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全部魅力在于其在追求本民族独立与自由时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执着精神、勇气和信念，它们具有飞蛾扑火般的壮烈之美。然而，民族主义一旦沦为利维坦政权的爪牙和走狗，就好比桀骜不驯的女神突然迷上了支付宝，瞬间便面目可憎了。

我曾在《从杀人之刀到活人之剑》一文中提到过1862年日本萨摩藩武士在生麦村对冒犯大名[34]的英国商人进行无礼讨，当场斩杀一人、重伤两人的幕末大新闻。在幕末那个乱世，“尊皇攘夷”绝对是最时髦的口号，但攘夷绝不是请客吃饭，拿U形锁砸自己人显然是出不了名的。所以，除了“生麦事件”这种公然谋杀外，零星袭击西洋人的野蛮活动也很流行，连伊藤博文这种大名人当年也未能免俗。他在夜里偷偷潜入英国使馆放了一把火，之后与狐朋狗友彻夜狂欢，庆祝攘夷成功。

萨摩藩武士斩杀无礼英国商人的幕末大新闻——生麦事件

萨摩藩惹了刚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胜的英国人，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于是，英国人按照他们在东亚的一贯套路，抽调了几艘刚在鸦片战争中虐完清军的军舰，组成复仇者联盟，从清国气势汹汹地开往日本。但是，当时英国人还没弄清日本的政治体制，直接向日本的“合法政府”德川幕府提出了10万英镑的赔偿要求。在19世纪中叶，这是一笔天价赔款，但是风雨飘摇的德川幕府看了看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清帝国，咬咬牙还是背了这个锅，乖乖给了钱。然而，对于交出杀人凶手这一条件，幕府无能为力，只好跟英国人解释了一下日本独特的封建制度，让英国佬找萨摩藩要人。

生麦事件中被大卸八块的英国商人理查德森的遗体

与英国人交涉的萨摩藩武士团队（右一是福泽谕吉）

英国军舰到萨摩藩后，提出了两个条件：惩凶、赔钱。这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就是担任翻译的福泽谕吉（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主张“脱亚入欧”的那一位）把英国人“交出杀人凶手”的要求，含含糊糊地翻译成了“交出事件责任人”（可以理解为交出萨摩藩主的辅佐人岛津久光）。对此，萨摩藩一片哗然，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久光大怒，扬言：“粉身碎骨，夷贼诛罚。”

考虑到当事人福泽谕吉旅欧、旅美的经历和英文水平，如此低水平的翻译错误很可能是他故意为之，存心想跟英国人干一架。这也是当时很多狂热的攘夷青年的梦想。因此，当福泽谕吉的计策成功的时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萨摩藩的武士显然狡猾得多，他们用冗长的谈判拖住英国人，让英国人始终相信谈判并未破裂。其实，从萨摩藩把生麦事件的杀人凶手奈良原喜左卫门（英国人并未认出他）派去与英国人谈判的做法就可看出，日本人根本毫无诚意，完全是为了赢得备战时间而谈判的。同时，登上英国军舰谈判的萨摩藩武士也偷偷记住了英国军舰的停泊位置和火力配置。

萨摩藩武士决心要跟英国人干一仗，谈判只是个幌子

萨摩藩的岸防炮台与英军舰队对轰，英军损失不小

此次战争的爆发与珍珠港事件非常相似，日本人先发制人不宣而战，英国人漫不经心，猝不及防。日本人虽然只有80门发射实心炮弹的旧式前膛火炮，但是因为事先做足了准备，射击诸元准确，使火力占绝对优势的英国舰队一开始就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英国皇家海军战舰“尤里雅里斯”（HMS Euryalus）号巡洋舰被萨摩军的炮火轰炸了整整两小时才开始还手，但英军的黑科技阿姆斯特朗重型后膛炮很快发挥了作用，而且英军的火炮比萨摩军的要多（火炮100∶80，阿姆斯特朗炮21∶0），萨摩军的炮台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

