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的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一女者如**吾母”[103]。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104]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105]。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106]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07]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108]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109]。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深得人心的。

[1]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什么路线进入河南的问题，请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于到达河南境内的具体时间，由于所见材料有限，还不能得出结论。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记载的时日都偏迟了一些。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贼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为十七日。根据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的记载，李自成在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经“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当时任明政府河南游击将军的高谦，在其所撰的《中州战略》里，也记载他在崇祯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抚李仙风谕帖说：“近据宝丰、鲁山塘报，皆云闯贼哨马四出，老营不动……”当时高谦统兵在外，考虑到宝丰、鲁山塘报送到省城开封和李仙风谕帖送达高谦的时间，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动向最晚不能迟于十月。何况，宝丰和鲁山距陕豫交界处已有相当一段路程。另据《嵩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当系十三年之误），闯贼李自成败亡，仅数百骑遁入嵩、卢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万安、田湖、新庄及樊店盘龙寨、西崖山寨，掠万人，连破宜阳、永宁等县，饥民从者已十余万”（见康熙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十，《杂志·灾祥》附录“被兵始末”；又见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还曾经在嵩县、卢氏一带深山里休整。依据这些材料，做出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秋天已经进入河南的判断，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证明《豫变纪略》所说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实。

[2]　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一八《艺文》，《崇祯十四年乞免钱粮疏》。

[3]　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4]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眼荒说》。

[5]　《豫变纪略》卷二。

[6]　《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8]　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宜阳和永宁的时间前后倒置，实际上攻克宜阳是二十一日，克永宁是二十七日。

[9]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记牛金星是“乙卯举人”，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启辛酉举于乡”，辛酉为天启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选举》、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三《选举》、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五《选举表》，都说牛金星，字聚明，“天启丁卯科”举人。嘉庆《宝丰县志》还说：“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按：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崇祯）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为是。”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述大顺军队长姚奇英之言，亦谓牛金星“系丁卯科举人”。可以断定，牛金星在天启七年中举，其他的说法都不对。

[10]　《国榷》卷九七，记崇祯十二年四月七日“河南贡士宝丰牛金星有罪戍边”。关于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狱论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各种史籍的说法略有不同，可参见赵士锦《甲申纪事》、郑廉《豫变纪略》、耿兴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砺传》《卫桢固传》、康熙五十六年《城固县志》卷七《石可砺传》。

[11]　《豫变纪略》卷三。

[12]　关于谶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来由和流传情况，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江苏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一文中，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杨绍溥同志在提交第一次清史讨论会的《关于李自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与农民起义》论文中，做了详细的讨论，可资参考。《明史》卷一一八载，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觊觎大宝，“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李清《三垣笔记》下卷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后，御史张孙振云：“皇上御讳为十八，所云‘十八孩儿与胡战者’，非谶乎？此万年祚也。”说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当主神器”的传说不绝如缕，不仅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在统治集团中也颇有市场。

[1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14]　请参看《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谈李岩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5]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16]　同1。

[17]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卷八；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18]　一说王绍禹部卒用绳索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19]　《谈往录》卷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

[20]　《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1]　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　《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祺之子吕璜在《吕太傅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成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剿，何逼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

[23]　《绥寇纪略》卷八。

[24]　《豫变纪略》卷三。

[25]　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李自成以邵时昌为河南伪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说以邵时昌“总理城守”，不详授何职。这里是根据当时随李仙风领兵重占洛阳的明游击将军高谦所作《中州战略》。

[26]　《平寇志》卷四；《绥寇纪略》卷九。

[27]　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28]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喜，署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这种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当地居民自发地支持起义军；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李自成这时还没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没有分拨军队留守地方。

