍稍一久见不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他就会发闷发慌，坐立不安。他是人民的领袖啊！
可是，现实却是无情的。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败之心，明知“反攻大陆”无望，便在美帝国主义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计划陷害毛泽东。像派飞机轰炸上海，袭击南宁的事，都是毛泽东正在那里考察之时，显然敌人是知道毛泽东的大概行踪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措施越加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因为中央认为，飞机一旦失事更无半点余地可言，所以作出了如此的决定。
后来毛泽东便有了专列，他的专列有单独的停车场，车上的工作人员是经严格政审和考察过的，而且一般不允许经常换人，以相对保持稳定，这也是从安全保密方面考虑的。
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运火车似的。大列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和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某个友好国家来个经济、文化大型团体或国内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到某地参观什么的，就都要乘坐一般专列。
单包又是一种。它一般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面。当时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一级领导都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各省、市政府副职干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据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几个主要的领导外，一般领导人的享受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过，现在坐飞机的多了，大概用专列的相对少了。
毛泽东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边巡视，就是坐专列。毛泽东的专列自他逝世后一直没有动过，一直放在京郊的一处车库里。据说，最近因为要拍电影《大决战》的一个镜头，才把毛泽东的专列特意开了一次。
毛泽东的专列除了一节软包车厢是德国进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国产车厢。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软包车厢。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厅内有沙发、桌椅。毛泽东在沿途与省、市领导谈话一般都在这个客厅里，有时在专列上开会也在客厅内。客厅旁边就是主房间。这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浴池和厕所。主房间里有一个小房间，这是我这个卫士长住的地方，因为毛泽东一旦有事，我好随时处理。旁边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住。还有个公共厕所，是我们一帮随行人员共用的，毛泽东也在此用。1956年以后，软包车厢改成了国产的，里面要比原来的大。专列的客厅和主房间是一般不允许进的，只有我们卫士和毛泽东身边带的秘书、医生才可随便出入。
毛泽东睡的包厢里，本来是张弹簧软垫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说：“我只要睡硬板床。”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他的枕头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宁到卫士瓦西里家睡觉一样，用几本书往头下一垫就睡了。天热时，毛泽东随便手抓张报纸往头下面一塞便闭眼了。
不过，生活中的毛泽东是随便的，但不乏严谨。虽然他睡觉时有赤身的习惯，但在人面前，从来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时，他连偶尔挽的衣袖也会下意识地放下来。
没有了再随随便便的“自由”了，于是毛泽东便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与一般群众接触。在专列上，本来他吃的饭都是我们替他从餐厅提来的，可他坚持要到餐厅去吃。而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到食堂吃一类的话，或像模像样地坐到餐桌上吃饭的那种讲究。我心里知道，他是想借吃饭机会，争取点“自由”，以便能同专列上的司机、乘务员聊聊天。因为专列相对安全，所以他的这点“自由”获得准许。对此，毛泽东很高兴。于是，毛泽东在专列上又开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专列上工作过的普通司机、服务员，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老熟人”，他跟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伙都愿意把心里话掏给他听，而毛泽东又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了解到了他们以外的世界。
许多人开始时都把毛泽东看得极为神秘，几次接触后便觉得他同普通人一样，和蔼可亲，并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个专列上的女医务卫生员，叫小姚，当时年龄比我还小，与我们卫士班的几名同志差不多年龄，跟毛泽东和我们卫士们很熟。她在毛泽东面前也非常随便。
有一次专列路过天津之前，毛泽东见小姚，便问：“天津有什么特产？你是天津人，应该知道。”
小姚说：“有大麻花。”
毛泽东便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狗不理呢？”
小姚很有趣地说：“听人说，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是个很精的人，因为他看到当时店铺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铺上买的人却不多，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包子起了个‘狗不理’，谁要是不买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认是狗么！”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起来，高着嗓门对我们一群卫士们说：“我们可不要挨骂。喂喂，今天小姚请客，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卫士们一听可就全哄起来了：“好好，小姚请客，小姚请客喽！”
小姚被逗得脸通红。毛泽东打趣地问：“哎，愿不愿意请啊？我的卫士可都是些饿狼呀！”
小姚笑了：“请就请。”
“我们的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画，意思是全体人哪！接着，他笑着说：“谁让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小姚说：“工资不多，可请一次客还是够的。”说完，小姚红着脸，开始掏起腰包来了。
毛泽东一见便拦住了。“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毛泽东说完，转头吩咐负责生活的张管理员：“这件事情你办一下。”
