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西战场失利，但在东战场却取得重大进展。李秀成在回师江西时得石达开部属20万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于是与李世贤一起进图浙江。又因原约定一年内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已过，太平军再次发动上海之役。外国侵略者撕破中立伪装，与清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名为“常胜军”的雇佣军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之一。李鸿章受命率部前往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发起对太平天国苏福省的进攻。淮军因之而兴起。

一　太平军进图浙江

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与左宗棠所部湘军在安徽婺源和江西饶州府相持，先于婺源击败左部，并乘势于4月攻占江西景德镇，但在江西乐平却为严阵以待的左部所败。此时，李世贤已与原属翼王石达开的谭体元部及原天地会之谭星、周春等部花旗会合，兵力超过十万人，遂于5月初由江西玉山东进浙江衢州府之常山、江山。5月下旬，李世贤东取金华府城，即在此建侍王府，作为其在浙江的指挥中枢。金华既克，全浙震动。清朝官员惊呼：“浙东之全局坏矣！”忠王李秀成于7月从湖北撤军后，经江西瑞州、临江，于8月下旬进驻樟树镇。安庆失守之时，李秀成部正在江西抚州一带作战。在得知李世贤部已入浙江之后，李秀成亦率军大举入浙。9月，回军铅山，又得石达开部将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等所率20余万将士，实力大增，遂以号称70万之众，兵分三路，进入浙江。闽浙总督庆端急向曾国藩求援，请其派尚在浙赣边境一带的总兵鲍超率所部湘军就近入援。但曾国藩却以“浙中贼势浩大，亦非数千人所能救解”为由，拒绝了庆端的要求。他让鲍超转向皖南宁国进军，据说这样做可以“分击浙中贼势”。同时他又向清廷大力举荐左宗棠统帅诸军入浙，称其“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且久驻江西广信，“距贼较近”，又“请将广信、徽州、饶州诸军统归节制，以一事权”。很显然，他不愿将其精锐主力供他人驱策，充当炮灰；而推荐左宗棠率军入浙，则是期待由左来收拾浙省残局。

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大军诸路并进，很快即夺取了浙江的绝大部分州县。但其在向宁波进军时，发生了外国侵略者予以干涉的事件。这既是侵略者1860年干涉太平军进攻上海之役的继续，也是其1862年再度干涉太平军二次进攻上海之役的预演。

进攻宁波的是李世贤部将黄呈忠与范汝增。黄、范两军于1861年10月底进克诸暨后，又于11月间分头夺取嵊县、新昌，即由此兵分二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对宁波的钳形攻势。至12月初，已完成了南北夹击、围困宁波的战役部署。宁波虽是浙东重镇，但防守的清军不足4000人，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然而宁波又是通商口岸，甬江北岸且有外国人居住区。1861年春，英国人与太平天国谈判，达成太平军于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并不包括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同年4月，嘉兴太平军进克乍浦。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即向英舰“遭遇”号舰长丢乐德发出以下命令：

你要进一步和叛军首领谈判，向他们指出他们占领并破坏宁波，会大大伤害英国及一般外国人的贸易，因此你要求他们不要进攻这个城市，同时你却不要表示使用武力的必要。你只要提醒他们去年上海所发生的事件，说明如果你被迫协助官军防守宁波，他们就无法攻占这个城市。可是你要表示，你本心并不愿意采取这种跟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的办法，因为我们并不愿意跟他们发生冲突。

英国侵略者之所以阻挠太平军进攻通商口岸，英国公使普鲁斯直白是因为经济利益：

叛军的进展将使英国在华利益遭受危险……我们的长远利益全在贸易，贸易发展则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此外，我们还有从赔款中所取得的暂时利益，此项赔款系由税关税收缴付，而税收亦同样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倘各通商口岸尽入叛军之手，则以上利益安在？

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干涉，乍浦太平军表示无意进攻宁波。但现在侍王大军压境，用武力阻止太平军进入宁波已无可能。英、法、美三国代表会商的结果是派人与黄、范谈判，力图加以劝阻。两位将军同意推迟一个礼拜进攻宁波，并保证不伤及外国人的生命财产。12月9日，太平军3万余人一举克城，并履行诺言，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清军提督陈世章、道员张景梁等由外国军舰护送逃遁。何伯毫不隐讳他用尽了除武力之外的一切方法去帮助清军防守宁波，可是“由于清朝官吏的卑怯无能，这些方法竟全然无效”。

