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西军入川

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已经比较稳固地占领了湖广南部和江西的袁州、吉安两府。在这些地方派设了官员，建立了政权，形势相当可观。可是，就在这时，张献忠却毅然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在湖广、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地方武装，实际上等于自行放弃两省地方。张献忠为什么要这样做？封建史籍上说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军，才避而入川的。近年来，某些论著又认为这是流寇主义在大西军中的表现。笔者以为，张献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他过去曾经一再进军四川，对这一带的地理条件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全国而言，四川偏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纵观历史，大凡天下大乱之际，在四川建立的割据政权一般都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简单概括。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既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张献忠毅然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况，明朝末年这里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人士就曾对四川的社会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撤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忌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庸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1]

崇祯后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业已摇摇欲坠，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民变风起云涌。其主要的表现便是：活动于川北和川东地区的摇黄十三家越来越活跃，川西等地以“打衙蠹”为号召的民变又方兴未艾。“摇黄十三家”起源于以摇天动、黄龙为首的农民军。崇祯七年农民军大举入川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当地群众结合，逐渐形成了十三支起义队伍。这十三家的首领是：争天王袁韬、震天王白蛟龙、整齐王张显、黑虎混天星王高、逼反王刘维明、夺天王某、闯食王某、争食王黄鹞子景可勤、二哨杨秉胤、六队马超、行十万呼九思、顺虎过天星梁时政、九条龙某等。他们活动于蜀中，很少同外面大规模的农民军直接配合作战，类似于河南、山东等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摇黄十三家在前期是得到贫苦民众支持的，史料记载“无聊穷人，背主黠仆，贼与此辈气味相投”[2]，因此发展很快。后来由于缺乏正确的纲领口号，有的甚至蜕化变质，直接侵犯到一般群众的利益。但是，对明王朝来说，他们一直是造反的队伍，牵制了官军的力量，破坏了明政府统治的基础。明四川按察使司佥事张一甲在叙述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进川“势如破竹”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川非无兵，为摇黄折尽”[3]。崇祯十六年，摇黄十三家的力量发展壮大，控制了川北巴州、通江、仪陇等州县，“官兵不能攻”[4]。

“打衙蠹”的兴起表明四川人民同官府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四川人民在崇祯十四年便到处揭竿而起，自发地对吏胥衙役、绅衿子弟、王府爪牙痛加惩处，即所谓“打衙蠹”。此类运动最初是在彭县爆发的，其他州县也闻风而动，如雅州“百姓各执枪棒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蠹役数十人。上南州县，处处皆然，州县官惟闭署坐”[5]。随着群众斗争的深入，内容也由“打衙蠹”而扩展为“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6]到崇祯十六年，“打衙毒（蠹）之风渐炽，因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堂，掠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指大西农民军）而乌有矣”[7]。

很明显，人民群众已经自己起来斩除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了，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官绅地主。四川地方当局开初还加以抚慰劝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料百姓们根本不听，乱子越闹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们改而动用武力，调军队和土司兵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自发斗争进行血腥镇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西军入川时的蜀中形势。

张献忠决策入川后，大西军就由常德、澧州北上荆州、夷陵。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老回回马守应，由于同李自成有隔阂正处于彷徨无适的境地。张献忠部义军到来之时，马守应已经病重，不久死去。部众遂加入了大西军，随同进川。[8]张献忠还注意召集荆州、宜都等地的群众入伍，所以兵势非常强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四川官军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9]，于二月间占领万县，明总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州关。

