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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动人心的说法是，1588年的夏天，西班牙无敌舰队因一群狂妄无知的西班牙贵族指挥而走向覆灭。言下之意，曾创造了辉煌战绩的无敌舰队本不应该覆灭，假如由其他人指挥，结局是否不一样？

事实上，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在英吉利海峡展开生死角逐的两支舰队数量相当，最终双方的人员损失都非常惨重。

神话的破灭在很多时候并不容易，其背后隐藏的真相正在陈陈相因的观点下逐渐被掩盖。不过，一个公认的结局是——资本主义在这次海战精神中诞生，这简直就是普利茅斯（Plymouth）191的世界性时刻。毕竟，作为一座拥有丰富航海史的城市，也是英国皇家海军造船厂的所在，英国人从这里出海走向了全世界。我们也有许多理由相信，这场发生在英国海域的战争对这个国家而言、对大半个世界而言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海战史。

1588年7月29日夜晚，海面上是多么不平静，庞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在逆风中驶向英格兰西南海岸。2个月前，这支神话般存在的舰队经历了一场不愉快的旅程。当时，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前去征服英格兰。这是一段意义非凡的旅程，作为统帅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下达了命令“舰队必须尽快横渡英吉利海峡”。大约130艘舰船载着超过2.5万名官兵，如果完成这次任务，就能与荷兰运河沿岸的西班牙陆军会师。这支陆军由著名的统帅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192指挥，他正在同起义的荷兰人作战。一旦这支舰队与强大的陆军联合，按照腓力二世的构想就可以渡海前往英格兰，然后剑指伦敦并擒获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腓力二世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君主有多么雄心勃勃或者说狂妄了吧！假如一切都顺利，英国女王将成为阶下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里斯本出发后没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西班牙水手和士兵倍感沮丧，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出师不利的征兆，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前往西班牙北部港口阿科鲁尼亚（A Coruňa）避难。

时间是宝贵的，尤其是对远征的舰队而言。凶狠的风暴损坏了船只，让本应该用于航行的时间浪费在维修上了，加之逆风的天气，使得舰队无法顺利出航，只能在港内驻扎了1个多月（6月9日—7月12日）。由于长期滞留，各舰准备的食物和饮用水消耗过大，不禁让人担忧万分。

终于等到天气好转，风向转变了！这支舰队继续航行，直到7月29日晚才到达英国海岸。随后，在“圣马丁”号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参会的都是高级军官。

出现在西班牙人眼前的是普利茅斯港！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英国海军主力正在该港集结”。一些西班牙舰长向他们的指挥官竭力强调：“海上刮起的正是西北风，应当把握住有利的西北风，以出其不意地进攻即刻扑向英国人，只要成功突入港口，就在近战和接舷战中压制英国舰船。”

其实，这样的建议者考虑的是利用巨型舰的优势击败敌人。然而，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继续航行，就会让在普利茅斯严阵以待的英国舰队处于西班牙舰队的左侧，这样在余下的整个航程中他们都会遭到英国人的攻击。当时西风正盛，英国舰船在攻击中十有八九会占据有利的迎风面。况且，英国人不可能对西班牙无敌舰队视而不见，就像稻草人那样立在那里等着挨揍。

这是远征到英国人家门口实施攻击，要完成对英国舰队的有效攻击至少需要经验丰富、睿智果敢的司令官精细布局，草率行事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一点，第七代锡多尼亚城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和索托马约尔（Alonso Pérez de Guzmán y Sotomayor，Duke of Medina Sidonia）193心里是明白的。只是，在这之前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处于如此扣人心弦且责任重大的关键局面中：擒获伊丽莎白一世，这是多么大胆的计划啊！

偏偏锡多尼亚城公爵是学者型的人物，他久负盛名，受到同时代人的赞扬和尊重，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他才成为无敌舰队的总司令官。父亲早逝后，年纪轻轻的他就继承了在安达卢西亚的大笔财产。他的老师、人文主义者佩德罗·德梅迪纳出色的教育也令他获益匪浅。由于从小熟悉中世纪基督教的教育传统，这位年轻的公爵对当时的新思想很感兴趣。

依据英国海军中校皮尔森的说法，锡多尼亚城公爵有一些观点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代表很是怀疑。具体来说，他的告解神父带了不少书籍到旗舰上，他就其中的内容发表了不一样的见解。在保留下来的大量通信中，这位公爵显露了对他人的责任感，这对当时的贵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他还公开反对黑奴贸易，他认为这是一种“邪恶和令人愤慨”的行为，理应受到上帝的惩罚。

正是因为这份责任意识和正义感，锡多尼亚城公爵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可惜，公爵不是一名海战能手，偏偏国王腓力二世如此信任他。1588年2月，他被国王任命为无敌舰队总司令，国王还给他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要在几个月内迫使仇敌英格兰屈服。