然而，萨摩军的岸防炮兵也不是一般人，其中一名炮手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元帅大山岩，而后来在对马海峡团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元帅当时还是个搬炮弹的，后来的日本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当时也赫然在列。这些热血青年舍生忘死，顶着英军的猛烈炮火，顽强地用旧式大炮和英军对射。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英军尤里雅里斯号的舰长和副舰长被萨摩军的一发炮弹同时命中，一炮双杀！由于死伤人数增多，英军无心恋战，报复性地把鹿儿岛炸了个稀巴烂后扬帆而去。

萨摩藩的旧式前膛青铜炮，只能发射实心炮弹

英军的阿姆斯特朗7吋[35]后膛炮（这种火炮曾在八里桥战役中给森格林沁的满蒙骑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萨摩藩武士虽然打跑了英国人，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与英国人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于是采取见好就收的策略主动与英国人讲和，赔了英国人两万五千英镑（这钱是向幕府借的，直到幕府倒台也没还）。英国人此时也意识到萨摩藩武士不好惹，赢了面子也就罢休了。

但在日本国内，老百姓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挑起事端的萨摩藩武士全都成了攘夷的大英雄，受到狂热的追捧。其他倒幕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摩拳擦掌，不甘落于人后，随时准备找机会搞个更大的新闻。

握手言和的萨英两家一起愉快地数钱的场面

赞颂萨英战争中的英雄的汉诗：

萨州老将冲发冠，天子百官免危难，英气凛凛生麦役，海边十里月光寒

在这种狂热排外的社会氛围下，机会很快就来了。1868年3月8日，法国护卫舰Dupleix号停泊在了大阪港，它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因为此时倒幕战争（戊辰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倒幕军在一个月前刚刚收复了大阪，而作为德川幕府支持者的法国人出现在这里，毫无疑问是带有挑衅意味的。

然而，法国人似乎不这么看，一群法军官兵此时仍像无事一样，乘着小船优哉游哉地前往毗邻大阪的堺市游玩。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外交问题，因为根据法国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协议，法国人是可以在大阪地区登岸的，但倒幕军刚刚收复了大阪，所以法国人未经许可贸然进入交战区的行为就有点儿问题了。用《让子弹飞》里面的台词来说，就是“打雷天站雨里头，有点儿不讲究”。

此外，法国人在三八妇女节这天上岸以后的行为就更有问题了。就像法国人当时一贯的生活作风一样，他们上岸以后当街追逐、调戏妇女。根据一些说法，他们漫无目的地在神庙闲逛，还践踏了土佐藩的旗帜，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很快就惹来了当地人的不爽。当时驻守堺市的是土佐藩的藩兵，为首的两人是箕浦猪之吉元章和西村左平次，这些藩兵绝大多数都是下级武士，拥有“切舍御免”（当场斩杀冒犯自己的无礼之人而不受惩罚）的权力。然而，藩兵们并没有立即动手，而是让惹是生非的法国兵立刻滚回自己的船上去。由于法国兵的炮舰就停泊在不远处，所以他们根本没把这些身材矮小、腰里别着两把刀的家伙当回事，嘴里也说了些不干不净的话。于是，双方进入僵持和对骂的局面，在言语不通的对骂中和目光相对中，气氛变得越来越不对劲。[36]

冲突就在法国人“瞅你咋的”的散漫态度中电光石火般地爆发了，武士们猛然拔出了武士刀，藩兵也用步枪猛烈开火，当场干掉了九个法国人。有几个人被武士用刀砍得支离破碎（后来法国人指控土佐武士肢解了死者，土佐武士予以否认），剩下的法国兵逃回了军舰上，其中有两人在第二天不治身亡，死者被葬在神户外国人墓地里（和倒霉的理查德森埋在一起）。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当事人也觉得自己是在保家卫国，行使自己自古以来的武士权利，认为这事办得一点儿毛病都没有，根本不觉得自己闯下了大祸。

土佐武士们突然动手，刀砍加枪击，当场杀死了九名法国士兵

实际上，这件事可比萨摩藩武士斩杀英国商人严重多了，毕竟理查德森只是一介平民，而且当时只死了一个人。而此次，土佐武士一口气杀死了十一名法国士兵，几乎等于直接向法国宣战。法国政府本来就对明治政府持不友好的态度，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找碴儿了，法国公使在神户外国人墓地发誓要严惩肇事者。于是，法国联合欧洲一些国家，提出“明治政府谢罪、赔偿十五万鹰洋（一种墨西哥银元）、当着法国人的面处决凶手、开放大阪地区港口、撤走驻扎的土佐藩兵”五个条件。尽管当时明治政府已经在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德川幕府的势力还未完全被消灭，内战还在继续，因此，明治政府无力对抗如此多的西方国家，遂全盘答应了法国的要求。