由于江流湍急，两岸高山难行，大西军在行进中队伍拉得很长，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来；加之兵员和随军家属人数相当庞大，沿途又都是生产不发达的地区，筹集粮草极不容易。因此前锋到达万县后，滞留了三个月才继续西进。[10]六月初八日，大西军攻克涪州，明守道刘龄长逃往綦江。十一日，张献忠下令分兵两路进取重庆，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县，约定十八日会合于重庆城下。[11]张献忠乘坐大船，船上悬挂着“澄清川岳”字样的黄旗，在重庆附近登岸，同麾下将领观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明守土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12]明官僚拒绝投降，献忠即部署攻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三面临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大西军从西面陆路先攻占浮图关[13]，进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命军士用火药炸开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了重庆。[14]明瑞王朱常浩[15]、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都被处死。张献忠下令把据城抗拒的官军士卒砍去一只手，然后释放。这些人逃窜所过地方，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大西军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刘廷举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镇守重庆外，大军即分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从洪武年间起，朱椿的后代即凭借政治势力，霸占了跨府连县的腴田沃土，积攒起惊人的财货，过着骄奢**逸的糜烂生活。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个王庄，“王膳”一天由一个王庄供应，一年之间才轮换一遍，“故富无与比”[16]。到万历年时，王府庄田已经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一个州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还不包括蜀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禄米、杂项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听说京师失守、崇祯自尽，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员的支持，先就监国之位，然后黄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远为理由坚决反对，其他一些官员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梦做不成，大为恼怒。当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川时，地方官感到形势严重，曾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至澍怀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钱，皱起眉头说：“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17]等到大西军攻破重庆，瑞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打算带着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担心会引起人心涣散，不让他走。朱至澍无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人给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经晚了，“应募率皆游手无赖，方授兵登陴，各怀镪超堞而去”[18]。

六七月间，正当大西军由重庆向成都推进的时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黎玉田[19]、怀仁伯马科[20]统兵一万从汉中入川。当时，李自成已经败回西安，明知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进川。尽管李自成遣军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员，是在北京期间决定的，这时对付清军已感到力量不足，本应立即撤回入川军队，假意同张献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目前说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马科所统大顺军进入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县）。

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面临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1]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五日，大西军到达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入。[2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投水自杀。巡按刘之勃被活捉，张献忠劝他投降，他却顽固不化，被处死。张献忠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不久也杀掉。

占领成都以后，张献忠派出大将分别领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各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23]。邛州的生员听说大西军占领了省城，自动聚集群众“伐鼓大噪，索印款贼”[24]。在很短的时间里，除了遵义（今属贵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区便大都处于大西政权的管辖之下了。

第二节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25]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马科统兵入川，又直接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将，继而亲统大军来到川北，一举击败马科部，把大顺军赶回陕西。张献忠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把绵州改为得胜州，派设了地方官员和镇守将领。川北一战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李自成在抗击清兵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派出军队去同张献忠争夺四川，尽管他的部队收取的是大西军尚未到达的明政府管辖州县，毕竟有伤和气。但是，张献忠却走得更远。他在绵州取胜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间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政权管辖的陕西汉中府。结果被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击败。[26]在全国形势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而日益恶化的时候，大西军和大顺军却兵戎相见，其对双方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汉中之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大顺军就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放弃陕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张献忠的支援，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27]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其立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设立官职，开科取士

朝廷设立丞相、六部尚书等官职。以汪兆龄为左丞相，严锡命（四川绵州人）为右丞相，政事多裁决于汪兆龄。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28]，吴继善为礼部尚书（不久处死，以江鼎镇代替），龚完敬为兵部尚书[29]，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

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六部尚书中王应龙是延安工匠出身，跟随张献忠多年的老战士；胡默和李时英是在湖广参加张献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共过患难，让他们掌握用人和刑杀大权比较放心，此外的三部尚书（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都是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川北巡抚也由四川广元人吴宇英担任。[30]

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张献忠在四道各设学官一人，开科取士。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规定若有父兄阻挡子弟赴试，要受到严厉惩罚。从当时人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心怀疑惧者固不乏人，但多数还是抱有善意或者热衷功名的，故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相当踊跃。考试方法改八股为策论。张献忠亲自写了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31]，颁发学宫，供士子学习。考试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别授官。大西政权的科举制度，包括了笼络士子和加意防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尽量用功名争取士子，虽然当时管辖范围不到一省，科举却分为入学、中举、进士三级。一六四五年科试之后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32]。另一方面又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33]。这些措施，实质上反映了大西政权对地主阶级既争取又控制的态度。

