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战线
到了1915年年底，这场通常被认为会在6个月内结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半，没有人再指望战争能很快结束。是什么使它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那就是所有交战国人民的持续支持，他们不仅承受了巨大的军事损失，而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战争所要求的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困难。在世界各地，政府对其公民的生活行使权力的程度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没有政府控制的地方，也被志愿者组织控制了。战争爆发时所预期的金融崩溃并没有发生。保险费率是规定的，政府贷款被超额认购，印刷货币取代了黄金，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飙升，政府合同为一些商业阶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农业生产者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但对其产品的需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确，经过一年的战争，所有交战国许多部门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更好。但到了1915年年底，相互封锁开始产生影响。出口下降；物价上涨；纸币泛滥带来的通货膨胀给工薪阶层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用于工业生产的进口原料减少或消失。一方面是封锁，另一方面是武装部队的需求，共同导致粮食、燃料和运输的日益短缺。1916年，普通百姓开始遭受严重的苦难。
面对这种情况，德、法、英这些组织良好、凝聚力强的西欧国家应对得最好。事实上，战争只会让它们更有组织性，更有凝聚力。在20世纪前10年里，资本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曾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现在这种斗争已经不复存在。劳工领导人被要求承担行政和政治责任。劳动力短缺赋予了他们新的议价能力。由大学专家和商人组成的官僚机构控制了国家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一直保持着这种控制。到战争结束时，每一个参战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制度都变成了指令性经济，尤其是德国，甚至连持自由论的英国也不例外。
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就像普鲁士军队一样，一直被认为是同类机构的典范。它在备战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动员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掌握在军事当局手中。在德意志帝国银行有一个很好的“战争基金”，但非军方的战备仅此而已。尽管德国很容易受到封锁，但在储存对战争生产至关重要的进口原材料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在巨大的电力联合企业通用电力公司的创造者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的倡议下，陆军部才建立了一个战争物资部门，最初在他的领导下，控制和分发基本的库存。与此同时，航运业巨头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率先创建了一个中央采购组织，使基本进口物资的采购合理化。这两个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受它们控制的商人来管理的。德国的化工业是欧洲最好的，它又一次采取主动，为无法获得的原料开发替代品，如纺织用木纤维、合成橡胶，化肥用硝酸盐，以及从空气中合成的炸药。即便如此，到了1915年年底，食物和衣服都变得越来越少。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开始被实行，并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德国人却变得衣衫褴褛，焦虑不安，而且城市人口越来越饥饿。
在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做准备方面，英国也没有做好准备，但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最初的军事和政治措施。已经准备好的《战争手册》(War Book)赋予政府对港口、铁路、航运和保险费率的控制权，而《王国保卫法案》(Defense of the Realm Act)也很快在议会获得一致通过，赋予政府几乎所有的权力。在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放松的领导下，倡导自由与和平的政府本身最初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基钦纳勋爵。和许多英国军事领导人一样，基钦纳勋爵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海外度过的，对这项工作完全不擅长。但是，与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的是，他认识到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需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来打赢它。他计划将现有的6个远征军扩大到70个，并呼吁志愿者充实队伍。人们立即作出了反应。到1914年年底，已经有100万人参军，远远超过了武装和装备的能力。但这还不到最终所需军队的四分之一，到了1915年夏天，志愿者的供应开始枯竭。征兵制度是自由党政府所深恶痛绝的，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折中措施。直到1916年5月，英国政府才极不情愿地要求18～41岁的所有男性强制服兵役。
那些参军的劳动力所留下的岗位空缺部分是由女性来填补的(见图7)。妇女们在战前就已经自行组织起来，参加争取投票权的“妇女参政”运动，而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又将其影响力转向战争领域。无论是在护理和福利服务方面，还是在办公室、工厂和农村，妇女迅速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平衡发生了改变。到了1918年，这一变化反映在新的《人民代表法案》(Representation of People Act)中，该法案将投票人数从700万扩大到2100万，其中包括30岁以上的女性。几乎是作为战争的副产品，英国成了一个接近完全民主的国家。
图7 军工厂的女工
志愿者和预备役人员或许能够充实武装部队，但要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1914年年底，几乎所有交战国的军队都已耗尽了他们的弹药储备。情况越来越清楚，要把战争延续下去，不仅需要动员人力，还需要动员工业力量。在德国，这是在军方的支持下完成的，而在英国，这是由文官政府来完成的。在这里，政府最具活力的成员戴维·劳合·乔治不顾基钦纳勋爵的抗议，先是成立了一个军需品委员会，后来在1915年5月成立了军需品部，将政府控制下的产业、劳工和公务员与军需供应各个部门结合起来。1917年，又设立了一些部门，主要是食品和航运部，主要由产业界的专家组成，以处理因封锁压力增加而引起的配给问题。结果，虽然截至1918年大部分人营养不良，但英国人从未落到战争结束之前敌人所遭受的饥饿和匮乏的地步。
