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有个孤独的行人，偶尔闯到妇女救济院的僻静地段，从济贫院大道沿上坡路朝意大利门走去，走到了可以说成是巴黎消失的地方。那里并非荒无人烟，还是有过往行人的；也不是旷野，还有房屋和街道；但是算不上城市，街道跟大路一样，有辙沟，长了荒草；同样不是乡村，房舍都很高。那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个无人居住的住宅区，是个还有人的荒僻之地，是大都市的一条大道，巴黎的一条街，夜晚比森林还荒蛮，白天比墓地还凄怆。

那就是马市老街区。

那行人若是信步走过马市的四堵老墙，将右首围着高墙的花园丢在后面，穿过小银行家街，经过一片牧场，就会看见场上耸立着一垛垛鞣料树皮，好像巨大的水獭窝，再往前走，又会看见一片被围着的空地，里边堆满了木料、树根、锯末和刨花，顶端有一条汪汪狂吠的大狗，接着便是一道长长的矮墙，已经颓塌，上面长满青苔，春天还开花，旁边有一扇服丧似的黑色小角门，再经过最荒僻的地段，会看见一座破旧建筑的墙上写着“禁止张贴”的大字，然后他便走到圣马塞尔葡萄园街的拐角，那是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当时，在一座工厂附近，还能看到花园两堵墙之间有一所破房子，乍一看像一栋茅屋，而其实有主教堂那么大，因为山墙对着公路而显得狭小。整座房子几乎都被遮住了，只能看见房门和一扇窗户。

那所破房只有两层。

仔细观察一下，最显眼的是那扇门，那扇门只配安装在破窑子上，而那扇窗户，如果不是装在碎石墙上，而是开在方石墙里，就像一座公馆的窗户了。

房门是用几块虫蛀的木板和几条粗制的横木条胡乱拼凑的。一进门便是一道很陡的高台阶楼梯，和门一样宽，满是污泥、灰浆和尘土，从街上看好似一架直立的梯子，隐没在两面墙的暗影里。在畸形的门框上方有一块窄木板，中间锯出一个三角洞，那便是关了门之后的天窗和气窗。门背后有个用毛笔蘸墨水随意涂写出的数字52，而在门楣上，是用同一支笔涂写的50，因而叫人游移不定。究竟是几号？门楣说是50号，而门则反驳说：不对，是52号。三角气窗上充当帘子的，不知是什么灰不溜秋的破布片。

窗户又宽又高，装有百叶窗和大玻璃框。不过，那些大块玻璃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虽然巧妙地糊上了纸，却更明显暴露了破损处；两扇百叶窗已经支离脱节，保护室内的居住者不足，威胁窗下的行人则有余。遮光的横板条有些脱落，便天真地钉上几块竖板条代替，结果，原来的百叶窗变成窗板了。

房门一副邪恶的形象，而窗户虽破，却还显得正派，两者同在一所房屋上面，看上去就像两个不相配的乞丐并肩而行，虽然同样穿着破衣烂衫，却是两副截然不同的神态：一个始终是个穷鬼，另一个则曾经是个贵绅。

楼上的建筑极其宽阔，仿佛是仓库改建成的，中间有一条长廊作为通道，两侧是大小不等的隔门，必要时可以住人，但是更像小摊铺而不像单人房。这些房间好像是在这周围空地上聚会，全都这么昏暗、丑陋、凄惨、忧伤、阴森可怕；而且屋顶或房门还有缝隙，能透进寒光或冷风。这种住宅还有一种有趣的特色，就是蜘蛛个头儿大得出奇。

房门左侧临街的墙上，离地面约一人高的地方有一个已经堵死的方形小窗，成为壁龛，里面堆满了过路孩子扔的石子。

这所房子不久前拆除了一部分，如今所余的部分仍能让人想见当初的全貌。这一整个建筑也就建了有一百来年。一百年，一座教堂还年轻，而一所住房却老迈了。看来，人的居所随人而寿短，上帝居所随上帝而永生。

邮差称这所破房为50-52号，但是在本街区它则以戈尔博老屋而知名。

谈谈这个名称的来历。

爱搜集奇闻轶事并制成标本的人，总把易忘的日期用别针别在记忆上，他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在1770年前后，巴黎沙特莱法院有两个检察官，一个是人称乌鸦的柯尔博，一个是人称狐狸的列纳。这两个名字，拉封丹早有预见，两个人有这种大好机会，自然要巧鼓舌簧。不久，法院的长廊就开始传诵这样一首打油诗：

乌鸦柯尔博高栖在案卷上，

嘴里叼着一张拘捕状；

狐狸列纳嗅到味儿跑来，

大致这样巧鼓舌簧：

“喂，早安!……”[293]

这两位有教养的实干家忍受不了这种戏谑，他们昂首走过时听到背后狂笑，不禁气急败坏，决意更名改姓，便呈请国王恩赐。申请书呈给路易十八的那天，正巧教皇的使臣和拉罗什-艾蒙红衣主教正一边一个，手拿拖鞋跪在地上，当着陛下的面，要给下床的杜巴丽夫人穿上。国王笑声不止，兴致勃勃地将话题从两位主教转到两位检察官身上，要赐姓或者近乎赐姓给两个法官。国王恩准，将柯尔博的第一个字变动一下，改称戈尔博；列纳的运气稍差点儿，只能在前面加一个“普”字，改称普列纳，结果新改的姓跟原来的差不多，都同样名副其实。

