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乾隆和英国的威治伍德瓷器(1 / 1)

在我自己还没有开始烧制瓷器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朋友想买一件瓷器礼品送给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来问我送什么好。他说,他这个朋友是中国人,很喜欢瓷器,但并不是很懂,四十来岁,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有国际视野。他希望这件礼物要很有分量,还要有比较好的历史文化底蕴。他问我该怎么选。

我说:“你可以选梅森或者威治伍德这样的品牌。”他一听就蒙了,说:“这我也知道啊。我就是想买件中国瓷器来送人,难道现在中国瓷器就没有好的吗?”我说:“中国瓷器当然也有好的,但没有哪个品牌能和欧洲的这些大品牌相提并论,主要是历史没得比。德国梅森三百多年,威治伍德也快三百年了。”

注意啊,我说的是“品牌的历史三百年”。中国有吗?景德镇瓷虽然有名,但没有哪个企业的品牌有这么长的历史。中国的品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品牌都要从改革开放后算起。而且景德镇的这些民间作坊,瓷器做得再好,根本谈不上是大品牌。要是拿去送人,没有品牌,你自己又不是很懂,就很难解释清楚,让人信服你送的是好瓷器,所以还不如直接选大品牌。反正买贵的,买名牌的,就不需要解释了,人家一看就懂。

大家是否有些尴尬了?中国发明了瓷器,欧洲瓷业起步比中国至少晚了1000年。中国瓷器长期以来是最牛的,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其他地区就算有瓷器,比如朝鲜、越南,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那中国瓷业为什么如今会如此没落呢?没落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首先,要跟大家讲述欧洲瓷业与中国瓷业最初的碰撞,这里面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793年,欧洲人就尝试打开中国市场,也是在这个时候,中西方瓷业的关系,开始发生逆转。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793年是乾隆在位的晚期。这一年,英国国王派出一个近700人的使团到达中国,名义上是给乾隆皇帝祝寿来了,但实际上就是想和中国做贸易。当然,也想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做一次实地考察。因为说是祝寿,当然就带了很多礼品。看这个使团的人数也知道它规模不小,乾隆听说之后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爷爷和他爹其实对西方的文明都很有兴趣,宫廷里还有不少传教士,所以他从小就接触到很多西方来的产品,像钟表之类,一直也非常喜欢它们。

而英国人呢?自然信心满满,觉得他们的大礼肯定能够打动中国皇帝,因为他们的礼品准备得非常充分。既有代表本国手工艺的,也有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黑科技,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比如他们的战舰模型和大炮。你看,一方面英国人准备充分,一方面乾隆满怀期待。看起来应该会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最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

乾隆对英国人的礼物很是失望,而英国人希望达成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可以说双方不欢而散,英国人铩羽而归。英国人正常的贸易要求得不到满足,后来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就动起了歪念,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当时乾隆的傲慢态度后来在历史上也饱受诟病,他拒绝的理由是:我天朝上国,要啥有啥,你们这个番邦小国哪儿来的,哪儿去吧。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英国的科技其实已经大大地领先于大清。在现代人看来乾隆显得很可笑。当然,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同样如此。

不过,在英国人带来的众多礼品中,有一件很不寻常。它虽然在长长的礼品清单里很不起眼,甚至一开始还不在英国官方的礼品清单之中,但这件礼品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他礼品。它是什么呢?就是由英国威治伍德公司生产的瓷器。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威治伍德瓷器,但对瓷器感兴趣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因为今天威治伍德仍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陶瓷品牌之一,全球要排名的话,肯定位列前三名。“威治伍德”(Wedgwood)其实就是创始人的名字,它也是最早以个人名字作为品牌的企业。威治伍德在陶瓷史乃至整个商业史上都是大名鼎鼎,但普通人可能就不太知道他,这个家族后来出了个路人皆知的名人——达尔文。他是老威治伍德的外孙。

威治伍德瓷器就是英国瓷器的代表,但它是个企业,企业嘛,当然要做生意。它在欧洲的生意做得不错,非常自信,所以就开始想要开拓中国市场。你看,现在我们一个企业做得好了,就要去开拓海外市场,二百多年前英国企业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怎么开拓呢?当时英国的商品很难出口到中国,于是英国国王想到了一个办法:派代表团访华,通过外交手段达成这个目标。威治伍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说服国王把他生产的瓷器也带上。

不过,乾隆朝正是中国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虽然英国瓷业已经快速崛起,但从工艺水平和精美的程度来看,根本谈不上超越了中国,所以这些瓷器自然引不起皇帝的兴趣。当时,虽然英国瓷器比起中国瓷器,在表面上还占不了什么便宜,但内在的差距却非常巨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生产方式已经大不相同。英国制瓷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然当时的工业化程度远远比不上现在,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而中国的制瓷业仍处于手工制作的阶段,当时已经站在了手工艺水平的峰顶。

可以说,手工业巅峰的水平和工业化初期的产品相比,两者的差距并不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手工艺还占上风。像乾隆时期的转心瓶这样的产品,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方法制作,那会是个难度不小的挑战。但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变化速度是远远快于手工艺的。之前我们一直在一条土路上跑,领先了很多。但欧洲一上来,就是在柏油马路上开车,后来甚至把赛道换成了高速公路。1793年英国人还试图超车,不过似乎并没有成功,但是再往后,就迅速超过了,并逐渐拉开了距离。

其次,就是商业。中国瓷业开拓全球市场,其实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是景德镇的作坊想办法把瓷器卖到欧洲去,而是欧洲人打通全球网络后把瓷器进口到了欧洲。而我们再来看看威治伍德,它的行为完全是商业上的主动出击。这两者的差距就更大。

所以,当时英国瓷器表面上还看不出有什么优势,但实际上与中国瓷器在商贸上的差距已经大到不可想象。谁输谁赢,结局其实已经写好,剩下的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关于英国使团访华的这段历史,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有这样一句话:“1793年的相遇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没有什么比中英瓷器的相遇和相互发现、撞击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了,毕竟,中国的英文是China,而china就是瓷器。

最后,乾隆皇帝肯定也回赠了礼品,其中当然少不了中国的瓷器。但这一次,英国国王收到瓷器的时候,再也没有他的祖辈得到中国瓷器时的那种兴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