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刚到圣?塞浦路斯学校不久,我突然开始尿床(不是马上,而是一两周后,似乎就在我开始适应新的学校生活时)。那时我都八岁了,原本这个坏习惯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改掉了—换句话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开历史的倒车。但现在,我倒是觉得,对于一个刚从家里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孩子来说,尿床并非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不过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些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明知故犯—这些小坏蛋就是喜欢跟大人对着干—而对于这种行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揍他一顿。当时幼小的我不用别人多说也知道这种事并不光彩。每当深夜降临,我总是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祈祷着:“上帝啊,请不要让我尿床!哦,上帝,请不要让我尿床!”但上帝他老人家貌似懒得管这些。我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还是时不时地尿床。我没法用意志控制这件事,甚至都意识不到。确切地说,我压根儿就不想尿床—只是早上醒来,发现床单都湿了。
等到我第三次“水漫金山”时,有人警告我“下次再犯就等着挨打吧”—但她的方式却因过于迂回而显得很奇怪。这天下午,我们用完茶点正要陆续离开房间时,校长的妻子威尔克斯太太忽然叫住了我,看样子要把我介绍给客人。威尔克斯太太原本坐在一张桌子的主位上同一位女士聊天。我对这位女士一无所知,只知道她这天下午来学校访问。这是位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身着女士骑装—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浑身散发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男子气概。
威尔克斯太太有个绰号叫“老滑头”,接下来我会用这个绰号称呼她。说实话,因为她油嘴滑舌的形象深入人心,导致我根本想不起来她的其他任何特征(当然,在公共场合我们会称呼她为“妈妈”,这大概是在拙劣地模仿公学,那里的学生称呼他们舍监的妻子为“夫人”)。老滑头是个身材敦实健壮的女人,她的两颊泛红,额头平坦,眉骨突出,眼窝深陷,总是一副疑心重重的样子。虽然她总是装出一副热心开朗、积极向上的模样,还常常用大老爷们儿的口气鼓舞别人(类似“振作点,老伙计!”等等),甚至用教名来称呼别人,看起来似乎非常亲切热情,但实际上,她眼睛里那满满的焦虑和指责从未消退过。即使一个人没犯过什么大错,恐怕也会在看到那张脸时,心生愧疚和忏悔地痛哭流涕。
“这个小男孩,”老滑头指着我对那位陌生的女士说,“他每天晚上都尿床。如果你再尿床,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吗?”她转身对我说,“我会让六年级的学生狠狠揍你一顿。”
那位陌生的夫人摆出一副震惊到无法言语的样子,惊呼道:“我!也!这!样!想!”此时,发生了一个荒唐的、近乎愚蠢的误会—虽然这种误会对于小孩子来说时常发生。六年级学生算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了,他们因为拥有某些“品质”而被赋予可以体罚那些低年级学生的权力。我这会儿还不清楚这件事,而且我把“六年级(Sixth Form)”这个词错听成了“弗昂女士(Mrs Form)”。我以为老滑头指的是那位陌生的女士—我想,原来如此,她的名字叫作弗昂女士。其实哪个正常人会叫这么个名字呢?但是一个孩子对这类事情是不会有判断力的。因此,我以为老滑头是想让弗昂女士来揍我一顿。我一点也不觉得把这种事交给一个与学校毫无关系的临时访客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以为“弗昂女士”是个严守纪律的人,还喜欢体罚违反纪律的人(不知怎的,我觉得她的外表完美契合了她的内在),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弗昂女士身着全套骑装,带着马鞭突然闯进学校,逮住我就是一顿狠狠的鞭子。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当年那个穿着灯芯绒短裤的圆脸小男孩,在那两个女人面前那股羞愤欲死的心情。那时的我还无法将这种情感诉之于口。我只是觉得如果“弗昂女士”真要揍我的话,我可能两眼一闭,小腿一蹬,就去找上帝他老人家了。并非恐惧,也不是怨恨,仅仅是羞耻—因为又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知道了我那让人厌恶的丑事。
后来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明白其实不是“弗昂女士”负责体罚学生,我也记不清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又尿床了。但无论如何,反正没多久我就又把床单尿湿了。天啊!我当时都绝望透顶了。现实是如此残忍而不公,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祷告,下了那么大决心,却还是从潮湿的被单中醒来!这种事没法隐瞒。那位高大威猛、冷酷无情的女舍监玛格丽特特地来宿舍检查我的床铺。她掀开被子看了看,然后挺直了身子,宛若雷鸣般吼叫道:“早饭后给我到校长室去自觉报到(REPORT YOURSELF)!”
