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英国人的民族独特性，甚至唯一性，被外国观察家和本国评论员视为理所当然。从15世纪末无所不在的威尼斯大使，到伏尔泰或托克维尔等知识分子，再到20世纪的美国记者，这些海外来的访客都对英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深信不疑。英国本土的现代编年史家也同样这么认为，但是有些人反对这种观点，就像反对两位爱国者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样。然而，界定英国性的本质或精髓，要比宣称它的存在困难得多，对它进行解释更是难上加难。有人试图概括英国性的属性，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一丁点的成功。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撰写的提纲挈领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是最著名的尝试之一，该书仅写给英国人阅读，并于1926年首次出版。特里维廉在书中集中探讨了若干主题，他认为这些主题凸显了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人的独特经历：地理上与欧洲大陆的分离，把英国缔造成海上霸主；封建制度消亡得比较早，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从乔叟(Chaucer)和威克利夫(Wycliffe)时代开始，英国文化一直保持着它的延续性；最重要的是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演变，主要体现在悠久的议会制度和法治体系，这是特里维廉等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自由主义者尤为看重的主题。英伦岛本身是安全的，这个充满生机、开放的岛屿已开始殖民世界、传播文明。特里维廉所提到的每一个主题都不容忽视。同样，在20世纪末期历经苦难、充满疑问的时代，人们对民族和种族的定型观念充满着怀疑，以上各个主题没有一个可以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试图弄懂英国性本质的挑战仍然像以往一样迫切且令人神往。
本书的宗旨在于，提取和揭示从最早的罗马时期到20世纪后期整个英国历史中的主要内容。该书并不探究“民族特性”这一变化无常的概念，即使仅考虑英格兰人的特性，界定起来也绝非易事，甚至可能毫无回报；如果再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独特传统纳入进去，要界定英国特性几乎不可能做到。本书的目的在于，理顺不列颠群岛的主要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知识和文化特征，呈现出它们在世世代代的英国人眼中的本来面目，这也是资深学者试图揭示的模样。因此，关于英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特性的缺失这些问题，答案隐藏在字里行间，而非一目了然。读者须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形成自己的个人见解。这是一本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史书，由10位专业的历史学家相互密切合作撰写而成。合著是不可避免的办法，因为1914年以后，像特里维廉这样有才华、有信心能举重若轻地处理英国历史方方面面的人，可能随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既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完成整个英国史的鸿篇巨著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相反，英国历史上的每个主要阶段均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发现呈现给普通读者。这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探讨大不列颠(两个分开的多元文化岛屿)的历史，而不仅涉及英格兰。确实，10位作者中有3位威尔士人和2位苏格兰人，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数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演进，英伦三岛出现个多个称法：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末逐渐形成了“英格兰”的概念；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后的名称是联合王国；1800年，与爱尔兰合并后，又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921年12月，英格兰-爱尔兰条约签订后，又改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列颠”过去常常是一个艺术术语，或许跟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所描述的意大利一样，只是个地域名称。
同样，尽管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其他特性会不断呈现出来，但英国和海外国家之间通过经济、知识、文化和宗教联系而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将不断呈现。从都铎时代起，对探索、殖民和征服的强烈欲望，缔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历史发展对外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中的不列颠仍然是学童们所熟悉的地理意义上的岛屿。但是，从罗马军团的首次到来，这个地理上孤立的岛屿总是可以通过欧洲大陆、后来的北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广泛传播它的影响力。
本书也有助于说明，在现代研究和学术的探索下，旧的陈腐观点如何消散。12世纪中叶的“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的混乱、内战的必然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宁静，这些历史事实对《1066年及其一切》(1066 and All That)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而它们往往像意大利瓦隆布罗萨(Vallombrosa)的秋日落叶一样随风消逝。同样，与其他不够幸运的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历史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无缝、和平的连续性，这种观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体现，但同时需要接受最严格的审视。英国人民的历史错综复杂，有时带有暴力或革命性，充满了脱节和突变。即使对于英格兰来说，拥有一个宁静、不受干扰的历史进程也只不过是一个神话，更不用说充满动**、支离破碎、反复无常的凯尔特民族的历史了；有些人认为从亚瑟王时代开始的几个世纪都是“黄金时代”，但这都是虚构的传奇故事，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正如彼得·萨尔韦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最终撤退之前，罗马不列颠就经历了社会动**和调整不断交替的阶段。约翰·布莱尔描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王朝动**和城市生活的蓬勃发展，最后以暴力的黑斯廷斯战役收尾。约翰·吉林厄姆把中世纪早期描绘成一篇征服传奇，英军在法国和英国的土地上屡屡受挫，而在13世纪后期，爆炸性的社会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在此被描述为可能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尽管阶级战争避免了，但正如拉尔夫·格里菲思所写，在中世纪后期，与法国的漫长战争之后是15世纪英国贵族的动**，同时国家正在从瘟疫和社会叛乱中恢复过来。