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对“有限战争”和“绝对战争”(或“全面战争”)所做的区分，被20世纪的政治和战略思想家视为十分重要的成果，但这一区分并不是任何长期深刻思考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他第一次说战争可以分为两种时，只有24岁。这两种战争一种是为了摧毁对手的政治独立性，另一种是为了争取有利的和平谈判条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或当时的任何人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了不起。但在23年后的1827年，他写了一份笔记，当时《战争论》已经写了12年，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克劳塞维茨写道，现在他有必要重新审视战争，“在每一点上都更加清晰地提出两种类型的战争”[53]。因此，尽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一直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就像对于任何经历过18世纪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人那样，但这种二分法的根本重要性，他只有在写作时才意识得到。确切地说，他似乎在《战争论》第六篇《论防御》写到一半时才想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在这里，指挥官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知道，他究竟是在打一场“完全由冲动支配或渗透决定的战争”，还是一场近似于“观察之战”的战争[54]。为什么这一区别在计划防御战役时特别重要呢？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

克劳塞维茨认为，他的读者不仅有必要认识到有这两种类型的战争，还有必要确切地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他提供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历史上的解释，或者说是社会学的解释；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还有一种是实证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发生在《战争论》的不同部分，并且与其他两种解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容。

克劳塞维茨指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战争都是参战社会的产物。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战争是由当时盛行的思想、情绪和条件决定的。对于这些因素对战争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在一份关于战争社会学的考察报告中作了解释。从最早期一直到他所处的时代，这份调查肯定是最早的关于战争社会学的考察报告。他先是描述了鞑靼部落、古代共和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政权和近代早期的雇佣兵是如何发动和进行战争的，然后专注于18世纪欧洲主权国家的发展。他指出，到那时，君主们已经对他们统治的人民有了相对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以至于他们能够创造出与社会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的、独立的战争机器。正规军有自己的财政和供给来源，这些都是由君主完全控制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像他们自己好像已经构成了一个国家一样”。但是这些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发动战争的手段主要就是他们国库中的钱，以及他们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找到的那些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如果军队被粉碎了，就不能再建立一个，而在军队背后什么也没有。这就要求他们在一切行动中都要极为谨慎……军队，连同他们的堡垒和准备好的阵地，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以至于在国中之国里暴力逐渐消失。[55]

文明社会风俗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发展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各国政府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那么任何一门大炮都不可能在欧洲打响”。这进一步加强了对进行战争的手段和战争目标的限制。但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一切。“突然之间，战争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民族，一个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公民的民族”[56]。

战争不受任何常规约束的束缚，在其最原始的愤怒状态下爆发了。这是由于人民在这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中有了新的参与；同时，他们的参与有一部分原因缘于法国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缘于法国对每个人所构成的危险。[57]

至于这种转变是否可能是永久性的，克劳塞维茨过于谨慎，或许是在政治上过于精明，这一点他并没有说明；尽管他警告说：“一旦障碍(在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于人类对可能的无知之中)被拆除，它们就不太容易再次被建立起来。”他理论的重点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战争类型、自己的限制条件和自己独特的先入之见”。正是这些文化环境决定了战争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以及战争的极限是什么。

然而，当克劳塞维茨开始修订《战争论》时，他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篇的第一章里——这实际上可能是他写的唯一一个全章，也是他自称比较满意的唯一一章，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绝对战争”这一概念。这种战争并不是某种受文化制约的东西，而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在现实中，大多数战争都是对其不完美的接近。它是一种“理念”，也就是说，不是在“好”的意义上，而是在合乎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和“自然”的意义上。战争的内在本质是全面的。这是“一种武力行为，而武力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限制”[58]。克劳塞维茨的这一陈述以他所谓的“对等行动”的概念为依据，我们今天称这种“对等行动”为“升级”。战争的目的是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迫使我们的敌人按我们的意志行事的一种武力行为”[59]。除非你摧毁了敌人的抵抗力量，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如果你不彻底摧毁他的兵力，他就会反过来彻底摧毁你的兵力，只要敌人还有抵抗的能力，从逻辑上讲，出于自卫，你就必须设法摧毁他：除了采取极端措施，你别无选择。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少发生，与战争本身无关。战争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活动，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发生的一项单独的决定性行动或一系列同时发生的行动，与导致战争或战争的局势无关。交战双方的意图和战争的进程都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国际环境、交战国之间在战前的关系、武装部队的特点、战区的地形，以及人们对战争新局势的看法。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战争应该如何打，而不是任何军事逻辑的要求。的确，克劳塞维茨否认战争有其自身的逻辑，他说，战争只可能有自己的规律。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政治形势。他写道：“战争的发生总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策行为。”[60]政策是指导方针，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误导性的类比。战争不能被认为是与政策不同的存在，无论它多么从属于政策。它是政策的一部分，是政策的一种模式，是政治交往(Verkehr)的延续，外加其他手段。