除宁、绍两府外，李世贤的部队还攻取了浙东的温、处、台三府的绝大多数州县。浙西方面，则由李秀成的大军发起攻击。延至1861年底，浙江省城杭州亦于围城两月之后因粮尽而破。据时人记载，城中“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但此说似有夸张之处，因据李秀成说，他于城破后曾“发薄板棺木万有余个”安葬在城饿死者，则饿死者很有可能仅一万余人。浙江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于城破时毙命，布政使林福祥、前总兵米兴朝等高级官员被俘。杭州将军瑞昌等在拒绝李秀成的劝降后，于满城被攻破时自杀。

李秀成于占领杭州后，立即着手处理善后。据他后来回忆说：

斯时将杭省各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叠，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发薄板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财弍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弍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还。四只（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妥周。

除此而外，李秀成还厚殓王有龄，并礼送被俘的林福祥、米兴朝等人出境。但林、米二人因在城陷时不能“愤烈捐躯”，反而“恬不知耻仍复辗转逃匿，认辱偷生，希求苟免”，受到清廷的从严惩办，由左宗棠在衢州军营将其“正法”。

浙江省城失陷，清廷追究了当事者的责任。1862年1月24日，闽浙总督庆端因“身任兼圻，迁延不进，以致杭城失陷，实属救援不力”被革职，但仍令其暂留本任，“责令带兵，迅图克复浙江失陷各城，以赎前愆”。两江总督曾国藩因“有节制浙江全省之责”，亦被“交部议处”。吏部议：“应比照城池失陷例，降二级留任。”清廷“从之”。但曾国藩受命节制浙江全省，正值杭州被围近月后的危难之时，对他的这一处分实在没有多少道理。于是清廷赶紧又予以抚慰，6天之后的1月30日（同治元年元旦），即命其为协办大学士。

二　再次进攻上海

杭州既克，而太平天国所承诺的在1861年内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已到。太平军乃再次发动上海之役。上海是清军的饷源重地。据曾国藩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又说：“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则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上海又是苏浙官僚、买办蚁聚的巢穴，并有数万清军驻守。美国人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也以上海为基地，和清军一起威胁着太平天国苏福省的安全。太平军如能攻克上海，不仅可将其与苏、浙二省连成一片，彻底解除来自上海的清军与洋枪队的威胁，且可切断清军的饷源，将上海的进出口税收转归己有，整个东南战局亦可借此朝着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方向发展。

1861年12月27日，不进攻上海的协议期限行将届满。停泊在天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狐狸先生”号舰长宾汉在海军司令何伯的指使下，向太平天国当局提交了一份蛮横无理的照会，无端指责在太平天国占领区有人抢劫了英国臣民，使其遭受损失，因此必须予以赔偿。照会要求太平天国无限期地不进攻上海，且把不进攻的地区从上海一地扩大到汉口、九江、镇江等其他地区。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以幼赞王蒙时雍等人的名义复照宾汉，驳斥并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复照指出：今春我国诚然签订不进入上海、吴淞一百里以内的协定。但我军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从你们来说，经商是谋生之道；但对我们来说，保卫疆土是神圣义务。我天兵的责任在于杀妖。如上海、吴淞没有妖兵，忠王、侍王当不会考虑派兵攻取这两处地方。如你们愿意驱逐两处清妖出境，天朝将派出文官前往安定地方，不仅保护居民而且也将保护你们的商务。本年将尽，协定期限也将届满。我天朝军队不能仅考虑到你们的商务而不进攻这两处地方。

1862年1月7日，太平天国以忠王李秀成的名义向上海、松江等地发布告示，声称：上海、松江为苏、浙之屏藩，乃太平天国必收之地。要求上海人民、清朝兵勇“着即放胆”，“急早就之如日月，归之如流水”，太平天国“自当于纯良之百姓加意抚安，其于归降之兵勇留营效用”。至于在上海贸易之洋商，亦须遵守去岁成约，“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并警告说：“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同日，忠王亲率大军由杭州沿海塘北上，1月12日，抵达青浦之朱家角。但其本人随即渡泖湖回苏州，由宿卫天军主将、建天义谭绍光担任前敌指挥。谭绍光（1835-1863），广西桂平人，16岁即参加金田起义，是忠王李秀成最为得力的部将，不久后即因克复浙江湖州的战功晋封慕王。在其统一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各部队很快占据了上海周边地区。1月14日，攻破奉贤敌营，大败洋枪队。16日，克奉贤县城。17日，占南汇县。18日，占川沙厅。19日，占领吴淞附近的高桥。21日，占周浦镇，浦东地区大部分已为太平军所有。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由苏州出发到嘉定，进逼宝山。太平军对上海、吴淞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三　“中外会防”与“借师助剿”