二、军制

大西的军制，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分。正规军共四十八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34]；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此外，大将尚有张君用、马元利、冯双礼、白文选、刘进忠等。上述将领除王尚礼、窦名旺外，都经常统兵分镇或分巡各州县。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大西政权在各州县还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史料记载，大西政权“有里兵，皇兵名色。按户口佥派，三丁抽一，皇兵出师，里兵守城”[35]。仅在简州一地就有“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36]，定期进行操练。

三、肃清内奸，厉行法治

张献忠深恶朱明宗室鱼肉人民，入川后就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37]防止了官绅地主利用正统旗帜拥立朱元璋的子孙发动叛乱。为了防范敌探奸细，大西政权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在广元，“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38]西京成都的城禁更是十分森严：

四城门不许擅行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等几铺或某坊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先拘左右邻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其城外入者，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票。事毕出城，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杀不放。如系本日往还者，则于左颊印一图书，至晚验明图书方行放出。倘或有被汗水摩擦，图书不明者，亦拘留斩首。[39]

又派出缉事兵丁，化装成平民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王尚礼处严加惩办。一天夜间，有个男子絮絮闲谈，他的妻子阻止说：“夜深了，你还是张家长李家短说个没完没了。”被缉事兵丁听得，第二天捉将官里去。张献忠得报后大笑道：“这是说我家长，自成家短，是个良民嘛！”下令给赏释放。[40]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城中百姓虽不免感到精神紧张，但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

四、经济措施

大西军在湖广的时候，曾经宣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军饷等费用都是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地主所得。入川以后有否改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4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42]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顺政权相类似，大西政权也曾经“取富户追赃”[43]。“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44]在雅州“止发土户（指土司）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45]。

为了便于民间贸易，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制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恶钱形成鲜明的对照。[46]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入营贸易”的记载[48]，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可备顾问。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以“天学国师”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49]。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问算学之事甚多”，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50]。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51]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样，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严惩。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镵去。”[52]“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53]

第三节　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

历来的封建史籍，对大西军在四川的作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张献忠描绘成以四川百姓为敌的凶神恶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占领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徐图向外发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打击的对象只限于坚决与大西政权为敌的部分官绅。大西军进川过程中纪律严明，并不随便杀人。《长寿县志》记载，大西军由涪州进攻重庆途经该县时，“立誓不妄杀一人”，“邑中得无恙”[5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由于大顺军已经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除了少数甘心充当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数都转到大西政权方面寻求保护。如史籍所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徨。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55]。省会以外的府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56]。接受大西政权官职的人员虽然缺乏统计材料，但据西方耶稣会士的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57]，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尽管这些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惧，有的甚至心怀叵测，但就大势而言，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直到一六四五年上半年官绅地主的叛乱逐渐严重时，大西政权仍然注意约束军纪，努力做到“兵民守分相安”。这年三月，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还发布了禁约，勒石立碑以示郑重。禁约碑文主要内容如下：

……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此处缺数字）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锁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58]

这个禁约的发布人刘进忠，后来降清成了农民军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军入川前期，对于维护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视。

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激化起来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张献忠等大西政权的决策人，虽然采取了安排蜀人做官、开科取士等政治措施争取当地士绅，但这个政权的基本施政方针却直接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59]，以及拘集官僚士绅罚银充饷。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绅地主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60]，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四川地区的官绅地主，本来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投靠大西政权的。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号，颁诏各地，自封正统。当时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顺军相对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单薄不敢问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东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国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在这种形势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紧部署颠覆大西政权，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软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军队入川同大西军正面交锋，就只好采取任命四川官员，指使他们联络策反，把本地的官绅地主势力组织起来同大西农民军为敌。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书言事时，就曾提出过以下的建议：