我们有意使用“外加其他手段”，因为我们还想表明，战争本身并没有中止政治往来，也没有把它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军事事件发展所遵循的并受限制的主要路线，是贯穿整个战争直至后来和平的政治路线。……战争不能脱离政治生活；当我们思考战争时，如果连接这两个因素的许多联系被破坏了，那我们就只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61]

这一系统阐述是对“两种战争”这一简单概念的进一步阐述。鉴于政策的考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政策的要求可能是无限且多样的。战争当然会有很多种，不仅仅是两种。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它可能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能够一下子解决问题；也可能是“一把无害的花剑，只能用来猛刺、佯攻和闪避”[62]。不过，它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对两个范畴之间的明显区别，克劳塞维茨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去探讨这种分级的可能性。他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他的两个“模型”之间的具体情况。但他确实指出，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事关双方，对于这一点，参与过耶拿战役的任何幸存者都心知肚明。如果你的对手准备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目标，你别无选择，只能也这样做。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绝对战争”的逻辑升级。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出于这个原因，战略家必须始终牢记“绝对战争”的理念。“在你能够的时候，在你必须的时候”，你必须在意识上去接近这个理念。[63]

根据这一提法，战争的性质与其说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发动战争的政治领导人的理性决策决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战争的有限性质，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这种有限性是战争本身所固有的。

克劳塞维茨显然对战争行为中的一个悖论很感兴趣，他反复提到这个悖论，他称之为“暂停行动”。从原则上讲，人们可能会认为战争是一种持续的、相互残杀的暴力活动；而在实践中，即使是在战斗的**，军队也经常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无所事事上。正是这些对军事生活现实的洞见，使克劳塞维茨跻身军事分析家的行列，因为正是这种枯燥乏味的无所事事，和“摩擦”的因素一样，将战争的现实与战略理论家的简洁模型区分开来。正如人们常说的，战争是由九分无聊和一分恐惧组成的。

克劳塞维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最初与他对进攻和防守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有关。他指出，双方很少同时有强烈的动机采取主动。(这种情况发生的少数几次之一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所有的主要交战国都发动了进攻。)无论交战双方的意图如何具有攻击性，他们都不可能选择在同一时刻发动攻击。一方可能想等到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再进攻，因此会保持一段时间的防守。反过来，这种防守姿态可能会显得十分强大，足以震慑到对手，以为对方在等待一个进攻的好时机，因此他也决定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出击。因此，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什么也不会发生。

克劳塞维茨接着说，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关于敌人的信息是不确定的，人们总是更容易高估而不是低估对手的实力。“人类天生的恐惧和优柔寡断”压迫着每个人，形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在战争的激烈气氛中，本性往往导致行动迟缓，因此人们需要更有力和更频繁的刺激，以确保行动的势头。[64]无论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是多么极端和“绝对”，它本身也无法克服这种“迟缓”。克劳塞维茨指出，“除非有一种进取的战斗精神在指挥这支军队，否则一个人在战争中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在……停滞将成为常态，而进步则将成为例外”。

如果没有这样的“战斗精神”来提供动力，没有公众的压力，没有远大的目标，一场战役很可能会进展得越来越慢。战争会成为“半心半意的事情”[65]，就像在18世纪一样，它变得更像一场碰运气的游戏。我们已经看到，冒险和运气的因素如何使所有战争都具有这种性质：如果没有政治或公众动机，也没有勇敢的指挥官，战争与其说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不如说是一场“为零钱而讨价还价”的活动。克劳塞维茨说，正是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洛可可时期将军们的小技巧、假动作、策略和伏击的重要性才会被夸大，并被错误地、灾难性地认为构成了战争的全部艺术。