美国学者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在《无敌舰队》中针对公爵的尴尬与担忧有相应的描述：公爵别无他法，只好给腓力二世写一封信，坦陈自己根本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并阐明了多条理由：身体状况很差，不仅晕船，还患有痛风，根本不适合远航；没有能力自费补贴自己职务下的重要开支（在那个时代担任一项重要职位，需要支付一些费用）；既缺少海战经验，也没有服过兵役，把如此重要的一项行动交给一个既无海战经验又无从军经历的人来指挥，是非常危险的；从没目睹过战争，也从未参加过战争，无法胜任此次行动。公爵还补充道：“这些缺点中的任何一项都将剥夺我的资格，更不用说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了。”

腓力二世拒绝了他的所有请求。国王的考虑是这样的：这个人的忠诚让他可以绝对信任，同时这个人的威信因其社会地位而无可动摇。在国王看来，西班牙帝国的高级贵族中似乎只有锡多尼亚城公爵才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然而，实际的真相是：腓力二世缺少有能力的海战指挥官，这一点可以从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在1584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证实。

锡多尼亚城公爵只能接受腓力二世的任命了，并在1588年春天全力筹集人员、火炮、弹药及各种补给品等舰队装备事宜。即便已经在为远征行动各项事宜进行筹备了，公爵依然没有停止过对这次行动成功性的怀疑，哪怕被迫停留于阿科鲁尼亚期间，他还在向国王强调：自己不相信这次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应当予以终止并和英国人达成和平协议。

然而，国王的顾问们由于害怕失宠，根本没有将公爵的信上呈给腓力二世。就这样，1588年7月29日早上，旗舰上的锡多尼亚城公爵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要不要对英国舰队发动突袭？

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敦促他对普利茅斯港的英国舰队发起大胆突袭的是由一群远比公爵本人更懂得海上作战的人提出的。马丁利在《无敌舰队》中指出，这些人当中，尤以航海家里卡尔德最为迫不及待，海战失败后，他甚至还指出了锡多尼亚城公爵的多项错误。他说：“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国海域，在远远就能望见英格兰海岸之前就应该对普利茅斯港发动奇袭。”

也有反对的声音。不过，这些提出反对理由的人显得很平静和明智，他们认为：“现在只是大概知晓敌人的位置，甚至不知道敌人的船只是否已经离港，况且普利茅斯港的入口既狭窄又危险，而且己方舰队还处在火力强大的海岸炮的射程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发动进攻无异于一场赌博。”

就这样，锡多尼亚城公爵显得更加犹豫不决了。最后，他根据腓力二世的指令做出了决定：舰队立刻突入到荷兰运河沿岸，并在那里与帕尔马公爵的部队会师。

今天看来，贸然发动突袭还是可取的。有观点甚至认为，“如果锡多尼亚城公爵是纳尔逊勋爵那样经验丰富的水手和杰出的战略家，他就有可能抓住眼前的机会痛击港内的英国舰队，但性格和成长经历的差异只能使他做出不同的决定”。194

普利茅斯的“世界性时刻”就这样流逝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刻虽然极其危险，但骄傲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确实具备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提——当时英国海军风气败坏，而西班牙人对他们并不了解，错失了一次极有可能取得胜利的良机。

无论怎样，无敌舰队终归是在这场海战中失败了，当时有许多人指出了舰队司令官锡多尼亚城公爵多处错误。只是，将一次战役的胜负归结到某一人身上显然是失之偏颇的。这就好比东方的三国时代，诸葛亮为什么没有选取子午谷奇袭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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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次海战最终失败了，那就至少意味着不用质疑这一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风帆舰队解体了。按照德国学者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说法：“这一切的发生几乎遵循着数学般的逻辑合理性，其结果也与西班牙和英国此前进行了30年的战争的结果保持一致。”是的，以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掌控能力而言，损失或失去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了。

英西两国的这次海战背后充满了戏剧性。

早在16世纪中叶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很友好，甚至有几年坐上英格兰王位的不是别人，正是腓力二世本人。他还在1554年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最年长的女儿玛丽一世结婚，遗憾的是，这场婚姻最终竟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冲突。玛丽一世在1558年早逝之前一直试图让大部分信仰新教的臣民改宗天主教，这一努力充满血腥却未达目的，史称“血腥玛丽”。

需要注意的是，玛丽一世失败的因素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她的继任者、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是非常笃信新教的，就像玛丽一世虔诚信仰天主教那样。颇具手腕的伊丽莎白一世终止了对新教徒的迫害并对天主教进行限制，改用一种怀柔的手段解决争端，不再剥夺异教徒的生命，而是对他们的钱包采取措施。

换句话说，如果异教徒不进行新教礼拜仪式就需支付很高的罚款。不过，这样一来，那些还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将面临耗尽家产的危险，尤其是生活在乡村地区的贵族。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彻底解决因为信仰而发生的争端，而且还与埃斯科里亚尔（这里指修道院，是西班牙信仰的典型代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之间在宗教上形成对立关系。