我用大写字母强调出“自觉报到(REPORT YOURSELF)”这几个字—一提到这句话,我的脑海里就立马浮现出这几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写字母。我不知道自己当年在圣?塞浦路斯学校时听到过多少次这句话,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它基本与一顿毒打等同。所以这句话在我耳里总是不祥的预兆,就像压抑低沉的鼓声或是死刑前的宣告。
当我老实去校长室领罚时,老滑头正对着校长办公室前厅的那张锃亮的长桌,不知道在研究什么。当我走过时,她抬起头,用那令人不安的眼神打量着我。校长此时正在办公室内等着我,他有个外号叫“黑佬鬼”。黑佬鬼的样子又蠢又怪,他的肩膀圆润厚实,个子不高,走路的步子有些拖沓,又圆又胖的脸上总是挂着乐呵呵的笑容,看起来像是个发育过快的婴儿。他当然知道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并且已经从食橱里拿来了一根骨制把手的短马鞭。不过在行刑前,我还必须得亲口大声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我说完我的台词后,他简短而夸张地训斥了我一顿,然后一把抓住我的后脖子,让我转过身,开始用马鞭抽我。黑佬鬼打人的时候,嘴里也总是没完没了地教训人,我还记得他曾说过一句“你这个肮脏的小鬼!”。这顿打倒是不疼(也许因为是第一次,他没下狠劲儿),所以我走出去的时候感觉还不算差—因为打得并不疼也算是一种胜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尿床带给我的耻辱感。由于心情不错,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自个儿嘴角上还挂着笑容。此时,一些小男孩在前厅门外的走廊那儿溜达来溜达去。
“吃鞭子了没?”他们问道。
“一点儿也不疼。”我颇为自豪。
老滑头听到我说的话,立刻在我身后尖叫起来:“到这儿来!马上过来!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说……一点……也……不疼……”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怎么胆子那么肥?居然敢这么说!你觉得这对吗?进去!再给我领一次罚!”
这一次,黑佬鬼可来真的了。他狠狠地鞭打了我很长很长时间,大约有整整五分钟,这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和恐惧。他最后甚至把马鞭给抽断了,骨制的手柄飞到房间的角落。
“看看你干的好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手里拿着断了的鞭子。
我踉踉跄跄地跌到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啜泣着。没记错的话,在整个少年时代,这是我唯一一次被打得痛哭流涕。但奇怪的是,我并非因为肉体的疼痛而哭泣。第二次挨打我也没觉得多疼—似乎恐惧和羞耻已经麻痹了我的神经。我哭泣的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这时候我应该哭,还有部分原因是真心的悔改。但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儿童所独有的,且难以言表的原因:那是一种孤独感和无助感。不仅被关押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对善与恶的定义,并非如我所想,也非我能左右。
我知道尿床并不对(a),但我确实无法控制它(b)。对后者我非常清楚,对前者我也不会产生质疑。所以说,很多时候,就算你不想犯错,你仍然可能不可避免地,在不知不觉中就犯下了过失。这个过失不一定是指你做过的事,也有可能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不想说,我是在黑佬鬼的鞭笞下,才产生了这个新奇的、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一定早在离家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想法—因为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整个少年时代最重要,也最为印象深刻、经久不忘的教训:我生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人的世界里。连续两次的鞭打是个转折点,因为它使我第一次明白了我所处环境的恶劣。生活的可怕与邪恶超乎想象。不管怎样,当我小心翼翼地挨着椅子的一角狼狈哭泣时,黑佬鬼泰然自若地站起来,朝我大声训斥。在那一刻,我确实切身感受到了自身的罪恶、愚蠢和软弱—这些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任何时期的记忆都会随着年纪渐长而模糊。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接触新事物,而旧有的记忆不得不退步让路。二十岁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写出我学生时代的经历,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办到了。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某段记忆在一段时间后反而变得更加刻骨铭心,因为这个人在不断用新的眼光去审视过去那段记忆,而让它历久弥新。或者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从那堆杂乱无章的记忆中发现过去无从发觉的事实。某种程度上,这两顿鞭子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但这里面又有两件事,直到最近我才挖掘出其中的怪趣之处。第一点就是第二顿打在我看来其实理所应当—虽然我首先挨了一顿鞭子,第二次又挨了顿更狠的—因为我太蠢了,居然就这么明显地告诉别人第一顿打不疼,这还不够傻的吗?神是善妒的,当你拥有好运气时,应该藏好它。第二点是我把马鞭断了归咎到自己身上。我还能回想起当我看到那掉在地上的骨质手柄时的感觉—就像做了一件既没教养又粗鲁笨拙的事情,仿佛毁掉了什么珍贵的东西。是我把它打碎了,黑佬鬼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也就这么相信了。二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自己居然就这样承认了这项罪行。
尿床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但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句,就是在这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尿过床—其实严格算起来,我后来又尿过一次并挨了顿揍,但之后,就真的没再尿过床了。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这种野蛮而残暴的纠正措施也许确实有效,尽管代价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