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湖南近代的百年风流史，绕不开曾国藩。
关于时势与英雄的相互造就，有很多说法，“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些观点失之于偏颇，但用在曾国藩和湖南身上却有几分道理。
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鲜明，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缘上解读显然缺乏力量，硬说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辉照耀也有些勉强。真正改变湖南的，是英雄与时势的风云际会。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曾国藩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千年来边缘、闭塞、蛮横、上不了台面的湖南，随着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闯入历史舞台，湖南的历史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都被彻底改写。
我读了很多写曾国藩的书，大多数要么晦涩艰深，要么云山雾罩，抑或是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学，唐浩明的《曾国藩》则算是最经典的版本，仔细还原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如何能够力挽天倾，成就不世之功。
关于曾国藩，毛泽东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评价说：
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
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中国近代史的主角——对曾国藩的评价都是高度统一的完美。
事实上，比起历史上另一个公认完人王阳明，曾国藩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曾国藩小时候有一次在屋里背书，恰好有个“梁上君子”想趁着他背完书休息后偷点东西，但没想到他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这位小偷忍无可忍，跳下来大骂：“这种笨脑壳，还读什么书！”小偷骂完后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藩前后考了七次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且不说名冠天下的十三中秀才、十五中举人的大才子张之洞，就是和自己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曾国藩的风流才气也远远不如。
如果单论事功，王阳明没法和曾国藩比；但在精神和义理层面，王阳明是曾国藩至关重要的榜样。如果没有王阳明文人领兵的先例，曾国藩也不会筹建湘军。道理很简单，对于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毕竟各方面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但是，当你眼睁睁看着任正非和“华为”的崛起，肯定会想：“一个贵州佬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苦读多年，终于中了进士的曾国藩，仿佛开了窍，十年七升，官运亨通。但是，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顶多是文章传世罢了。乱世给了曾国藩自主创业的机会。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乱起，烽烟遍地，湖南局势糜烂。咸丰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踌躇满志，挥师北上。
谁知曾国藩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却是不堪一击：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损失惨重。万念俱灰的曾国藩纵身跳进湘江，幸好被部属及时救下，一路风吹浪打、旌旗飘摇，仓皇逃回老巢。这应该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时刻。
然而不久后，湘潭传来捷报——“湘潭水陆大胜，十战十捷”。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湘军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此后曾国藩振作精神，重又踏上屡败屡战、艰难隐忍的封侯拜相之路，历经十年艰苦，终成不世之功。
就在曾国藩手握重兵、威望正隆时，年纪轻轻便名动天下、自诩通晓帝王术、“非衣貂不仕”的湖南老乡王闿运作为说客出现了。此公也的确有两把刷子，二十六岁就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最依仗的幕僚，俨然半个帝师。
在肃顺倒台前的半年，王闿运若有所觉，悄然离开京城，辗转南下，持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劝其割据东南，自立为王，与清廷、太平天国三足鼎立，然后徐图进取，收拾山河，成就帝王伟业。
在王闿运游说过程中，曾国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边听王闿运讲，一边有意无意地点着茶水在桌上比画。谈话中途，曾国藩临时有事出去，王闿运起身，看到曾国藩桌上写满了“狂谬”二字，一腔热血顿时冰凉，随即告辞回乡。曾国藩究竟有没有心动，无人可知，只能从他的日记中窥测一二：
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
在王闿运之前，许多湘军重量级人物也曾或明或暗地鼓动过曾国藩。胡林翼曾经捎来左宗棠的一副对联：
神所依凭，将在德也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面对多年的至交好友——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曾国藩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容他考虑一下。几天后，曾国藩将对联改了一个字，回复给胡林翼：
神所依凭，将在德也
鼎之轻重，不可问焉
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语，几日后便返程湖北，几个月后于武昌病逝。
胡林翼走后不久，安徽巡抚彭玉麟也送来密信：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傲气如左宗棠、练达如胡林翼、淡泊如彭玉麟，三个性格迥异的湖南人，前前后后表达了同一种想法。
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结特别强。治世时“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乱世则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对于做帝王师有狂热的爱好。这既是湖南人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我和湖南卫视的灵魂人物魏文彬很熟，他是“文化湘军”的代表人物。十多年前他请我给湖南广电做战略策划，也做了一场演讲。我讲演完以后，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话：“志纲啊，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在他看来，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亏大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恢宏华丽的太平天国轰然坍塌，曾国藩个人威望到达巅峰。湘军气焰熏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江之上来往的都是湘军将领装满战利品的船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人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到金陵发财去。”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曾国藩更加忧心忡忡：清廷、太平天国、湘军三股势力已去其一，对于清廷来说湘军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王闿运的出现更让曾国藩警觉，这种狂生都来劝他称帝，朝廷会怎么想？
果不其然，随后不久，封赏与敲打便接踵而至。慈禧一边重赏，一边摆好卸磨杀驴的架势。湘军内部群情激奋，曾国荃率多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府邸，图谋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
在一片劝进声中，曾国藩闭门屋内，一言不发。僵持良久后，他差人送出一副对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所有人见事不可为，才默然散去。
下定决心不反，曾国藩马上开始自剪羽翼，首先开刀的就是自家人，他强令曾国荃解甲归田。曾国荃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船金银财宝返回湘乡老家，曾国藩赠给他一副对联：
千秋邈矣独留我
百战归来再读书
曾国荃走后，横扫江南、威震天下的湘军也迅速被裁撤，峥嵘岁月瞬成过眼云烟。自断牙齿和羽翼的曾国藩，赢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千百年来，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者寥若晨星，曾国藩便是其中一位。
苏东坡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也是湖南近代史上两大巨头——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最大的区别，一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一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
