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撂在半路未叙的那辆马车，在将近晚上八点钟时，驶进阿拉斯驿站客栈的大门。我们一直注目的那个人下了车，漫不经心地回答客栈伙计的殷勤问候，打发走后添的那匹马，亲自将小白马牵到马棚；然后，他推开楼下弹子房的门，走进去坐下，双肘支在桌子上。他本想用六小时走完这段路程，结果竟用了十四小时。他扪心自问并无过错；然而，毕竟他也没有因此而感到恼火。

老板娘走了进来。

“先生过夜吗？先生用晚餐吗？”

他摇摇头。

“马房的伙计说，先生的马非常疲劳!”

这时他才打破沉默。

“那匹马明天早晨不能走吗？”

“唉，先生!它起码得歇两天。”

他又问道：“这里不是邮政局吗？”

“是这里，先生。”

老板娘带他到了邮局。他掏出身份证，询问当天夜晚能否乘邮车回海滨蒙特伊。邮差身旁的座位恰好空着，他便付钱订了下来。

“先生，”邮局职员说，“不要误了时间，半夜一点钟准时从这里出发。”

事情安排好之后，他出了客栈，在街上走着。

他不熟悉阿拉斯城，街道又昏暗，只好信步走去。而且，他似乎打定主意不向行人问路。他过了小克兰松河，闯入纵横交错的窄巷中，如同陷入迷宫一样迷失方向，恰巧一位绅士提着灯笼走过来。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决定上前打听，但首先还是前顾后盼，就好像怕人听见他要问什么事儿似的。

“先生，”他说道，“请问，去法院怎么走？”

“您不是本城人吧，先生？”那位年长的绅士答道，“那就随我走吧。我正巧要往法院那边走，也就是说往省政厅那边走。要知道，现在法院正在修缮，暂时改在省政厅审案。”

“刑事案件也在那边审理吗？”他又问道。

“当然了，先生。要知道，如今的省政厅，革命前原是主教府。1782年，德·孔吉埃先生任主教，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大厅。眼下就是在那个大厅里审案。”

绅士边走边对他说：“先生若是想看审理案子，时间恐怕晚了点儿。平时，六点钟就休庭了。”

说着话，他们走到了大广场，绅士指给他看一座黑黝黝的大楼，只见正面有四扇长窗还透出灯光。

“真的，先生，您真有运气，正好赶上。您瞧见那四扇窗户了吗？那就是刑事法庭。里边有灯光。看来案子还没有审完，一定是拖延时间，晚上继续开庭。您对那案子感兴趣吗？那是一桩刑事案件吗？您要出庭作证吗？”

他答道：“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什么案子，只想跟一名律师谈谈。”

“这就不同了，”绅士说，“喏，先生，那就是正门。那儿有站岗的。您登上大楼梯就是了。”

他按照那位绅士的指点，几分钟之后就来到了大厅，只见里面有许多人，人群中夹杂着穿长袍的律师，他们都在小声交谈。

穿黑袍的人，三五成群地聚在法庭门口，这样的窃窃私语，见了总会让人心惊胆战。这种人说的话，极少含有善意和恻隐之心，多半是事先做出的判决。这一堆一堆的人，在从旁经过并遐想的人看来，就好像幽暗的蜂窝，而嗡嗡喧扰的各种精灵，正在里面共同营造各式各样险恶的建筑。

这个宽阔的大厅只点着一盏灯，从前是主教府的前厅，现在充当法院的休息厅。一道两扇的门关着，隔开设为刑事法庭的大厅。

休息厅十分昏暗，他无须担心，碰到一位律师便问道：“先生，案子审到什么程度了？”

“审完了。”那律师答道。

“审完啦!”

他重复这句话的声调异常，以致那律师转过身来，问道：“对不起，先生，您也许是被告的亲戚吧？”

“不是。这里我谁也不认识。判刑了吗？”

“当然。不可能不判刑。”

“判了苦役？”

“终身苦役。”

他又问道，但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验明正身了吗？”

“什么正身？”律师答道，“无须验明正身。案子很简单。那女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杀害婴儿罪得到证实，陪审团排除了蓄意犯罪，于是判了她无期徒刑。”

“那么是个女人啦？”他问道。

“当然啦。是李墨杉家的姑娘。您跟我谈的是哪件案子？”

“随便问问。案子既然审完了，大厅里怎么还亮着灯？”

“那是另一件案子，开庭审理快有两个小时了。”

“另一件什么案子？”

“哦!这件案子也一目了然。被告是个无赖，是个累犯，是个苦役犯，又作案偷窃了。名字我记不大清了。看那长相，就像个盗匪。单看那副长相，我就要把他送进苦役场。”

“先生，”他又问道，“怎么能进入审判大厅呢？”

“我想实在进不去了，里边人太多。不过，现在休庭，有人走了，等再开庭的时候，您不妨试试。”

“从哪儿进去？”

“走这扇大门。”

律师离开了。他站在原地，一时千头万绪，几乎一齐涌上心头。这个不相干的人所说的话，像一根根冰针，像一条条火舌，轮番钻透了他的心。他见案子根本没有审理完，便松了一口气，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是满意还是痛苦。

他凑近几堆人，听他们说些什么。这一轮要审理的案件特别多，庭长指示这一天安排两件简短的案子。先审理杀害婴儿案，现在正审这个苦役犯，这个累犯、“回头马”。这个人偷了苹果，不过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证实了他从前在土伦苦役场服过刑。这样，他的案情就严重了。对他的审问和证人作证倒是结束了，但是律师还要辩护，检察官还要提起公诉，恐怕午夜之前完不了。看来这人要判刑。检察官很出色，他控告的人无一“幸免”，他还颇具才情，有时写诗。

一名执达吏守在进入法庭的门旁。他问执达吏：“先生，快开门了吧？”

“门不会打开了。”执达吏说道。

“什么？重新开庭，门也不开吗？现在不是休庭吗？”

“刚刚重新开庭，”执达吏答道，“但是门不会再开了。”

“为什么？”

“因为大厅里坐满了。”

“什么？一个座位也没有啦？”

“一个座位也没有了。门关上了，谁也不让进去了。”

执达吏沉吟一下，又补充说：“庭长身后倒有两三个座位，但他只允许官员坐。”

执达吏说罢，就转过身去。

他低着头往外走，穿过前厅，缓步走下楼梯，仿佛每下一级都迟疑不决。他很可能是在内心思索吧。从昨天起在他内心展开的那场激烈斗争并未结束，他无时不经历新的曲折。他走到楼梯转角便停下，背靠栏杆叉着双臂站着。忽然，他解开礼服，掏出皮夹，抽出一支铅笔，撕下一张纸，借着反射的光亮匆匆写下这样一行字：“海滨蒙特伊市长马德兰先生”。然后，他又大步登上楼梯，分开人群，径直朝执达吏走去，把纸条交给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条子送给庭长先生。”

执达吏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就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