来到天津，果然有人送来一笼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张管理员说交了，并把发票给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统统到餐车，今天是小姚请客吃狗不理包子。”接着顿了顿，又诙谐地点点头：“我掏钱！”
我手下的那些“饿狼”和专列上的部分同志哄然大笑，接着便在餐厅展开了一次“不吃就会挨骂的‘战斗’”。
掏钱的“大户”毛泽东看着我们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抢着吃包子，心头和脸上一样高兴得乐开了花。
专列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志有时议论起毛泽东的外出巡视行踪。总觉得很神秘，也很神速，今天说在南京，明天也许就到了杭州，这时如有人会猜到他明天可能要到上海，可毛泽东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的行踪是绝密的，专列更如一座密不见缝的秘密城堡。毛泽东外巡时，有时到目的地后白天同有关人士谈话，而一到晚上就回到专列上。为了他的安全，他的许多活动安排被限制在专列上。毛泽东在上面找人谈话、开会、写文章、批文件，几天几夜吃睡在专列上。有人称毛泽东的专列是“走动的中南海”，确实是这样。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专列上作出的。在准备与自称是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动手时，毛泽东不是也在专列上与有关省市党政军领导“吹风”的吗？
尽管专列可以开到毛泽东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却无法满足毛泽东想在毫无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民情的愿望。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为此烦躁、愤怒。一次专列行驶在山东境内。我走进他的卧室给他换茶和整理床铺，只见毛泽东久久地站在车窗口，望着即闪而过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转身对我说：“银桥，通知专列停车！”
我感到很突兀，因为他事先说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于是，便问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乡家里吃一碗红烧肉。”
“什么，吃红烧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吃碗红烧肉干吗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到老乡家里？我便不明就里地轻声问道：“主席，红烧肉专列上也有，您……”
毛泽东转过身，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一挥手：“这个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车。”
无奈，是毛泽东的命令，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家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早已把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我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
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个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对老乡家的红烧肉，对老乡回答他的话，他心中与我们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当着群众的面让当地的干部下不了台。再者，他明白群众对党对他毛泽东所怀有的无限深情。正是这种深情使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面前不愿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满情绪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呢？他是多么想了解真实的民情、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啊！当年，他用几万人的兵力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靠的是什么决策，那就是知己知彼，从骨子里了解敌人的一切情况。现在要建设新中国，迅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穿暖衣服，中国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国家，他多么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来尽快地帮助他那亿万万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走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要决策，决策的时间刻不容缓，可他不了解，或者说是半了解半不了解民情，而这样又怎么能作好正确的决策呢？
毛泽东焦虑，着急，并且终于发怒了。
“银桥，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走走！”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把我叫去这样说道。
坏了，他又想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了！我当时心中马上暗暗着急起来了。他的“出去走走”代表的含意我们全清楚。再说，这段时间里他有过几次说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种理由给拦了回来。我明显看出他老人家心里有火，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现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这分明是挑战性的。我不敢吭声，因为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于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罗瑞卿、汪东兴等领导汇报。
看得出，这又是让罗瑞卿伤脑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担当不起，不放吧，惹火了毛泽东，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经研究，还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也是怕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须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在这时，罗瑞卿的权力至高无上，毛泽东得听他的。
“好么，你罗部长让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喽！”得到“获释”的毛泽东此刻自然很顺气。于是，我便给他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套上一顶帽子。