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国失去了40%的煤炭矿藏和90%的铁矿石，但它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尽管其政治领导层是出了名的反复无常，但其政府掌握在拿破仑创建的极其高效的官僚机构手中。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获得西半球资源的途径，因此其出色的军备工业没有受到影响。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是一个基础广泛的中左翼联盟，最初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马恩河战役的英雄——霞飞将军。到了1915年年底，法军损失惨重，战果甚微，人们开始怀疑霞飞将军的能力。他未能预见到第二年春天德国对凡尔登的进攻，这证实了人们对他的怀疑。但是，此时法国还没有和解的意向。以总统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为代表的右翼传统爱国主义，与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苦涩的激进共和主义相结合，决心赢得这场战争，摧毁德国再次发起战争的能力。
沙皇俄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俄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其经济迅速工业化，但它仍面临两大致命缺陷，即地理上的孤立和行政效率低下。前者使其经济陷入瘫痪，后者使其无力改善这种状态。战争开始后，基本的进口枯竭，以来自俄国南部的谷物出口为主的贸易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封锁，下降了70%。尽管本国的企业家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国内生产无法填补这一缺口。俄国军队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军队一样，不仅弹药和枪炮很快就用完了，甚至连轻型武器也很快就用完了。在1914—1915年的大规模战役中，俄国步兵不得不在没有密集炮火掩护的情况下进行攻击，而且常常连步枪都没有。到了1915年年底，俄国军队损失了大约400万人，这一点也不出人意料。
懒散无能的俄国官僚机构无力纠正这种状况，导致了公众的强烈抗议，非官方的地方议会(Zemstva)被建立，先是负责福利问题(包括从战区涌入的大量难民)，后来承担了战争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食物、燃料和交通，甚至还有军事。在西欧，这样的志愿机构受到政府的欢迎和利用，而在俄国，他们的活动却遭到强烈的憎恨，憎恨他们的既有专业官僚(包括军队内部的)，也有以沙皇皇后及其心腹顾问拉斯普京(Rasputin，他是反对战争的)为首的宫廷贵族集团。1915年8月，这个小集团说服沙皇把他的叔叔尼古拉从军队的指挥岗位上撤下来，自己担任名义上的指挥。在他御驾亲征期间，皇后接管了政府并阻止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尝试。
结果是悲剧性的。到1916年年初，地方议会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现在有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而最高统帅部已被改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二年夏天，布鲁西洛夫将军(General Brusilov)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在国内，一切都崩溃了。交通系统不堪重负，导致燃料供应中断，更重要的是，城市的食物供应也中断了。1915年至1916年冬季，俄国每一个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尤其是首都彼得格勒(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之下，圣彼得堡在1914年被改名)。1916年，情况迅速恶化，城市里的罢工越来越多，农村里逃避兵役的现象非常普遍。到了1916年年底，俄国已经变得无法治理。
唯一让协约国集团感到安慰的是，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奥匈帝国的唯一优势(而且并不总是被视为如此)是德国人可以带来的直接帮助。如果不是这样，奥匈帝国很可能比俄国崩溃得更快。迎接这场战争的民族团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民族团结)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了1915年春天，在康拉德灾难性的冬季战役之后，奥匈帝国军队损失了200多万人，其中包括大部分基干官兵，是他们把一支讲10多种本地语言的军队团结在一起的。只有不断增加的德国“顾问”和参谋人员才使它继续维持下去。在国内事务上，匈牙利人越来越我行我素，由于在食物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几乎没有受到战争延长的影响。奥匈帝国人没有这种优势。在食物供应方面，他们开始依赖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不愿意提供给他们。奥匈帝国经济和德国一样，也受到了协约国封锁的影响，但是官僚机构软弱无能，几乎没有尝试计划一种紧缩经济或配给制度。因此，维也纳比彼得格勒更早开始挨饿。
凡尔登战役
到了1915年年底，德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并没有使战争提前结束。支持他们的文官机构开始失去耐心。在德国国内兴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在军队中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领导，并得到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呼吁将法金汉撤职。法金汉仍然享有德皇的信任，德皇憎恨这种篡夺其权力的企图，他坚信只有在西线才能取得胜利。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已接近穷途末路的法国，而是英国。英国的军队都是新兵，大部分还没有投入战争，其制海权不仅维持着对德国的封锁，而且维持着与美国的通信，而协约国也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补给。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德国敦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此加以探讨。然而，在陆地上，他相信英国的主要武器仍然不是其未经考验的军队，而是其盟友法国的军队。如果法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提出求和的条件，用法金汉的话说，“英国的剑”将从其手中被击落。但是，考虑到西线久经考验的防守力量，这怎么才能做到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金汉转向了他在东线已经成功运用的方法，即消耗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会因其军队的毁灭而流血至死。法国人会被迫进攻，以夺回他们不能失去的领土，而这片领土将是凡尔登的要塞。凡尔登本身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它位于一个脆弱突出部分的顶点，是一个与法国所有伟大的军事荣耀有关的历史遗址。法金汉认为，霞飞将军不能不去保卫它，或者如果它失守了，也肯定要夺回来。德国军队在进攻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损失，但他相信，如果有效地使用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中成功使用的方法，可以将这些损失降到最低，这些方法包括出其不意、良好的参谋工作，最重要的是巨大的炮兵优势。1916年2月21日，经过9小时近1000门大炮的轰炸，进攻开始了。
