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其八岁的养子曹芳继位。曹叡临危命燕王曹宇辅政，旋在他的宠臣中书令监刘放、孙资的密谋策划下，立夫人郭氏为皇后，改用曹爽、司马懿辅政。但不久两人就发生矛盾，终于导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了曹爽等人。司马懿开始专擅朝政，从而奠定了魏晋禅代的基础。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魏室的宗亲，属才识平庸的显贵。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威望都比不上司马懿，玩弄权术更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辅政伊始，曹爽对司马懿还能“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这时，司马懿的权势却空前膨胀，郭太后是他在宫廷中的代理人，主管决策机构；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是他的死党；他与曹爽共掌尚省书，而掌管选拔官吏的吏部尚书卢毓又是他的党徒；长子司马师还以中护军主管武官的选举，门生故吏遍布于朝廷内外。曹爽执政后，宗室曹冏上疏大声疾呼要“强干弱枝”。为了削弱司马懿的权力，曹爽就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结在自己的周围，让他们据要津，在朝廷中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有人称之为曹爽集团。这个集团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多属魏室的姻亲和功臣的后裔；二是多出身庶族；三是骨干多属新晋的显贵，其中一些人确颇有才具，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多缺乏经验；四是在政治思想上崇尚黄老、刑名，轻视儒学、礼法，倡导引用人才。与此同时，以司马懿为核心也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其中以刘放、孙资、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为骨干。这些人多出身于豪门士族或属魏朝的元老重臣。从整体看来，他们崇尚儒学，标榜礼法，乃是一个维护门阀制度的政治集团。

两个政治集团形成后，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剧烈的斗争，首先是权力之争。辅政未久，曹爽的弟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解除其录尚书事的职务。稍后又免去卢毓的吏部尚书，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由他们主持尚书省的政务。而随着矛盾的深化，司马懿集团的主要人物如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职，或自称疾引退，以示不合作。表面上曹爽集团是胜利了。其次是伐蜀之争。为了提高曹爽的声望，夏侯玄、邓飏鼓动曹爽带兵伐蜀，但受到司马懿为首的元老宿将的强烈反对。曹爽置之不顾，于正始五年（244）统兵五万伐蜀。魏兵进入蜀境后，就被蜀将王平堵绝于兴势山（今陕西洋县北）下，不能继续深入，因而被迫撤兵，沿途又遭到蜀国大将费祎的伏击，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和军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伐蜀的时机并不成熟，主要是魏国内部的意见不一致，那些元老宿将或公开反对，或坐观成败，曹爽等人又缺乏军事经验，他们贸然出兵，实属孟浪之举。第三是“唯才是举”与门阀政治之争。何晏、夏侯玄是曹爽集团的主心骨，从魏晋史官某些零散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他们企图继承曹操的政策，在用人方面奉行“唯才是举”。《晋书·傅咸传》载：“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灿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的父亲傅玄是司马氏的党羽，假使何晏典选是结党营私而不是选拔人才，傅咸在奏疏上是绝不可能这样说的。又《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语》说：“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选拔人才与门阀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称之为“败乱国典”，并且诬蔑他们“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另外，夏侯玄还曾向司马懿建议削去州都郡正评定各级官吏品第的权力，把他们的权限缩小在谱写官吏行状的范围内，将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吏部），不让门阀士族操纵，也遭到司马懿的断然拒绝。两个集团斗争的焦点就是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到了正始八年（247），曹爽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目的在于防止她临政而削弱司马懿的宫廷势力，司马懿大为震怒，他表面上装病而宣告不参与朝政，暗中却伺机发动政变，叫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事变发生能够“一朝而集”（《晋书·景帝纪》）。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兄弟三人率禁军奉曹芳去洛阳南郊拜谒曹叡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乘机起事，令司马师率死士占领司马门（皇宫的外门），然后以郭太后的名义下诏书罢免曹爽兄弟的官职，亲自带兵屯驻洛水，切断曹爽的归路。在司马懿的胁迫和诱骗（保证不杀曹爽兄弟而允许“以侯就第”）下，曹爽贪生怕死，不听桓范等人的规劝而束手就缚。过后司马懿却自食其言，诬陷曹爽等人勾结太监张当企图谋反篡位，杀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和张当等人的三族，还株连了很多人，从而消灭了曹爽集团的骨干力量，把魏国的军政大权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政变奠定了魏晋禅代的基础，这是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此后司马懿父子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逐步消灭魏室的残余力量，直至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司马懿被追尊为“宣帝”。

政变后的第二年，司马懿就病死了。在这两三年间，司马懿倾全力铲除魏室的残余势力，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嘉平三年（251）六月，他亲自带兵镇压了忠于魏室的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的镇将王凌的反抗，被牵连的人都夷三族，手段异常残酷。在这期间，他如同曹操的晚年一样，专注于“营立家门，未遑外事”（《三国志·钟会传》）。（吴鉒鉒 陈培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