早在杭州被围之时，在上海的官绅和商人们就已预见到太平军必将攻打上海。他们一致行动起来，要求英、法驻沪军队保卫上海。1862年1月3日，上海纳税外人会议筹商防守，推选5人组织“中外会防局”主持有关防卫上海事务。英、法驻华侵略军司令对此均表赞同。12日，清朝上海道吴煦、英国领事麦华陀、法国领事爱棠、上海志愿部队司令韦伯等在英国领事馆会商上海防务。第二天，也即1862年1月13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吴煦等成立会防局（即会防公所，又称“上海会防局”），由应宝时、吴云等4人主持。

会防公所一设立，即在城郊各径路委派专人侦探敌情，一经发现太平军踪影，即“驰报发兵”，“会同英、法驻守兵丁，并力剿捕”；又禁各船，“不许停泊近城处所”，发现形迹可疑者，“概行驱逐”。外江主要由英、法派大轮兵船驻泊防范，内河亦有英国的小火轮船协助防守。南北两门外的居民稠密区，亦计划开凿长濠，起建炮台；又于要口开辟马路，以通炮车。“凡此工程，俱经次第兴办”。

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上海官绅“借英法官兵剿贼”的呈请。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清廷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上谕中说：

浙省贼匪悉众东窜，奉贤等三厅县不守，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至借师助剿一节，业谕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现据薛焕奏，英法文武各员颇为出力，且法国轮船为我开炮击贼，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而逆贼伪示内乃有上海贸易之洋商去岁在苏已有成约，两不相扰，傥敢抗敌，则是自取灭亡，等语。是不独以通匪汙蔑洋人，且意存威吓，想洋人见此亦必愿为我出力，自明心迹，亦何肯袖手旁观，甘于畏惮贼匪，致形孱弱。……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外国侵略者方面，也彻底撕下了中立的伪装。2月13日，英国海军中将何伯、陆军上校穆迪，法国海军少将卜罗德、陆军上校戴诺格、法国领事爱棠等会商上海防务，决定美国及英国租界内由英军防守，法国租界、上海县城及董家渡近郊由法军防守，但北门及其附近城墙仍由英军防守。2月15日，太平军在黄浦江上利用民船搭建浮桥，准备进攻上海县城，即被法国军舰与清军水师炮船开炮击退。21-24日，何伯、卜罗德等指挥集结于上海的英法联军以及华尔的洋枪队（此时已更名为常胜军），开始主动向浦东高桥地区的太平军出击。驻守高桥的吉庆元部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而在此之前，洋枪队已在松江附近的广富林、迎旗浜与太平军数次激战，并利用武器的优势，将太平军从上述地区逐走。英法联军、常胜军与清军一起，先后攻占了太平军的若干据点。4月间，李鸿章率领湘淮军陆续抵达上海，随即亦投入对太平军的作战。双方由此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

5月1日，侵略军攻占嘉定。12日，陷青浦。17日，侵略军又进攻奉贤的南桥镇，太平军奋起抵抗，阵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同日，忠王李秀成亦亲率太平军精锐主力1万多人从苏州赶来，在太仓消灭了知府李庆琛所率的5000余名清军，并一举克复嘉定。6月9日，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克复青浦，守敌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被俘。太平军趁势围攻松江。李秀成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战事时还很自豪地说：

我十二年在省往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到尚（上）海接薛之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上）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甫（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太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

李秀成所说情形是可信的。李鸿章即向皇帝汇报说：“惟嘉城复失，逆陷（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贼遂直趋青浦、松江。”左宗棠亦致函曾国藩，称：“青浦、嘉定二处，发贼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说洋人“畏长毛”，这是不错的，因为事实俱在；但忽然“委而去之”，不干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外会防”，即共同保卫通商口岸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双方利益一致；但对“借师助剿”，也即借用洋人的力量共同镇压口岸以外地区的太平军，双方却矛盾重重，有着种种猜忌和疑虑。还在1862年2月，曾国藩即说过：“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英国方面，英使普鲁斯于5月间也对恭亲王奕??说：英国政府“倾向”于用它的海军力量保护条约口岸，而不是用它的陆上武装。清政府必须在这些口岸改进它自己的军队，否则，他将下令仅防守外国租界地区。7月7日，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更在给普鲁斯的训令中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从事镇压太平军叛乱，我们很快就要陷入一场广泛的战争中去，而清政府将作壁上观，把一切负担和消耗转嫁到我们身上。我们执行的合理方针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商务利益，保护条约规定开放的港口，以及鼓励清政府建立一支有效率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部队，以镇压太平军，使之就范。