法金汉是正确的。霞飞认为凡尔登在战略上无足轻重，几乎没有为其防御做任何准备，但政治上的压力使他不可能放弃凡尔登。菲利浦·贝当将军(General Philippe Pétain)固执地相信防守的力量，这使他此前一直无法得到主张进攻的上级的提拔。在贝当的指挥下，法国军队服从了他们的命令，寸土必争，只要丧失任何领土，一定要发动反攻夺回来。消耗战有利有弊，法国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和他们造成的损失一样多。贝当尽其所能，通过轮番上阵来减少其部队的伤亡，但法金汉不得不越来越绝望地投入他的士兵。主导战场的是大炮，到了6月底，当德国的进攻终于停止时，双方的大炮制造了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梦魇。此外，还有在肉搏战中毒气和喷火器所制造的恐怖。双方总共损失了50万人，还有多少人仍埋在那片阴森的土地里，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凡尔登仍在法国人手中。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是几乎粉碎了他们的军队。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不可否认的挫败，沉重打击了军队和人民的士气，法金汉也为此付出了代价。8月，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德皇召见了兴登堡，任命他为总参谋长，忠诚的鲁登道夫担任他的副手。
索姆河战役
此时，西线已经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已经看到，在前一年11月的尚蒂伊会议上，协约国最高指挥部一致同意，在1916年，他们将把东线和西线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发起进攻。西线将由英国和法国军队在索姆河上亚眠以东的交汇处发动进攻。最初，英法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但当7月进攻开始时，在凡尔登的重兵投入将法军的一线兵力减少到6个师，而英军则有19个师。英国人没有抱怨，这是对其新队伍过去两年所做准备的一次考验。就像28年后的诺曼底登陆一样，他们的准备工作一丝不苟，影响深远，并且十分明确。在发动攻击之前，他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炮击，共发射了150万枚炮弹。黑格将军在战斗前夕写道：“铁丝网从来没有被切割得这么好，大炮的准备也从来没有这么彻底。”他对炮火轰炸的威力过于自信，以至于7月1日早上，当12万名士兵爬过战壕护墙，冲向敌军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进行攻击的装备，而是背着沉重的其他装备，用来加固已经被炮兵占领的阵地。
但结果并非如此。大部分由不熟练的工人仓促制造的炮弹都是哑弹。那些爆炸的炮弹也没能摧毁白垩山坡深处的防御工事，当弹幕消退后，敌军机枪手从那里钻出来，向着一队又一队不堪重负缓慢向他们行进的士兵近距离开火。战斗一旦打响，步兵和炮兵之间至关重要的密切合作就在战争的迷雾中瓦解了。截至当天晚上，已经有2.1万人死亡或失踪。
这些损失并不比前两年法国和俄国军队所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如果这场战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胜利。相反，在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些损失成了无能的指挥和毫无意义的牺牲的缩影。此后，攻击又持续了4个月。那时协约国的军队已经前进了大约10英里，索姆河战场就像凡尔登战场一样，被轰炸成了一片毫无特色的月球地貌，协约国共损失了60万人。关于德军的伤亡人数，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他们的损失可能不比协约国少多少，在炮火的持续轰炸之下，德军所遭受的痛苦也同样可怕。由于攻击的目标一直是不明确的，黑格本人对取得突破的期望从来没有被他的下级指挥官认同，协约国一方声称在消耗方面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到了年底，他们就像其德国对手一样，找不到赢得战争的其他方法。
布鲁西洛夫的进攻
此前交战双方几乎都认为俄国人无足轻重，但吊诡的是，他们为1916年协约国进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3月间，他们在前线北部向维尔纳进攻，虽然他们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枪支和弹药方面积累了优势，但还是被击退了，损失了10万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信守了对盟友的诺言，在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的率领下，于6月向加利西亚前线发动了进攻，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撕开了一个长达20英里的缺口，深入60英里，俘虏了50万人。布鲁西洛夫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因于奥匈帝国军队士气低落、最高指挥糟糕透顶，以及俄军自身似乎用之不竭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投入这场战役中的思考和准备：详细的谋划；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密切合作；马上有储备力量以利用所取得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为确保出其不意而采取的措施。这表明参战军队终于开始摸索着走出战术僵局。
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的军队又遭受了将近100万的伤亡，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在俄国胜利的鼓舞之下，其邻国、巴尔干半岛最后一个中立国家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集团，但是罗马尼亚军队表现出了近乎可笑的无能，在秋季的一次战役中，很快就被奥、德和保加利亚的攻势击败，而这一次的指挥官正是法金汉，他总算能够做些什么来挽回他那已经被严重败坏的名声了。罗马尼亚被征服了，连同其石油和粮食资源，而这些都是同盟国集团迫切需要的。但是，胜利的希望依然遥不可及。现在双方都越来越迫切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胜利的希望，为什么不缔造和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