又闻献贼逋窜蜀中，设伪官分为四道，以图延喘旦夕。……诚得亲信之士布置其间，或散为流言以惑其众，或伺其隙以间之，使之互相杀戮，而潜结蜀中诸士官与夫忠义之士，阴为部署，伏聚高山长林之间，多设旗帜以寒其胆。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故纵间之策不可不行……[61]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62]王应熊是四川巴县人，樊一蘅是四川宜宾人。南明政权利用他们在本省士绅中的影响，“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63]。王应熊受任之后，坐镇遵义、綦江地区，统筹全局。按照他提出的规划是，依靠贵州的兵力和军饷，加上败军溃卒，地方武装，由綦江、纳溪北上；同时责成云南巡抚命将出师，沿建昌、毕节一线推进；川陕总督樊一蘅则提兵转入川北，夺取保宁（今阆中）、顺庆（今南充）一带，从北面牵制大西军。他还要求朝廷急令湖广巡抚重占荆州，防止大西军顺江东下；郧阳抚治则沿大昌、大宁、达州、东乡一线蚕食川东北地区；偏沅总督和巡抚由东南面扼控四川。这就是王应熊提出的围剿大西军的全盘计划。[64]在他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顿时活跃起来。

一六四五年春，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占领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领几万名战士反攻重庆，又被曾英部击退。这个山城重镇的失守，是张献忠入川以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此外，明将王祥据有綦江，参将杨展盘踞黎雅，游击马应试窃据叙州（宜宾），四川南部成了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在顺庆地区（今南充一带），明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65]。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也“敛兵自守”，割据一方。大西政权控制区内的官绅地主则纷纷叛乱，“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66]；“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67]。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68]

事实说明，南京弘光小朝廷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旗帜，为他们提供了从事反对农民革命的复辟活动所必需的组织系统和精神支柱。这正是四川地区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原因。

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迫使张献忠加紧了军事扫**。这本来是必要的，然而张献忠在镇压和防范叛乱的过程中却走得太远了，往往弄到顺逆不分的程度。他看到官绅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而生员们一般多是出身于这个阶层，就在大顺二年十一月借口举行“特科”，命令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到齐后找了个借口全部杀光。[69]这就是所谓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约杀了五千人。[70]当他不断得报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被反革命势力捕杀时，又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张献忠的过激行动，使本来就非常尖锐的阶级对抗更加复杂化了，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

在历史上身居权力顶点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是很难迷途知返的，他们往往在谬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张献忠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甚至发出了“除城尽剿”的命令，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71]，连西京成都也发兵“剿洗”。《圣教入川记》中，载录了外国传教士目睹的情况：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上，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听了，“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献忠剿洗成都后，旋即传令晓谕各乡场镇村庄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张献忠的过火行为，最后弄得自己越来越孤立，干脆一把火烧掉成都，打算丢掉四川，另谋出路。

《纪事略》等书中记载，深受张献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龄，是促使大西政权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从其他著作叙述张献忠牺牲以后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四将军处死汪兆龄时宣布的罪状[72]来看，可以互相印证。汪兆龄出身于南直隶桐城县的官绅地主，混迹于大西军后巧于逢迎，博得了张献忠的宠信。他竭力主张血腥屠杀，是出于蓄意破坏呢，还是因为大西军入川以后四川人在政权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妨碍了他独揽大权，必欲杀之而后快呢？抑或是迎合张献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禄位呢？由于史料缺乏，无从做出准确判断。但是，他利用张献忠的愤**绪，把大西政权为巩固自身而采取的镇压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权在后期树敌过多，招致最后的惨败，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引起的。把事情说成张献忠天性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一贯如此。比如大西政权的开科取士，其前两次都是真正的延揽人才，安排官职。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借口举行“特科”，屠杀士子。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词，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杀人的情况和数字夸大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龄说，仅从丙戌年（大顺三年，1646）正月张献忠“命四将军分路草杀”，到五月回成都报告，所杀人数合计竟高达六亿九千九百余万，此外所杀者尚未计算在内。[73]明后期全国人口数仅六千多万，毛奇龄撒下弥天大谎，编造张献忠在四川一省（实际上大西政权当时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县）杀的人数，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梦呓，居然被清朝统治者主持修撰的《钦定明史》所沿袭。在该书卷三〇九《张献忠传》里，竟赫然大书，“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有的史籍还绘声绘色地着意渲染，胡说什么张献忠杀人，竟至于“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74]。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但是，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存大西政权所立的张献忠“圣谕碑”，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75]这道“圣谕”，虽不像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杀”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张献忠何尝不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所说的天只不过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记载，“张献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76]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负义，只有由他这位上天之子来恭行天罚了。[77]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张献忠用自己创造的天与人之对立，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富与贫的对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圣谕碑”，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乱时滥及无辜愚蠢做法的辩护。