[29]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陈泰来在《上河南沦陷安集讨贼疏》中说：“臣闻贼之蹂汴也，破一城即尽其城而毁之。其无大志、奸谋，于此毕见。故臣昨冒昧具疏，以为非贼之利。然贼之设心，以为城郭不存，则守令不能露处，无守令而民散，虽欲不从我不得也。”（见《陈节愍公奏稿》卷上）陈泰来听说起义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把城墙拆毁，以为这表明起义军领导人胸无大志，其实是误解了起义军的战略意图。

[30]　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疏》，见《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记载，朱由检说：“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讫大痛，掩袖流涕。”（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1]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

[32]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3]　《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34]　李光壂：《守汴日志》。

[35]　同1。

[36]　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陈永福射的，崇祯十六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时还说过“亲集矢于王目”的话。《守汴日志》《豫变纪略》等书则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时任明军守备）射的。还有的史籍说是官军士卒所射，陈德据为己功，向朝廷请赏。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遂攘为其子陈德之功，以守备擢游击。”又根据一种传闻，说是谢三所射，“三名不显，故为陈所掩云”。

[37]　《守汴日志》。

[38]　李自成、罗汝才两部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祯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39]　《绥寇纪略》卷九。

[40]　今湖北钟祥县。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前的旧邸在这里，他的父亲兴献王（后追尊为帝）的陵寝也在这里。

[41]　按，颍河流经项城东南，项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项城和汝宁之间，可能河名有误。

[42]　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灾祥志》记：“崇祯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陨。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绕城安营，贼不敢窥。”同书卷六《人物志·名宦》附《总督傅公全项纪略》有更详细的叙述，也说双方作战地点在项城南火烧店；没有提及起义军赚城事，而说傅宗龙死后，“余兵抵城下，遇贼至辄挥泪奋击，无不以一当十者，项赖以全”。看来，《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记起义军“遂攻陷项城，屠之”，是靠不住的。

[43]　见《平寇志》卷四。这条史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非常注意宣传鼓动工作，《九问》《九劝》之词估计是用问答方式通俗地阐明起义军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关于李自成称闯王的问题，由于史料既芜杂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许多史籍说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李自成即继为闯王。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崇祯九年以后，明政府任事官员（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时仍称之为闯将。崇祯十四年以后确实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称作闯王。按我个人的浅见，闯王和闯将本来都是绰号，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闯将晋级为闯王的问题。李自成直到崇祯十六年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时，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也还没有称王。看来，李自成的“闯王”称号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后，中原百姓和起义军士卒感到称他为闯将不雅，改呼闯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会把绰号闯将改为闯王，也未必会把闯王作为自己称王的名号。正如崇祯八年起义军东下南直隶等地时，民间呼起义军首领为千岁一样，李自成对百姓和部卒等称他为闯王没有必要加以制止。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仍有待于研究。

[44]　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义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义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　朱聿键在崇祯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戒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人，圈禁凤阳高墙。其弟朱聿镆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聿键在弘光帝登极于南京时遇赦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46]　《汪忠烈文行录》卷上。

[47]　顾炎武《明季实录》、边大绶《虎口余生记》所载，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祖、父墓的塘报中说，“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汪乔年的回札亦云：“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云：“闯贼破洛阳后，声势日张，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如果这个说法可信，那么掘墓的初谋就出自明朝廷，录以备考。附带说一下，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亲自率领李过、刘芳亮部大军攻陕北，途经家乡米脂。米脂士民因发墓事惴惴不安，谣传将要屠城；李自成只处决了一个参与策划并且积极探访墓地所在的生员，其他一概不问。后人有诗云：“李王一怒返梓乡，恸削先茔恨莫赎。”“农夫走说毫无犯，士女闻言喜欲狂。”（见民国《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李自成的胸襟多么开阔了。

[48]　《国榷》卷九八。

[49]　《汪忠烈文行录》卷上。《豫变纪略》卷四亦载此语，但较简略。

[50]　顺治八年《襄城县志》记：“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闯贼李自成围督师汪乔年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卷七，《杂志·灾祥附变乱》）