因此，根据这个解释，即使抽象的战争本质是某种绝对的东西，参战人员的本性也会限制它，使它不能达到“完美”(Vollkommenheit)的状态。也许战争应该受到政治目标的限制，或者至少被其政治目标所决定，但它肯定会受到人性弱点的限制，或至少会受到“摩擦”这一内在因素的制约。为了实现即使是“有限战争”的目标，也必须作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以“绝对战争”的模式为目标。因此，尽管发动“绝对战争”只是政治家可能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之一，而且可能是最不常见的要求，如果军事指挥官想有效地进行哪怕是有限的政策战争，他也必须把它当作一种理念，“在他能够和必须的时候去接近这一理念”[6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正如俾斯麦所发现的那样，如果不想让士兵越界，把一场有局限性的战争变成一场绝对的战争，那么政治家就必须密切地去关注士兵。但这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我已经指出，克劳塞维茨并不是在写作分析性强一些的章节时，才意识到这两种战争之间区别的重要性的，而是在写作关于防御的篇章时才意识到的。这部分关于防御的篇章内容很长，充满了详细的地形和战术信息。出版浓缩版的克劳塞维茨作品的编辑经常会去掉这一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做会妨碍读者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精髓的理解。他在最后一篇《论作战计划》中为发动一场战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是他著作中的原则性因素，而这部分只能根据他在思考防御问题时所制定的原则来理解。这一部分他讲得太全面了，以至于在接下来关于攻击的章节中，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克劳塞维茨首先就防御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虽然它的目标是消极的，但它是一种比攻击更强大的战争形式。守住阵地比占领阵地容易。兵力较弱的军队，除非走投无路，否则是不会攻击兵力更强的军队的：它会始终处于守势，并通过最大化守势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克劳塞维茨说：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法律上，占领了阵地或财产的人都是有福的。

但防御不能完全是被动的。克劳塞维茨的第二个观点是，防御基本上包括两个阶段：等待打击和抵抗打击(Abwehr)。后一种行动，即对攻击者的反击，是整个防御概念所固有的。一支军队占据防御阵地以便在那里战斗。它选择那些阵地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力，尤其是火力。克劳塞维茨说，防御是盾牌，不过是一种主动的盾牌，是由“有针对性的打击”构成的盾牌。[67]你不只是停留在你的防御线后，等着被敌人攻击，而是要出手还击。实际上，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往往是防守方先开第一枪。正如克劳塞维茨在一个得到列宁讥讽式赞同的段落中所说的那样：“侵略者总是爱好和平的(正如拿破仑一直声称的那样)，他们宁愿不被抵抗地接管我们的国家。为了防止他们这样做，人们必须愿意发动战争，并为此作好准备。换句话说，弱者，即那些最有可能需要防御的人，应该时刻武装起来，以防被摧毁。”[68]

防御战略包括在等待和回避这两种因素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亮出那把“闪亮的复仇之剑”，克劳塞维茨称其为“防守者最伟大的时刻”。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敌人一越过边界就发起反击，即在最低限度的等待后立即还击，到撤退到国境线内，直到发动反攻的最后一刻，就像俄国人在1812年所做的那样，1941年至1942年他们也这样做过。克劳塞维茨指出，这一切都取决于是要用自己的兵力来摧毁敌人，还是要“损耗敌人的内力”。[69]

在后一种延迟反击的战略中，克劳塞维茨假定优势在防守方，他们安全地沿着自己的补给线撤退，后者越向前推进，供应问题就越严重，兵力就越衰弱，环境也越恶劣。最终优势的平衡将会倾斜，在攻击者势力最弱的时候，防守者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能量。克劳塞维茨将这一时刻描述为应该亮剑、展开反击的“**”。战略家的战略核心便在于对时机的把握。

可以这样说，克劳塞维茨在作这种分析时，过度地受到了1812年战争的影响。毕竟他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战役，尤其是在1805年和1806年，向前进攻的军队的兵力并没有减弱，而是士气大振，撤退的军队则因为放弃了越来越多的领土而士气低迷，进攻者通过撤退者解决了自己的供给问题。然而，当时在欧洲也很少有国家能够在不放弃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地形或资源的同时，将防御线拉到内陆深处。不过，在这种机会确实存在的时候，一旦被有效地利用起来，就会颇有成效，正如屡次入侵俄罗斯的侵略者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发现的那样。1914年，在法国北部战场上，霞飞将军也是通过让德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损耗自己的内力”，自取其败，然后在马恩河上亮出他那把“闪亮的复仇之剑”。