史籍中谈到大西军在四川的举措时，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连带论述，这样做不是有意中伤，便是无知妄说。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急剧下降是事实。封建统治阶级把这笔账全都挂在张献忠名下，是极为不公的。造成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军阀屠戮平民[78]、清军滥杀无辜、摇黄等武装**百姓；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肃反无边，当然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地死于饥饿[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数。在批驳封建史籍诬蔑大西军“屠蜀”的时候，还应当指出，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后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这是可以列举材料加以证明的。[83]

第四节　张献忠牺牲及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

从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权所面临的局势就逐渐恶化起来。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大西政权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就全国而言，李自成部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被清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也跟着覆亡，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为了实现其征服全国的野心，在东南和湖广地区大举用兵，企图镇压大顺军余部和其他汉族士民的抗清斗争。而对于张献忠则一再派人进行招降，妄图不费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顺治二年春，清陕西总督孟乔芳致书大西川北巡抚吴宇英，“令其说张献忠投降”[84]。同年秋，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也派人“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85]。张献忠对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当他发现吴宇英在广元暗自组织反革命乡勇，准备叛投清方时，便断然派兵平叛，处死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官僚。[86]

于是，清廷改而采用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的方针。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率兵前往陕西，“会剿四川，征讨叛逆”[87]。同一天，又颁布了招抚张献忠的诏书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谕旨。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谕旨说：“凡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为奴。开诚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88]

由于当时在陕西汉中等地的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牵制了何洛会等统率的清军，使他们无暇进剿大西军。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等，统率官兵前往四川征讨张献忠。[89]清军在陕西先后击破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大顺军刘体纯部在这年正月，虽曾一度由河南邓州攻入陕西商州，终因兵力不敌败回湖广。豪格等人在陕西粗定之后，就着手准备入川。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变事件。[90]刘进忠原是大西军骁骑营都督，据说其部下四川籍将卒较多。在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他的一名部将叛投了南明。刘进忠惧怕受到张献忠的严厉惩罚，竟然率部仓皇出逃，先南奔重庆投靠明将曾英；不久又率部北移，同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合营，自称新天王。大约在顺治三年十月间，他又派部将吴之茂往陕西向豪格投降，接引清军入川。[91]

此时，张献忠正处于内外交困、举棋不定的境地。八月，他下令放火焚毁成都，带领大军转移，打算丢掉四川另寻出路。[92]九月初八日，到达顺庆（今南充）。次日，攻克叛乱分子谯应瑞、冯有庆等人窃据的顺庆府城。在这里屯驻二十余日后，又引兵移往西充县境。

十一月，清军准备就绪，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县境从大西军俘虏口中，得悉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下。[93]豪格密令昂邦章京鳌拜、固山额真准塔等率领精锐充为先锋，自己则带着满、蒙军队随后进发。清军“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94]，于二十七日抵达西充凤凰山。张献忠当时拥众数十万，不但对于清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直到清军迫近，侦探一再报告清军已经到来时，张献忠还是不相信。等到清军已经近在眼前，张献忠才带着少数随从出营观察，仍然没有做任何战斗的准备。双方隔着一条名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张献忠被清兵箭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关于张献忠牺牲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西军“皇营”（当作“御营”）中的外国传教士有以下一段叙述：