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以当今诸葛亮自比，谁知屡试不第，一怒之下效仿卧龙高居隆中，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八岁才得到天子钦点，下洞庭，过长江，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正式出山。
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异。李鸿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曾国藩评价李鸿章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对左宗棠则推崇备至。曾、左虽有矛盾，但无非是“一时瑜亮”的相爱相杀；而左、李之间，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互相倾轧。
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胡林翼称其为“近日楚才第一”。左宗棠、林则徐均视陶澍为恩师，但他们两人却一直未曾谋面。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彻夜倾谈，纵论国家大计。这是他们初次谋面，也是最后一面。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会面，虽然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一个只不过是乡间举人，却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谈话间，林则徐最关心的还是西域问题，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他把自己对新疆人文、地理、军事的观察和战守计划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林则徐溘然长逝。二十五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力排众议、舆榇出关，一举克复新疆，为华夏子孙保住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壮举，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发表了讲话，曾引用左宗棠部下杨昌浚所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多次去新疆，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
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
湖南人从古至今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
清朝的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所以，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他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他父亲站在水田边，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他，话也很简单：“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他深受震动，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当年苦于条件所限，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聘塾师、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内，“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尤其是在洞庭湖一带，更是文化昌明，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那里去教书。
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起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名列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湘学报》名满海内，陈宝箴功不可没。其人虽仕途蹇涩，但家族文脉却绵延不绝。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之一。
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却和湖南渊源甚深，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当时陶铸（湖南祁阳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寅恪的尊敬和爱护，时常到中大去访谈，嘱托有关方面给陈寅恪以照顾。由于陈寅恪当时已双目损坏，陶铸亲自关心陈寅恪的助手配备情况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分吧。
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的机会。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国家、天下、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开始挂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
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的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后，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当然，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俊杰，并非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两湖分治，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除了行政分开之外，更主要的是科举录取分开，这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
在此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不分南北，这对于广大的湖南考生来说简直是噩耗：相当于把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并且考场设在湖北武汉，湖南考生要想前往则有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涛不测，所以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分闱之后，湖南近两百年间人才辈出，星光璀璨，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曾明确指出：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者也。
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那么在他去世二十一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南近代史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出生。
十七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且不说诗本身的好坏，但这是一首典型的立志诗，湖南人经世致用、壮怀激烈的精神特质已经在其中有所体现。
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自己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慨叹。
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拿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编写的“行军歌”对照，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天下者代不乏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
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和军事才华，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
在国共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正面对决。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但他更多学的是私德，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更深刻地学到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
从1853年曾国藩建湘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不到百年，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涌现出的一大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境内所仅见。
如今大家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对外中心上海、广州，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完全够格来讲述近代中国的百年风流。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