约翰·盖伊写道，都铎时代充满了爱国主义色彩，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口增长对经济资源的极端压力、宗教冲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约翰·莫里尔分析了斯图亚特王朝所继承的政治和宗教紧张局势，在这个世纪中，尽管内部法纪废弛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两次内战、弑君、建立共和制、王室复辟和革命接踵发生，令人喘不过气来。如保罗·兰福德所描述，乔治时代的表面稳定、繁荣和文化发展，被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爆炸性发展所取代，同时还受到来自北美殖民地和法国的新兴革命浪潮的冲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兼编年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心爱的法国目睹雅各宾派暴徒的肆虐，被迫在欧洲逃亡，这一画面具有象征意义。如克里斯托弗·哈维所解释的那样，19世纪初，英国确实避免了肆虐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浪潮。但是，这股浪潮在英国社会结构和法律界的观念中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并造成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马克思甚至幻想把英国视为革命巨变的前沿。马修概述道，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迅速从国际工业博览会带来的自豪感过渡到世纪末的焦虑，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紧张，帝国主义者变得神经衰弱，并意识到了民族的脆弱性。正如本书编者所描述，自1914年以来，英国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和70年代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并被迫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英国的历史并非一脉相承的太平盛世，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所认识的那样，英国开创着一个又一个先例，或经历着从讲究身份地位走向契约合作的社会进步。英国的历史跌宕起伏、五彩斑斓，又常常充斥着暴力，一次次的政治、经济和智力动**将这个古老的社会和文化撕得四分五裂。在许多方面，英国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引领者。
然而，阅读本书也可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的确含义让人难以捉摸，但英国性在后罗马时代和后诺曼时代都幸存了下来。构成英国性的一些因素在几个世纪里都留有清晰的痕迹，即使这些因素相互之间不一定紧密关联。这些因素包括：罗马人入侵之后幸存下来的凯尔特基督教特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彩饰画和雕塑中看到的艺术繁荣；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建立的中央政府和教会制度；14世纪的诗歌甚至建筑中展现出的一种生动的英格兰民族性。即使在都铎王朝末期，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证明了不断增强的民族黏合力。多才多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威尔士人约翰·迪伊(John Dee)，创造了模棱两可的术语“大不列颠帝国”，从而扩大了英国性的范畴。同样，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麦考利(Macaulay)笔下著名的“保守的革命”，革命所体现的思想价值表明，在17世纪高级政治动**的表层下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稳定，工业、交通和通信领域全面发展，甚至本世纪在政治和社会上也取得了民主进步，这些都增强了这股可觉察的民族意识潮流。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社会走向更加融合而不是分裂。无论如何，在中世纪后期，阶级战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马克思预言在现代工业时期将发生暴力革命，幸运的是，他的预言没有实现。英国早在17世纪就能够吸收其政治革命的压力，早在18世纪就能够吸收其工业革命的压力，在这两方面，英国都早于其他欧洲国家，这证明了英国的体制和文化具有深厚的优势。除了冲突之外，共识也是我们历史故事的核心。
25年以前，当首次编写这本书时，我们更有信心书写英伦三岛上的居民数世纪以来形成的身份认同感，甚至爱国主义。这种身份认同感存在于威尔士人、大多数苏格兰人和阿尔斯特人心中，不过从来没有涵盖南部爱尔兰人。1983年，爱国意识的大多数象征仍然很明显，包括王室、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议会、法律程序、国教会、帝国的遗产、对个性和家庭隐私的渴望，以及对娱乐、爱好和团队运动的集体热情。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1983年表达了这种意识，当时在国内执政的是强大的统一派，文化上的英国性根深蒂固，而且英国在外交上不愿意与欧洲大陆掺和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态度似乎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当时，尽管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对国家的未来怀有不同的设想，但是他们都赞同英国的价值观。诸如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R. H. 托尼(R. H. Tawney)、乔治·奥威尔这些平等主义者，在他们的时代都是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失衡的强烈反对者。然而，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国家的历史和命运都怀着近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热忱。
25年过去了，这些早期的确定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在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性的许多重要组成部分(王室、议会、新教、创业精神、对帝国的依恋、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脆弱。苏格兰政府由民族主义者把持，北爱尔兰政府里包括主张建立一个全爱尔兰共和国的新芬党。1/10的国民不是在英国本土出生。身为苏格兰人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试图强化国家认同感、弘扬“英国价值观”，但是他所遇到的困难比撒切尔鼎盛时期大得多，因为此时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变：坚定的凯尔特民族主义已经消退，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导致文化趋于多元化，大西洋彼岸的消费主义潮流席卷英国，经济全球化带来不稳定的影响。然而，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或许使得对英国性的历史探索变得更加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记录者。纵观千年，面对反复出现的破坏和危机，历史学家们努力去寻找这种持久的国家凝聚力和融合力，敦促英国人去面对他们的过去和自己的形象，或许这才是历史学家存在的终极意义。我们希望普通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够更加清晰、更加敏锐、更加热情甚至更加亲切地去认识自己、自己的社会、邻居和周围的世界。
肯尼思·O. 摩根，牛津大学，2008年五一劳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