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铎到皇营欲见献忠……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于是提讯昨日某逃官之夫人，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95]

清军乘势冲杀，大西军由于变生意外，毫无战斗准备，被打得大败，牺牲战士数万名，损失骡马一万二千余匹。[96]其余战士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大将的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在联合南明永历朝廷共同抗清的斗争中，大西军余部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张献忠牺牲了，在他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也被摧毁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却被大西军将士继承了下来。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从表面上看，张献忠的牺牲和四川被清军占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这种偶然之中却寓着必然。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

一、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武装，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因而在官绅地主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层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导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杀，使自己更加孤立。自古以来，任何一支队伍想要战胜敌人，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即自身的团结一致和争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大西军在其后期基本上没有同盟者，甚至作为大西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普通农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吓得远离而去，自身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长。这正是大西军在四川站不住脚的基本原因。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轻易地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在大西政权统治的后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码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条件。这固然同官绅地主的叛乱有关，但张献忠等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并没有做出多大的努力。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政权，只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的基础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大西军领导人麻痹轻敌，也是导致兵败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了达到保存自己、相机出击的目的，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猝然袭击。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张献忠（李自成也有类似情况）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官军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以后，就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突出地表现为麻痹轻敌，不再兢兢业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张献忠、李自成的突然牺牲，都不是由于兵力削弱到连自己的领袖人物都保卫不了。相反，他们在牺牲时都还掌握着几十万大军。只是由于麻痹大意，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卒致以身予敌。这种无独有偶的悲剧，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

[1]　欧阳直：《蜀乱》。

[2]　摇黄十三家的首领，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的《荒书》和李馥荣的《滟滪囊》卷一《摇天动黄龙寇巴蜀》。《滟滪囊》把行十万呼九思写作“邢十万扈九思”，《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曾经被掠入行十万营内，说他“绰号行十万”，当可信。又，《滟滪囊》卷一尚记有夺食王王友进。

[3]　《国榷》卷一〇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记。

[4]　费密：《荒书》。

[5]　李蕃：《雅安追记》。

[6]　费密：《荒书》。

[7]　同3。

[8]　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同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守应统兵“下袭江陵”，迫使自成派驻荆州的守将任光荣、防御使孟长庚退走，遂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忠来到荆州，“自称西王，诡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部随大西军入川后，任光荣、孟长庚回到荆州，恢复了当地的大顺政权。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备遗》。

[9]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10]　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十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月、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笔者做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

[11]　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

[12]　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13]　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14]　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佥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〇三。

[15]　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16]　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17]　《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纪事》。

[18]　杨鸿基：《蜀难纪实》。

[19]　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投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

[20]　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降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2]　《蜀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崩塌城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〇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23]　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年》二。

[24]　《蜀难叙略》。

[25]　同4。

[26]　《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进兵汉中，说成是李定国未取得献忠同意的擅自行动，甚至说献忠“恨定国挑衅”。据《蜀难叙略》记载，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门征运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显然不是一个前方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载，顺治元年张献忠“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卷八，《兵事》附）。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27]　张献忠称帝的时间，诸书说法不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记：“十月初八日，贼僭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佚名《纪事略》说：“献忠遂于八月十五日僭位。”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载：“献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称西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亦从此说。乾隆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八记：“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贼张献忠僭号成都。”当时四川简州人士傅迪吉谓，十月初四日，大西军发兵至简州招安，“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五马先生纪年》）。这里所说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称帝，有的是指“僭称”大西国王。但《纪事略》等书在记献忠“僭位”之后，紧接着说立刘氏为皇后，并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前，供以香花”。显然是认为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已经称帝。《圣教入川记》根据两位混迹于大西政权中的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说张献忠于公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进入成都之后，“随即称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适值阴历正月”，才在新年佳节之际正式称帝。诸书说法不一，确切情形尚有待于考证。此外，《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张献忠屠蜀》条，记张献忠攻克成都之月“建号大西，又自称秦王，改元义武”。关于张献忠称秦王的问题，孙可望后来要求南明永历朝廷封秦王，说是“国继先秦”，又称张献忠为“先秦王”，看来必有所本。我们知道，张献忠早年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十六年在武昌称大西国王，在四川建立政权时也以大西为国号，那么秦王的称号从何而来呢？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于西安建国时，曾经封张献忠为秦王，所以张献忠初进川用的是大顺政权永昌年号。后来见李自成败于清军，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马科统兵进川使双方矛盾激化，才干脆称尊建号的。国号大西是自己的传统，年号大顺，很可能是因为一度奉过大顺政权正朔，一下子全改过来会给人以突兀的感觉，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顺国号借作年号。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须通过发掘史料加以检核。至于说张献忠改元义武，只是一种捕风捉影之谈。产生这种讹传的原因，是张献忠曾收得“义武左营关防”废印一颗，崇祯十二年在谷城受抚期间他没有官印，请求总理熊文灿准许他使用这颗关防，熊文灿转报朝廷后遭到拒绝（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由于张献忠一度想用义武作为自己的营号，后来就误传为他曾改元义武。

