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制寿终正寝。欧洲一整套体制瓦解了。

帝国沉沦了，如同垂死的罗马帝国，隐没在黑影中。就像回到野蛮时代，人们又经历了一场大劫难。1815年的蛮族，如果称其乳名，就叫作反革命；不过，这一蛮族气数太短，很快就气息奄奄而夭折了。应当承认，人们悼念帝国，并且洒下了英雄的眼泪。如果说武功的荣耀造成了霸权，那么帝国本身就是荣耀。它将专制所能放射的光，全部散射到大地上。但这是暗淡的光，说得更甚一点，是昏暗的光，比起名副其实的白昼来，简直就是黑夜。然而，这一黑夜消尽，却产生了日食的效果。

路易十八返回巴黎。7月8日[271]的圆舞冲淡了3月2日的狂热。那个科西嘉人和那个贝阿内人[272]形成鲜明的对照。土伊勒里宫圆顶上的旗帜换成了白色。亡命之君重登宝座。路易十八百合雕花的座椅前，又放上了哈维勒杉木桌。大家谈论布维讷和封特努瓦，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奥斯特利茨已经是老皇历了。神坛和王座亲如手足，弹冠相庆。在19世纪的法国和欧洲大陆，确立了社会安全的最无可争议的一种形式。欧洲佩戴上白色徽章，特大容[273]名声大噪。在盖道塞兵营正门太阳形的拱石上，又出现了“高于万众”[274]的箴言。凡是驻过羽林军的地方，都有一所红房子。卡鲁塞耀武门雕满了病恹恹的胜利女神，来了这些新客，它自身倒产生沦落异乡之感，也许对马伦戈和阿科尔的胜利颇感羞愧，只好立了个昂古莱姆公爵的雕像来撑撑门面。马德兰墓地，是93年惨不忍睹的万人冢，因为那片土里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妮特的枯骨，这回地面上就铺了大理石和燧石板。在万森墓地上，土中露出一截墓碑，令人想起昂菲安公爵就死于拿破仑加冕的那个月。教皇庇护七世在公爵被处决后不久，主持了那次加冕大典；他就像当初祝福拿破仑登基那样，现在又坦然地祝贺他的倾覆了。是啊，这些事情全实现了，这些国王又重登宝座，欧洲的霸主被关进囚笼，旧朝又变成了新朝，大地的黑暗和光明完全颠倒了位置，只因在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牧童在树林里对一个普鲁士人说：“请走这边，不要走那边!”

1815年就像阴沉的四月天。各色各样有害有毒的旧东西，表面上都焕然一新。谎言也紧紧抓住1789年，神权戴上一副宪章的假面具，虚假的东西也都变成立宪的货色，那些成见、迷信和私欲，在嘴边挂上宪章第十四条，纷纷称起自由主义了。那不过是蛇蜕皮而已。

通过拿破仑，人既变得伟大，也变得渺小了。在这金玉其外、浮饰成风的时代，理想也得了一个怪名：空论。嘲笑未来，是一个伟人的严重疏失。然而，作为炮灰的人民，却无比爱戴炮手，还举目四望寻找他。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拿破仑已经死了。”一个行人对一个参加过马伦戈和滑铁卢战役的伤兵说。“他，还会死!”那士兵嚷道，“你也太了解他啦!”在想象中，那个垮台的人已经神化了。滑铁卢之后，欧洲天昏地暗。拿破仑一消失，便留下了长时间的巨大空虚。

各国君主填充了这种空虚。旧欧洲趁机改头换面。他们拼凑了一个神圣同盟。决定命运的滑铁卢战场，早就称为佳盟了。

面对乔装打扮过的旧欧洲，一个新法兰西初具规模了。受皇帝嘲笑过的未来，也已破门而入。它的额头上有颗自由之星。年轻一代的热切目光一齐转向未来。事情奇就奇在，他们同时热爱自由这个未来和拿破仑这个过去。败仗反而使败者更加伟大。倒下的波拿巴比站立的拿破仑还要显得高大些。得胜者却惶惶不可终日。英国派了哈德逊·洛维去看守他，法国派了蒙什奴去监视他。他叉起的手臂，也成为那些王位的忧患。亚历山大称他为“我的失眠症”。这种恐惧来自他身上所负载的革命的分量。这样，波拿巴信徒的自由主义就容易解释，也值得谅解了。这个幽灵让旧世界战栗。当政的国王都坐卧不安，总望见天边的圣赫勒拿岩岛。

拿破仑在龙坞奄奄待毙的时候，倒在滑铁卢战场上的六万人的尸骨也静静地腐朽了，他们的静谧扩散到人间。维也纳会议签订了1815年协定，而欧洲称这为复辟。

这就是所谓的滑铁卢。

然而，对于无限来说，这又算什么呢？整个这场暴风雨，整个这阵乌云，这场战争，继而这种和平，整个这片阴影，丝毫也没能扰乱无限慧眼的光芒；在这慧眼里，从一根草茎跳到另一根草茎的蚜虫，同圣母院上从一个钟楼飞到另一个钟楼的鹰，并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