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真正入“局”，始于秦、汉。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江西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但其发展水平与中原差距极大。此外，这里水网密布、地形复杂，又属于百越之地，与中原地区文化特征迥异。春秋时期，这里处于吴、越、楚争霸的交界地带，各诸侯国都选择以羁縻的形式实现表面上的统治。尤其是今江西南部赣州地区，因往来成本太高，楚王连赋税都懒得收，那里偶尔送点当地的新奇特产充当贡品即可，可以说是长期处于蛮荒状态。

秦征百越是江西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契机。刚健昂扬、视开疆拓土为昭昭天命的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后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南方。赣南是继续向南征战的战略要地，大军于此集结，分五路征伐岭南。江西省境的轮廓，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才隐约显现出来的。

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在垓下取得楚汉争霸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派大将灌婴率兵平定江南的“吴、豫章、会稽郡”。灌婴渡江南下后，在一片草泽中开辟荒地，修筑灌婴城以“昌大南疆”——这也是“南昌”的由来。以南昌为郡治的豫章郡也随之设立，赣鄱大地被正式纳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图。

即便已经入“局”，终汉一朝，豫章只算是一个“边鄙小郡”，寂寂无声，既少封将拜相之达官，亦乏读经立说之雅士，呈现出人文落后之局面。前两年发掘的西汉初期的海昏侯墓（海昏是豫章郡一县名）纵然繁华奢靡，但更从侧面说明，对于政治、经济中心完全在北方的西汉帝国而言，江西算是一个安置政治失败者的边缘之地。

唯有柴桑（今九江）得地利之厚，开风气之先，在三国时期作为东吴的江防要塞火了一把。除此而外，今江西其余地区依旧无足轻重，只能算是提供钱粮、人丁的属地而已。

这样的尴尬处境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终于迎来了时局的第二次垂青——“衣冠南渡”。

从上古至西晋末年，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汉文化核心地带，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南方。这种格局在晋怀帝永嘉年间初步改变。由于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晋朝从洛阳迁都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即所谓的“衣冠南渡”。内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从晋、豫等中原地区迁至鄂、皖、赣长江两岸，远者抵达赣江流域。

自此之后，由于战乱、饥荒和王权更换的原因，中原地区的人民陆续辗转南迁。

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后，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并融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终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客家。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客家选择江西作为中转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拓土，而是躲避战乱，所以，沿水路而下的中原士民，刻意寻找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地区；同时，为了避免在未站稳脚跟之前与原住民发生新的冲突，他们干脆躲到了无人生活的山区或官家难至的行政交界地带。可以说，客家迁徙是一个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而江西恰好符合这一特征。

今天被称为客家故乡的赣南地区，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西与湖南郴州隔山对望，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叠嶂的群山使它与周边地区分割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又有助于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独特的民系个性。

相辅相成，在江西的发展过程中，客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孵化作用。世家大姓入赣，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和文化，也带来了开发山区所需要的劳动力，加速了江西的开发进程。同时，相较于先前定都北方的全国性政权，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偏居南隅，使得江西从边缘小郡一跃成为军事要冲、经济重地，地位大为提高，也为其日后的盛况打下基础。