[51]　《守汴日志》。

[52]　《豫变纪略》卷四。

[53]　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艺文》中，卢宜《表忠记》。

[54]　《绥寇纪略》卷十一附纪《豫抚陈益吾与同年许霞城书》中说：“朱仙镇之败，良玉以七千之众率先倡逃，致十八万人马一齐溃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复问。”

[55]　朱仙镇之役，《国榷》卷九八记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匮书后集》卷一载于七月，时日均误。这里是根据李光壂《守汴日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和郑廉《豫变纪略》。

[56]　《守汴日志》。

[57]　在开封战役中，富商大贾们站在明政府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自成当时尚未提出“平买平卖”的保护商业政策；二是开封巨商主要是为藩府和官绅服务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参看佚名《如梦录》。

[58]　白愚：《汴围湿襟录》。李光壂《守汴日志》中也谈到，有霍卖婆“假采菜出城”为起义军提供城内消息，李自成赏以金银六锭，入城时被搜出，明政府“遂禁妇女出城”。

[59]　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明崇祯十五年河南开封府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揭帖》。

[60]　郑廉：《豫变纪略》卷四。白愚：《汴围湿襟录》也记载了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郑廉所记说，明朝文武官员如果“仍旧延抗”，起义军破城后将严惩不贷，“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白愚文本却说：“本营不日决黄河之水，恐尔辈尽葬河鱼腹中矣！”看来，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决河灌汴之后，为了嫁祸于起义军，私自偷换了文告的文字。

[61]　《守汴日志》。

[62]　《守汴日志》。又，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记：“乃又有一二职官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逐门挨户，掘地排闼，不为人留一糠秕，犹然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夹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甚至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室，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

[63]　马士骘：《汴城围陷述》，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艺文》。

[64]　王紫绶：《大梁宫人行》，见郑廉《豫变纪略》；又见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四，《艺文四》；《河南通志》卷七三，《艺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将军指总兵陈永福，抚军指河南巡抚高名衡。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也说：“壬午夏初，卷土重来，粮尽援绝，掘罗无计；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饥者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无一二矣。”

[65]　陈之遴：《浮云集》卷四。按，决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级文武官员串通密谋的结果，具体执行人为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徙，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撼。皆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垣初刻》）陈之遴诗中所云，出奇算之“绣衣使者”即指严云京。崇祯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己诏，也把决河灌汴列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孰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劾》）

[66]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回奏议调宁兵及汴城捞银揭帖》。

[67]　同1。关于明亡前夕明政府的“汴城捞银”，薛所蕴有《汴中曲》云：“省括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余丈，云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掘才一尺，干粮用尽无气力。略倚铁锹定喘息，长官鞭扑风雨急。长跪长官莫楚毒，掘得金银将身赎。熬来万苦与千辛，不见朱提见石骨。”（乾隆四年《祥符县志》卷二○，《艺文·七言古诗》）

[68]　开封淹没后，崇祯帝曾召问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两天后虽有给事中陈燕贻劾“黄澍决水灌城之失”，朱由检却包庇“不问”（见《国榷》卷九八）。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多沿袭此说，例如康熙四十六年爱新觉罗·玄烨巡视河工时曾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也有类似记载）

[69]　这种说法充斥于封建史籍，如《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传》云：“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

[70]　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

[71]　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72]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五，《宁南侯传》。

[73]　许多史籍记载说，起义军得到贺人龙被杀的消息后“酌酒相庆，曰：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也”。这种把贺人龙描绘成义军劲敌的说法未必可靠。彭孙贻在《平寇志》卷五中评论说：“夫开县之溃，陈州之逃，谁则为之？谓其勇猛为贼惮者，伪也。”

[74]　按时间顺序，起义军歼灭傅宗龙部在崇祯十四年，击败汪乔年部在十五年，疏中颠倒了次序。

[75]　《国榷》卷九八；侯方域：《壮悔堂文集》。

[76]　《石匮书后集》卷二五，《左良玉列传》云：“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督师于河北。督师知粮无所出，乃谕之曰：‘将军以兵三十万称盛，然止四万在额受粮，实又未给度支，今远来就我固善，第散其众则不可，若悉以来而自谋食，咫尺畿辅，将安求之？’卒不得与良玉军会。”