“这不就像电影里的那个特务了吗？”毛泽东对着镜子，打趣道，“不过，我这个‘特务’样子七八岁的娃娃也会举起红缨枪朝我喊‘缴枪不杀’的呀。”
“哈哈哈……”我们全都笑了。确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给毛泽东的那种乔装打扮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身材魁梧、乔装打扮后的毛泽东，在我们这些卫士、医生、秘书、公安部长……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到田间，来到社员跟前想聊聊天，这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社员们本来专心致志地正在农作，见了这么一位前后簇拥一大群人的“不速之客”，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好奇、滑稽，使得他们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活，眼睁睁地打量着眼前的这群神秘人物，特别是把脸和头蒙得严严实实的毛泽东。
“老乡们好啊。”毛泽东说话了，并且向社员伸出了手。可是社员们胆怯地一个个往后缩，而且把手藏到了身后。
毛泽东火了，愤怒地用双手将口罩、墨镜、帽子稀里哗啦地摘下扔到了一边。“我说不要么，不要么！”
“啊！是毛主席！”
“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社员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地蹦了起来。那宽阔的田野里到处是正在农作的农民兄弟，一听毛泽东主席就在他们的田头，纷纷丢下手中的锄头和耕牛，立刻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人。
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挟起毛泽东，迅速走出了“包围圈”。
“你们让我留下，让我留下么！”毛泽东气呼呼地嚷着，可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他越快离开现场越好。
又一次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反倒招来了一肚子的气。就这样，毛泽东一次一次地想突破“封锁线”，可最后总是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久天长，毛泽东变得无可奈何。
“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么！”有时，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因为我是卫士长，我的第一位最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好毛泽东。
“主席，请坐下，我给你梳梳头。”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毛泽东一把将我搂到他的怀抱，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毛泽东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也有过江青这样的妻子，但真正了解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毛泽东与他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本来江青是可以作为妻子去分担一份丈夫有时不便对外人掏出来的忧郁和痛苦的，可江青从来没有，反倒经常给毛泽东找来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基本不在江青面前亮出他的内心世界。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在一起，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脱什么，但却愿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在我跟随他的十几年间，这种情况很多。毛泽东跟我谈他心情的时候，很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或在我为他按摩时，或在他散步时，也有他老人家专门把我叫起“聊一聊”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一老一少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我在《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两本书中，曾经这样记述过这样的话。这是毛泽东的原话，一点不假。我的理解是，在毛泽东自己看来，有许多别人或外界并不了解的事情，我李银桥了解他。因此，他希望我向他的人民，向这个世界真实地全面地介绍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像许多人或把他当作神一样去宣传，或把他当作“魔鬼”一般去咒骂。
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有些事他自己也是难以辩解的，包括他在农业合作社、反右、“大跃进”、发动“**”中所犯的错误。他是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些重大决策问题无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许多事除了领导责任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恰恰是造成我们党、国家、人民遭灾的根由，而对这些，作为胸怀博大的毛泽东他又能说什么呢？不了解事实真相和内情的人又总是把造成这种错误或悲剧的责任归结为我们的最高领袖，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在评论毛泽东犯的错误时曾说过：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也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因为有些政策、决议，政治局是集体举手通过的，出了问题，能说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吗？事实就是这样，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可以列出几件这样的事件，此处暂且不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中央对他老人家规定的行动纪律也便越来越秘密和严格。这是毛泽东一生许多痛苦事中的其中一件令人烦恼的痛苦事情。
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他减少一点痛苦，作为卫士长的我，总是希望在不违反中央纪律的前提下，能创造一点“自由”给毛泽东。
只要心思到，机会总会有。
1954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结束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但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在请示有关部门并征得同意后，我便向毛泽东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很有味道。”
毛泽东听后即说：“行，听你的！”
因为是早晨，饭馆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也比较保险，我便这样“胆大妄为”了。即便这样，我还是吩咐把毛泽东坐的车和其他车辆停得相对远些，以怕引人注目。饭店门口设了两个便衣哨兵，进饭馆的就毛泽东和我们身边的四五个同志。