宗教对立在很多时候未必会引发战争，除非到了经济与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16世纪后半叶，英国因在讲荷兰语的北德意志销售市场遇阻，引发了英国羊绒制品生产的困难。与西班牙相比，当时的英国就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

马丁利在《无敌舰队》一书中的描述成为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对比两国收入，伊丽莎白一世在腓力二世国王面前就像灰姑娘一样：英国全年的收入还比不上西班牙国王四块领地之一的米兰公国一整年的收入。”这就是说，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她父亲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欠下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在此情形下，她的政治回旋余地颇为有限，要想做点事情，就不得不请求议会批准征收赋税和特种税。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奇特，大多数时候，一个财政窘迫的国家是可以通过税收的多样化来增加收入的，但对当时的每位君主来说，这都是一个棘手而令人不快的办法。因为，君主要求的财政支持会以新的权力和特权形式加重臣民的负担。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不是已经有新大陆了吗？

的确如此！海外领地或海外殖民地确实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但对于当时的英国而言，它尚未拥有海外领地，或者说海外领地少得可怜，不列颠殖民帝国是在之后的17与18世纪产生的。此前，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拥有贸易基地及殖民地。

今天看来，这两个老牌的殖民国家在当时的确强悍和富有。那么，还有什么是比打劫富有者更快拥有财富的途径呢？很快，一些英国人，确切说是冒险家、航海家、海盗和私人贸易者，他们发现干涉皇室垄断的伊比利亚殖民地贸易（即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贸易）就能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说，在通往新大陆的航路上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并袭击加勒比海和南美地区通常只由少量士兵保护的港口城市，就是快速获取巨额财富的最佳途径了。

要想成功实施劫掠，就需要拥有速度和机动性均优于对手的船只，同时还要由具备出色的航海技能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的专业人员指挥才行。细细想来，在当时只有商人、冒险家之类的才是最好的目标群体。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在当时很典型的职业群体（即冒险家、航海家、海盗和私人贸易者），他们懂得如何将凭冒险欲追求利益与应用各种实践技能结合起来。

没有什么比得上财富的巨大**力了——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拥有通往未知世界的航行技能，可以在许多危险中化险为夷，他还具备组织能力的天赋，并且能说服投资人心甘情愿地拿出多少不一的投资。

1532年，霍金斯出生在英国南部的港口城市普利茅斯，他的父亲是经验丰富的海员，耳濡目染的他自然也熟悉航海。1555年，霍金斯说服了几位富有的伦敦商人为他的3艘船的装备进行投资。本来他是打算把来自非洲的黑奴运到加勒比地区卖掉的，但在航行途中他抓住一个有利机会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奴隶运输船。颇具商业头脑的他不但借此顺利入手了一批黑人“商品”，同时还获得这艘船“附赠”的战利品。随后，他将黑人“商品”运输到加勒比港口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南美洲最古老的城市，位于南部奥萨马河流入加勒比海的入海口），在卖掉黑人后，他获得了巨额的收益。1563年，霍金斯平安地返回了英国。

值得注意的是，霍金斯的这次成功开启了一种新的暴利商业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当然，这种不放过任何获取暴利机会的投机者，其肆意的行为终将加剧英国与西班牙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恶化。

回到英国的霍金斯受到许多人的追捧。第二年，伊丽莎白女王邀请他为一场新的奴隶贸易远征筹集装备。出于极度的信任，女王竟将700吨的盖伦帆船“吕贝克的耶稣”号全权交给他管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至高无上的英国女王竟是一个奴隶贩子的商业伙伴，而这个奴隶贩子在航行中可以肆无忌惮地劫掠外国船只！

这是不是奉旨打劫呢？是的，深刻地讲，近代早期针对商船的海盗行为与由于获得许可证而“合法化”的海盗行为是难以区分的。正是因为难以区分，才可以让人浑水摸鱼。这就是英国上层阶级的高明策略！那些出身低微、航海技术娴熟的海盗为女王、贵族、伦敦商人所支持和庇护，这几者的结合已被历史所证明：它是一项划时代的革新，并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巨额的国家财富就这样积累起来了。

约翰·霍金斯后出现了又一个厉害的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他是除了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之外，世界史上最著名的战舰舰长（说他为海盗王也不为过），同约翰·霍金斯是表兄弟关系。195

弗朗西斯·德雷克凭借大胆的战术技巧袭击了西班牙船只和许多贸易基地，并于1577—1580年成为第一位环游世界的英国人。鉴于他战绩辉煌，女王授予他贵族头衔。

像约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他们既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加剧了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矛盾。虽然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毋庸置疑这是事实。

是商人还是海盗，抑或其他，自有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