不过，克劳塞维茨还是详尽地阐述了如何通过精心策划和艰苦卓绝的撤退来延长防御，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首先，考虑到欧洲现有的政治制度及统治者普遍倾向于维持力量的均衡，中立国很有可能会通过援助被侵略的受害者来维持这种平衡。当然，这是一个乐观的评估，并没有被历史记录所证实；其次，他还阐释了有关环境提供的资源方面的问题，自然的资源和军事工程师建造出的资源，所有的这些，他都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析；最后，他还写到了人民对军队的支持，而克劳塞维茨之前及之后的战略家大多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还探讨了有关正规军与人民军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后者的优缺点。他自己的经历，特别是1812年至1813年冬天在东普鲁士组织人民发起抵抗运动这一段经历，得以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在《战争论》关于防御的文章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游击战，即“人民武装”。他承认，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非常少：“这种战争还不是很常见，那些能够观察到它的人对它的讲述还不够多。”[70]“人民武装”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军人认为武装民兵是浪费资源，而更普遍的观点则认为“人民武装”处于“一种合法的无政府状态，对国内社会秩序的威胁不亚于其对敌人的威胁”[71]。对于前者，克劳塞维茨指出，用于游击战的资源很可能根本满足不了为其他任何目的的服务。至于后者，克劳塞维茨提醒他们，民众起义必须被视为常规壁垒遭到侵蚀，“战争的发酵过程被扩大和加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便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征。与其他新型战争形式一样，“任何明智地使用战争的国家，通常都会比那些蔑视使用它的国家获得一些优势”。“如果是这样，唯一的问题是，人类整体上是否将从战争进一步扩大中获益。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和有关战争本身的问题一样，留给哲学家去探讨。”[72]

克劳塞维茨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至今一直被激烈地辩论着。但是，与后来的一些理论家不同，克劳塞维茨从未孤立地考虑游击战。对他来说，这是防御能力范围内的另一种资源，只有在“正规军所从事的战争框架内，在一个包罗万象、与前者计划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考虑游击战的问题。 [73]这样的计划可以使人民起义成为决战前的辅助活动，也可以成为战败后最后使用的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畏缩不前，不敢使用它。

一个政府绝不能认为国家的命运以及它的整个存在都取决于单独的一场战斗，无论这场战斗是多么具有决定性……无论一个国家同它的敌人相比是多么弱小，它绝不能放弃这些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会认为它的灵魂已经死亡。当这个国家可以指望与它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提供帮助时，这些努力就更值得期待。一个政府在输掉一场大战后，如果只关心让人民尽快回到梦乡，在被失败和失望的情绪所压倒后，因缺乏勇气和欲望而不去作出最后的努力，那它的行为便构成了一种“自相矛盾”。这表明这个国家不配获胜，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获胜。[74]

这段话概括了他许多政治著作的思想，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克劳塞维茨在腓特烈·威廉三世那些谨慎和保守的顾问中如此不受欢迎。

但是，如果敌人不是想推翻你的国家，而是怀有18世纪常见的那种有局限性的目标，比如占领一些边境省份，要么把它们当成附庸，要么把它们当作和平谈判中的筹码，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的进攻是他的次要行动，是对其他更具决定性的地方进攻的辅助呢？如果他只是在一个盟友的要求下，半心半意地发动进攻，以至于只要经过巧妙的安排，就可以使他脱离这个盟友，那又该怎么办呢？这将涉及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防御策略。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撤退到内地，拆除边防，集中力量进行一场重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成为一项非常不适当的计划。此时，正确的战略应该是尽可能久地占据尽可能多的领土。因此，重要的是，在作出部署时，战略家应该知道他将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这是一场“或多或少类似于一场观察之战”的战争，还是恰恰相反，是一场“完全由决定性冲动所支配和渗透的战争”？[75]这种全面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将决定指挥官的军事方案。

其实，直到《战争论》第六篇的第二十八章时，克劳塞维茨才开始认识到，这两种类型的战争向指挥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这是他在本书中还没有讲过的，此时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在最后的第八篇《关于战争计划》中，这两种战争被仔细地区分了开来，同时他也对每一种战争的适当战略原则作了一些详细的规定。这一篇的第一部分是对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战争政治目标的首要地位的成熟讨论，也可能是克劳塞维茨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只有在对这一基本观点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克劳塞维茨才开始重新起草这部在他有生之年都未能完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