[28]　王国麟，湖广人，崇祯十七年任四川彭县知县（见嘉庆十八年《彭县志》卷二六，《职官》）。他书或作王国宁。

[29]　龚完敬，四川彭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明临安府推官（见嘉庆《彭县志》卷四二，《外纪》；同书卷二八，《选举》）。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义王》条记，“蜀绵州鹿头关庞士元祠，（孙）可望重修，有石坊大书伪衔：柱国太师兵部尚书。凡数百字，犹称张可望云”。龚完敬任兵部尚书后不久被处死，是否由孙可望接替，或者孙可望的兵部尚书只是个虚衔，尚须进一步查考。

[30]　吴宇英曾任明工科给事中。《纪事略》吹捧他“姜桂之性，老而愈辣”，说他“焚伪敕，斩伪使，尽出所藏，招集义勇，扼险以待”。“据神仙峒以抗献忠”，始终拒绝大西政权的委任，最后被大西军剿灭。《绥寇纪略》卷十也说：“给事中吴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顺治二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可见吴宇英确实任过大西政权巡抚职务。

[31]　《绥寇纪略》卷十。

[32]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33]　同2。

[34]　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当时都随献忠姓张。史籍中关于他们在四川建国时授予的职位记载不一致，如《纪事略》说：“封义子张可望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张文秀封勇义伯，挂平南先锋印；张能奇挂平南将军印；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君用为右军都督；马元利为左军都督；冯双礼为后军都督；其余贼将俱各封赏有差。”《滟滪囊》卷三，记献忠封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为“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伪王，其次封伪将军，设鹰扬、龙韬、虎韬、豹韬诸伪宿卫，分四十八营”。这里是根据欧阳直《蜀乱》的记载。

[35]　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张宏畉《邑志纪闻》。

[36]　《五马先生纪年》。

[37]　《纪事略》。又，沈荀蔚《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费密《荒书》也说：“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38]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39]　《纪事略》。

[40]　《滟滪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张成恩道邻人闺门，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说张家长，李家短何为？’贼诇知，侵晨执见献忠，问之，民以实对。献忠曰：‘我家长，他家短，是良民也。’赏而释之。”《绥寇纪略》卷十记最后一句话作：“献忠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释之。”

[41]　《绥寇纪略》卷十，记张献忠曾经“声言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似乎是针对土司而言。《纪事略》说大西军占领成都后，汪兆龄曾条陈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内有“定赋税各项事宜”；后面又说孙可望建议“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马元利部将后来还说：“蜀川千百万生灵，挽粮输赋，供给三载，未见负嵎梗化。”好像大西政权在四川期间一直实施了赋税制度。但是，《纪事略》这本书多有夸诞不实之处，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　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曾叙述当地农民不愿意下秧，他归之于“懒惰”。不过他没有解释四川的农民历来非常勤快，为什么这时突然变得懒惰起来。真正的原因，是大西军随意打粮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农民无心从事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