但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很快就找到了双方最为合适的结合点，这就是华尔的常胜军。1862年3月26日，普鲁斯在致罗塞尔的信中，充分肯定了常胜军的作用：

从华尔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军队，我看到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这种军事组织对于处在混乱状态中的中国，可以证明是很有用的。如果清政府采取这种改革，它将得救；如果它不采取这种改革，我们在主要港口组织这种武装，将保持这些港口在任何情况下，不致遭到破坏。

外国侵略者给华尔的常胜军以尽可能的物质支持。在1862年早期，英国驻上海的军队即以成本价向其提供武器装备。1862年11月，英军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报告：最近常胜军得到了1万套武装，发射12磅重炮弹的炮12尊，100万发子弹。他还打算将撤离上海去印度的两个团的枪炮与装备按价出售给清朝上海地方当局。清朝方面，清廷对已申请加入中国籍的华尔奖掖有加，不仅先后赏其四品、三品顶戴，更赏其副将衔，还由苏松太道吴煦任常胜军督带，候补道杨坊会同华尔任管带，并竭力扩充其兵员实力。1862年8月，上海外围的战斗结束之后，英法侵略军退回上海，以后即由常胜军和清军联合向内地太平军进攻。9月，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伤毙命。华尔死后，李鸿章即与英国侵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就整顿常胜军问题进行谈判，对常胜军的进一步发展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由清朝政府出士兵、出官兵军饷，武器装备亦由清政府出钱购买，并对其有一定的控制权；外国侵略者则出军官予以指挥，替清王朝镇压太平军。常胜军的人数则被限定为3000人。

浙江方面，在外国侵略者与清军相勾结于1862年5月攻陷宁波后，也仿照上海的常胜军，在宁波组织了以英国人为教练的所谓常安军和定胜军。由于他们头裹绿巾，又被称为“绿头勇”。以法国军官为教练，以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为管带的同样性质的军队，则被称为常捷军（又称“信义军”）。由于他们头裹花巾，又被称为“花头勇”。法国公使还照会清王朝，让勒伯勒东免去法国军职，专任署理浙江总兵的中国军职。

清王朝正是依靠这些雇佣军的大炮，逐一轰开了上海四周及苏、浙地区太平军所占城池的大门。

四　李鸿章与淮军的崛起

太平军再次进军上海，为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崛起提供了际遇。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末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兴起后，即与其父文安、兄瀚章一起举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氏父子是淮南颇著人望的士族。李鸿章本人更在办团练、领军作战、参佐皖抚福济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增长了才干，积聚了经验。又因其父与曾国藩为同年好友，李鸿章曾从师问学于曾国藩，并得其赏识。所以1858年一入曾国藩幕府，就得到器重，并参与机要。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冬，上海官绅得知太平军将再次进军上海，除向外国侵略者乞援外，更数次派人至安庆向曾国藩告急，要求其出兵驰援，并允诺提供巨额军饷。上海是两江总督的辖地，巨额饷银的筹集对于湘军也极有吸引力。同时，进援上海，就与进援浙江的左宗棠军、进军天京的曾国荃军，对太平军形成大包围之势。正因为有这样重要的经济、军事双重意义，曾国藩对东援江苏的部署，特别是统将的人选煞费苦心。他首先考虑派其弟曾国荃。但曾国荃意在攻占天京，不愿去上海。曾国藩对此表示理解，认为“亦系量力而行”，他本人“决不相强”。于是决意改派李鸿章，带水、陆军各5000人前往。其中程学启之千人，本为曾国荃部属，拨于李鸿章，“系属万不得已之举”，“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曾国藩又叮咛其写信给程学启，“令其听少荃之节制调度”，并表示：“吾家受国厚恩，吾为江督将近二载，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愧对朝廷，下愧对吴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则并获罪于天地矣。”

李鸿章于1861年12月奉命募勇，至1862年2月（同治元年正月），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即各带所部团勇至安庆，并按湘军营制，编为最早之淮军4营；同时，曾国藩又从湘军拨来韩正国2个营，程学启2个营，张遇春1个营，以及新从湖南招募的4个营。这13个营中，张、刘、潘、吴4营为李新招，并有同乡乃至其他私人交谊；程学启、张遇春3营虽从湘军拨来，但弁勇全为安徽人，后者且为李之旧部。其他6个营之弁勇则均为湖南人，与李向无关系；韩正国2个营更为曾国藩之嫡系部队。其水师中，淮军数额也远不及湘军之多。更何况曾国藩既是李的老师和恩主，又是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者。这一切使初时的李鸿章军，名为淮军，实则与鲍超等军一样，都是湘军的一部分。