1868年3月16日，在堺市的一座日莲宗寺院妙国寺的本堂，参与杀害法兵事件的二十名藩兵在法国军舰Dupleix号船长贝尔加斯·杜·珀蒂·图阿尔斯（Bergasse du Petit–ftouars）和该舰一众官兵，以及法国和明治政府外交官员的见证下，接受公开处决。因其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法国人越发趾高气扬，希望把这次处决弄成一次彰显正义和西方人威严的公审大会，但事情的走向很快变得诡异起来。

Dupleix号的舰长贝尔加斯·杜·珀蒂·图阿尔斯

明治政府所谓的“公开处决”实际上是责令这二十名藩兵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在日本传统中，切腹被认为是有尊严的体面死法，更何况这二十人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反而认为自己是护国英雄。因此，当这二十人身穿黑色和服雄赳赳地进入刑场并以凛然的目光傲视法国官兵的时候，法国人相当不爽，巴不得他们快点儿死掉。

一场典型的切腹仪式

第一个受死的是藩兵的队长箕浦猪之吉元章（殁年25岁）。他按照切腹的礼仪先在白纸上写下辞世诗，然后对着在座的法国官兵怒吼道：“你们听好了，（我）今日并非为尔等夷人而死，而是为皇国而死，让尔等见识下日本男儿的魂魄！”说罢，他先持胁差刺入左腹，随后横着拉向右侧，然后拔刀再行刺入，从上向下拉开一刀，形成一个十字形的伤口。突然，他猛地将手从伤口处伸入腹（日本人认为灵魂在肚腹之中）中，拽出自己的肠子，准备投掷法国人。法国人见此骇人景象大惊失色。介错人（为切腹者斩首之人）见状，深恐他惹下更大的祸患，随即一刀斩向他，却未能斩断其颈椎，箕浦大叫道：“没死，再来一下！”介错人直到第三刀才完全把他的头颅斩下，结束了这恐怖的一幕。法国官员和军人在震惊之余面面相觑，这和他们设想的场面大相径庭，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看下去。

随后出场的是西村左平次（殁年24岁）。这些武士把处决大会当作了表达自己爱国豪情的舞台，争相表现其英勇赴死的无畏豪情，场面变得越来越血腥、残酷。在旁监督执刑处决的明治政府官员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以怨恨的目光注视着法国官兵。法国人也越发对这场面感到不适，渐渐地有些坐不住了。紧接着接受处决的是池上弥三吉和大石甚吉，然后是山本义长和胜贺稠迅，到第十二个人桥诘爱平准备切腹的时候，法国人终于忍受不了这惨烈血腥的画面了，面色惨白的法国舰长贝尔加斯·杜·珀蒂·图阿尔斯，这位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雄，一言不发地带领随行人员离开了弥漫着诡异和恐怖气息的处决现场。

因为失去了见证人，这场处决暂时中止。明治政府向法国政府表示，如果法国政府同意，还可以另选时间继续进行。法国政府则向明治政府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认为一命抵一命（法国士兵也死了十一人）已经足以伸张正义了，并建议将剩下的九名武士改为流放。因此，在妙国寺本堂自尽的武士只有十一人，被称作“堺市十一死士”。

这十一个人就埋葬在他们的自尽之地妙国寺，该墓地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当作宣传工具，从而成为一个“圣地”，战后成了旅游景点。墓地里实际上埋葬了十二个人，多出的那一位就是那个命大的桥诘爱平。没能混成护国忠魂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他曾咬舌自尽结果又没死成，53岁去世后，后人将他葬在了十一死士的墓地里，终于了却了他的夙愿。

日本作家森鸥外著有以该事件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堺事件》，因有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嫌疑，至今未有中译版。

堺市十一死士的处决地——堺市妙国寺本堂

堺市十一死士的墓地和供奉塔（上书有“呜呼殉难十一烈士，忠魂义魄长留此冢”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