“怎么这么早呀，同志？”老板客气地与我打招呼。
我说，好久没来了，馋得慌，所以同几位“朋友”一早就来了。老板一听，很高兴地给我们张罗起来。
座位上的毛泽东不易被人注意，再说店主又忙着手中的活，饭店内又没有其他顾客，所以我心中踏实了许多。转身瞥了毛泽东一眼，见他脸上很快活地左右环顾着小饭馆的一切。
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并不怎么爱吃羊肉，没几口便放下了筷子，剩下的时间便又开始打量这家平民开的小饭馆。我知道他吃饭是假，出来看一看是真，所以心里也会很高兴的。
前前后后也就个把小时，可这一天毛泽东一整天都很愉快。“银桥，以前我最不爱吃羊肉之类的东西，嫌它有味。不过，今天的羊肉泡馍，还是很有味道。你说他们怎么做的？”
我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去。”
毛泽东高高兴兴地点点头，说：“对，下次再去。不过，得换个地方，看看什么的也行，不一定要吃饭。”
当时我想，毛泽东也就说说而已，他那么忙，是很少有时间的。
可我想错了。
一天，吃过晚饭，毛泽东突然对我说：“银桥，你忘了我们说好的事？”
我一愣，没能想起什么事来，便问：“主席，我们说好的什么事啊？”
毛泽东冲我诡秘地笑笑：“出去吃羊肉泡馍呀！”
坏了，他又要想溜出红墙了！当时我心头“咯噔”一下，希望能阻拦他，于是便打起了退堂鼓：“主席，现在都关门了，恐怕吃不上了。”
“哎，不一定非得吃羊肉泡馍么，只要出去走走，找个老乡聊聊也就可以么。”看来他是一定要出去了。无奈，我只好向有关部门请示了。
也不知咋的，“上头”竟破天荒地同意毛泽东作一次“微服私访”。
过程非常简单，我陪他到北京市区的一个叫丁家花园的一个普通平民家看他们养的**。主人姓丁，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因为毛泽东是乔装打扮的，再加上主人可能眼花，另一方面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竟然会跑到他的花房来跟他聊起养花之道。
虽然这次“微服私访”的时间是短暂的，毛泽东却感到莫大的享受，回中南海的途中，我一直听他老人家哼着京戏。
没有比到人民群众中与普通人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天、谈话更能使毛泽东开心和快乐的了。久居红墙内的他，多么渴望热热闹闹甚至是骂骂咧咧的平民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恰恰他是一个充满生活味和感情味的人。他不情愿过那种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深宫”式的孤独生活。他向往炽热的生活，向往充满生机的环境。他的这种心情强烈无比，以致一次又一次地惹到了“麻烦”。“麻烦”多了，中央有关部门对他的纪律就越严格，最后终于使得他自己也慢慢失去了“走走”的信心了。
那是又一次“下不了黄鹤楼的事件”。事情发生在1958年8月13日这一天，当时，毛泽东上午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后，正逢午饭时，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而不是到由天津市委安排好的地方去吃饭。
谁都倔不过他，于是只好就近选了一家饭馆。那便是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么，天津市公安局对饭馆做了布置，到处都是便衣哨兵，一般是不会有外人进得来的。偏偏吃饭时，毛泽东大概感到憋得慌，便凑近窗口朝街头上瞅了一眼。事情就这么巧，偏偏这几秒钟的时间，恰巧被饭馆对面楼上的一位正在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
“毛主席？！啊，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那妇女先是惊喜，继而便放开嗓子高呼起来。这一呼不要紧，正阳春饭馆四周的人全都惊动了。听说毛泽东就在饭馆里，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不一会儿，大街上，小巷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边喊口号边朝饭馆拥来。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毛泽东，但那种带着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热爱之心，使得他们像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刹那间，正阳春饭馆四周被挤得水泄不通，沸腾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恨不得把饭馆都给掀翻了。
我和卫士们以及随从的有关同志知道今天又要遇到麻烦了。因为这是繁华的城市街头，撤都难撤。交通早已瘫痪，警察们也跟着群众一起往饭馆拥来，他们也想争着看一眼毛泽东。
“快点想办法，这样会出事的！”我着急地朝天津市有关领导说道。
毛泽东却在一旁乐呵呵地说：“不用担心，让我跟群众说一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不行不行，您一露面，一说话，会把整个天津市的几百万人全引到这里来的！”我们几个断然不答应。毛泽东想了想，也就没有再说要出去了。
有人提议，请市委的领导出去跟群众作解释，劝导大家离开现场，好让毛泽东安全离开。可根本不顶用。群众是非要见一见毛泽东不可。无论我们是怎样的解释，劝导，甚至乞求，群众就是不走。
无奈，从中午一点左右一直到下午六点多，我们整整被围困了六个多小时。后来，天津警备区想了一个办法，派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挤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饭馆门口。一群慓悍精壮的战士连同我们几个卫士好不容易地将毛泽东连拉带扶地保护上了汽车。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华沙”是坐不进去的，那天竟然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
上了车，却依然寸步难行。战士们就分成前面开道，后面推车的两股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出了重重的“包围圈”。
事后，一位天津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收拾现场时，光捡到的鞋帽、钢笔和手表就达七筐半！
那年在北戴河，毛泽东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而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市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几里远的群众，他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笑容。
“又是一次黄鹤楼。”事后，他又只说了一句话。
从这时起，毛泽东只要再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时，有关部门就会立即搬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使毛泽东不得不打消原本的主意。他伟大的一生，却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不得不止步。久而久之，他老人家也慢慢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因为长时间见不到群众而发脾气了。
然而，他的心却依然时刻想着他的人民，想着他的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