根据当地传说，戈尔博先生曾是济贫院大街50-52号的房主。甚至那扇大窗户，也是他雇人安装的。

这就是戈尔博老屋名称的来历。

大道旁的树木中，有一棵死了四分之三的大榆树，正对着50-52号；戈布兰城门街口也几乎与之相对，当年那条街没有铺石，两旁没有房屋，只有发育不良的树木，一直通到巴黎城墙脚下，随着季节不同，有时绿树成荫，有时满是污泥。附近一家工厂的房顶冒出一股股硫酸化合物的气味。

那座城门离那儿很近，1823年时城墙还在。

那座城门令人想起凄惨的景象。那是通往比塞特的道路。在帝国时代和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死囚被押回巴黎行刑那天就经过那里，1829年那桩神秘的凶杀案，所谓“枫丹白露城门案”，也是在那里发生的，那案件至今仍是个无头案，没有抓到凶犯，真相不明，没有揭开可怕的谜团。再往前走几步，便是不祥的落须街：当年在隆隆的雷声中，乌巴克一刀刺死了伊弗里的一个牧羊女，就像舞台上的一幕场景。再走几步，就到了圣雅克门，看见那几棵不堪入目的断头榆树，是慈善家用来遮掩断头台的权宜之计，那正是小店主和有钱市民阶层建的平庸而可耻的格雷天广场：他们在死刑面前退缩，既不敢大刀阔斧地废除，也不敢专横跋扈地维持。

按下那个仿佛命定始终恐怖的圣雅克广场不表，三十七年前，整个这条肃杀的大道的最肃杀之处，也许就是50-52号破房所在之地，至今这里仍缺乏吸引力。

二十五年后，有钱市民才开始在这里修建住宅。这地方满目凄凉，置身其间，心情就会抑郁凄惶，感到自己夹在望得见圆顶的妇女救济院和城门近在咫尺的比塞特之间，也就是说，夹在妇女的疯癫和男人的疯癫[294]之间。极目望去，所见只有屠宰场、城垣和寥寥几处类似兵营或修道院的工厂门墙；到处都是破房子和剥落的灰泥，老墙黑得像裹尸布，新墙白得像殓单；到处都是平行排列的树木、整齐划一的房舍、平庸单调的建筑，都是长长的冷线条和凄惨的直角。地势毫无起伏，建筑毫无奇处，毫无迂曲。这是一个冷冰冰的、齐整而丑恶的群体。什么也不如对称叫人揪心，因为，对称就是厌倦，而厌倦又是哀伤的基调。失意者爱打呵欠。人可能幻想出比受罪的地狱还可怕的东西，那就是百无聊赖的地狱。如果存在这种地狱，那么济贫院大街这一段，就可能是通往那里的林荫路。

每当天光消逝，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季，凛冽的晚风吹落榆树上橘黄的残叶，天空黑沉沉的，不见星光，或者狂风撕开乌云，露出月亮，这条大道就骤然变得阴森可怕了。那些直线条隐没在黑暗中，好似无限空间的一段段丝缕。行人不禁想到当地无数凶险的传说。这地方偏僻冷寂，发生过许多命案，总叫人胆战心惊。走在这黑洞洞的地方，总觉得处处有陷阱，看到影影绰绰的各种物体也无不可疑，而树木之间隐约可见的幽深方洞，就像一个个墓穴。这地方，白天丑陋不堪，傍晚萧索凄凉，夜晚则阴森可怕。

夏季黄昏时分，零星有几个老太婆，坐在榆树下被雨水泡得发霉的椅子上，向过往行人乞讨。

此外，这个街区的外观，与其说是古老，还不如说是陈旧，当时就已有改变面貌的趋势了。从那时起，要一睹这里原貌的人，就得尽快赶来。这个整体每天都在丧失一部分。二十年来至今，奥尔良火车站在此落成，紧挨着老郊区，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一条铁路的起点站，无论建在一个大都市边缘的哪一点，都意味一片郊区的死亡和一座城市的诞生。在各族人民聚散的大中心周围，强劲有力的机车隆隆奔驰，吃煤炭吞烟火的文明巨马气喘吁吁，而布满幼芽的大地则随之震动，裂开，吞没旧住宅，让新住宅冒出来。旧房屋倒塌，新房屋升起。

自从奥尔良火车站侵入妇女救济院的地盘之后，圣维克托城壕和植物园附近的小街古巷都受到了波及，驿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汇成长流，横冲直撞，每天穿行三四趟，时过不久，就把房舍推向左右两侧；须知有些怪事却是千真万确的，值得一提；同样，我们说大城市的阳光吸引楼房朝南生长，车辆过往频繁就拓宽街道，也都是千真万确的。新生的迹象有目共睹。在这乡野的老街区，即使最荒僻的角落，也出现了铺石路面，即使尚无行人的人行道也开始伸延。1845年7月，一天早晨，值得纪念的一天早晨，人们看见一些煮沥青的黑锅滚滚冒烟；这一天，可以说是文明到达卢辛街，巴黎进入圣马尔索郊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