1862年4月，首批淮军乘坐上海官绅以18万两巨款租来的外国轮船至上海。至6月，陆营6500人全部到达，黄翼升水师不久亦至。4月25日，清廷擢李鸿章署江苏巡抚。

李鸿章率军到达上海后，首先大力整顿税政，扩大税收。据熟悉情况的人估计，1861年，“上海关税厘金所入终岁毋虑五百万”。但李鸿章初至上海，情况不熟，署布政使吴煦又有意把持封锁，遂仿照曾国藩对江西的办法，将上海财政一分为二，关税收入，仍由吴掌管，以备常胜军、会防局和镇江守军支用，厘金则由李派人接管，以作来沪湘淮军开支。数月后，吴卸署任他调，上海财政就全归李掌握。随着九江、汉口海关开征，上海关税收入虽然减少，但厘金田赋却因淮军收复失地日多而不断增加。此外，他还开办各种新捐税，再加上对吴煦把持、弊端极多的各项税政的整顿，革退不法人员，重新制定章程，也收到了较大效果。

其次是不断扩充淮军实力。李鸿章带至上海陆营水师只有万余人，加上其弟鹤章由陆路带来之马步兵1500人，合计不过1.2万人。李鸿章遂凭借上海财力，大力扩军：一是招募新营，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招募9个营，后又派人到苏北招募5个营；二是汰留改编上海原有绿营系统的部队，其中少数仍由原有将弁管带，多数则另委他人，对原有水师也采取同样办法；三是大量收编降众，南汇、常熟、太仓等太平军守将归降后，即加以整编，或令降将自带，或分散编入各营，补充缺额。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各军两年以来，无旬日不恶战，各营伤亡过半，率以降众补额。”此外，还有请其老师曾国藩代为组建和少量收编苏杭地区的盐枭枪船、团练而成的部队。经过多方努力，至1863年攻占苏州时，李鸿章所统水陆军已有7万多人。

再次是更新武器。李军来上海时，只有冷兵器和原始热兵器。到上海后不久，李鸿章就深感洋枪、洋炮为战争利器，大量购买，装备部队，并且吸取江南大营只用洋枪、不用西法训练的失败教训，毅然采用西法训练，甚至聘请西人教练部队。至1862年冬，所部“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以后逐步增加，至1864年春，“每营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原有的原始热兵器，乃至冷兵器，已经基本上为洋枪所取代。与此同时，洋炮也日渐增多。张遇春军最早装备洋炮。1862年底，李鸿章还亲自视察其操练。以后，郭松林、刘铭传、程学启等军也相继装备洋炮，甚至还组建抚标亲军炮队，其中刘铭传和抚标亲军炮队拥有大炮更多达二三十门。所部会字营千人，更是英国人代为训练成军。1864年，常胜军裁撤，其炮队600人、枪队300人、外籍教官12人又全部拨归淮军。而其所聘用的西人，平时帮助训练，临阵帮同作战。这一切，使淮军在近代武器拥有量以及用西法训练两个方面位居全国第一，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最后是强化个人的控制。李鸿章至上海后，即仿照曾国藩的做法，除了其亲弟李昭庆、李鹤章为统领外，还提拔重用同乡亲友，如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周盛传等皖中最早参加淮军的团练头目，都被提拔为统领。籍贯为安徽的原绿营将领和太平军降将，也得到重用。前者如况文榜，后者如从湘军拨来之程学启，至上海后收降之骆国忠、吴建瀛等。此外，李鸿章还把同乡好友蒯德模、蒯德标，乡试同年凌焕，会试同年陈鼐等人，分别委以主持营务、厘局、粮台、文案等重任，随着苏常的收复，其中一些人又被委任实缺府县官和道员。

李鸿章组建淮军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曾国藩的支持，以及巨额的上海税收作物质基础外，西方国家的支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李鸿章至上海后，频繁与英、法等国军政人员往来，参观其军队操演，购买其新式武器，采用西法训练，聘用西方军人，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再加上淮军的战斗力又远远超出绿营，西方列强也乐于与其合作并给予大力支持。到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首都沦陷前后，淮军已摆脱湘军的附庸地位，上升为兼有军政实力、自成系统、几与湘军分庭抗礼的独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