[77]　《绥寇纪略》卷九。

[78]　《国榷》卷九八。

[79]　这次战役因官军被击败的地方名叫冢头，有的史籍称之为“冢头之败”。《怀陵流寇始终录》又有另一种称呼：“当传庭出军，天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食，士卒冻饥，故甚败。豫人谓之‘柿园之役’。”（卷十五）

[80]　乾隆十年《洛阳县志》卷十，《祥异》；又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8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左金王为蔺养成，争世王为贺锦。《平寇志》卷六也说“左金王名蔺养成”。当时明朝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在给淮抚朱大典、淮按张修其的信中说：“在楚，革、左三营借口于粮路不通，移营就食。皖之争、治两营，犹自恭顺如初。”在给佥院徐蓼莪的信中谈到同一事件时又说：“革、回之众，启衅粮路，又虑其与贺、刘二营合。”（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这里“争、治两营”和“贺、刘二营”是同义词，看来说争世王为贺锦、左金王为蔺养成不是没有根据，但一般的说法贺锦的名字左边为金字故称左金王。在未取得确证前，暂从通常说法。

[82]　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一。

[8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明皖抚郑二阳给兵部尚书陈新甲、侍郎吴甡的信中也说：“迩来逃死饥民，往往奔趋贼营，乐为效用。我之一举动、一号令，贼皆得而调知，岂不令人愤懑欲绝？”（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84]　戴名世：《孑遗录》，见《南山集》卷十五。又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三，《桐城纪事》。

[85]　《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一，《鄂寨篇》引《张仁熙致杨卓然书》。

[86]　康熙三十年《新蔡县志》卷七，《杂述》。

[87]　顺治十五年《沈丘县志》卷十三，《丛纪志·灾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里眼。

[88]　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十。

[89]　康熙《汝宁府志》卷十，《武备·军功》记：“十四日晨，有通谋崇王中贵，矫王旨议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举刀砍柱，厉声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贼自西北门入城。”

[90]　《平寇志》卷五，记崇王名朱由樻，河阳王误书为河南王。《国榷》卷九八，记世子名为朱慈焲。这里是根据《明史》卷一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杨文岳传》，亦记起义军“虏……河南、怀安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应以河南为号。

[91]　直到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义军再克洛阳时，仍然采取了拆毁城墙的措施：“因忿城中驻兵与彼作难，遂令伪将驱其男女平城。”（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汝宁战役以后，史籍中不再见有平城的记载（指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张献忠部因实力较小，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广蕲水时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领武昌以后才改变策略，据城设守，开始建立大西政权），而代之以派遣地方官员，如十二月“发精兵千余骑，送襄阳徐秀才往邓州上任”（见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92]　《绥寇纪略》卷九，记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统兵出潼关，侦得起义军“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乃派游击折增修领兵间道潜攻唐县。结果唐县被攻破，起义军“辎重俱尽，妻子细口被杀”。这虽然是半年多以后发生的事情，但起义军把安置家属和辎重的老营另行屯驻，不再随精锐部队迁徙大概要早一些。

[93]　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按，李令尹即李模，河南郏县人。据传中所说，李模当时也参加了考试，“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属于故意不成章者。顺治年间，李模中了进士，殿试时清世祖当面询问过那时的情况。

[94]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95]　同1。

[96]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8]　《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9]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100]　费密：《荒书》。

[101]　出处均见上引。

[102]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103]　《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4]　《守汴日志》。

[105]　《平寇志》卷十一。

[106]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107]　《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8]　康熙五年《许州志》卷十四，《碑记》；吴尔壎：《许昌全城死节冢碑记》。

[109]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四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